“老总，啥子时候开饭呐？”
团长看着眼前这些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所谓“新兵”，还没开始训练就嚷嚷着要吃饭，心里估计很懊糟。他兴许不能想象，这就是接下来自己要带的兵。他是一个团长，带的这个团被戏称为“炮灰团”，正式的名称，则是叫川军团！
这就是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一个让人尴尬的镜头。团长龙文章号称军事天才，却从头至尾带着不超过二十个人搞小分队活动，后边那一个团的兵力根本指望不上。这，也确实是当时川军的一个真实写照。
川军，是民国时期四川军阀的一个总称。清朝末年，清政府一度在四川编练新军，让闭塞的巴蜀大地见到了新军事的影子。后来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原大混战，四川地区则一直处在小混战之中。据统计，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民国二十一年截止，四川的大小战争居然发生过470次，当真让人瞠目结舌。由此可见，川军的底蕴之混乱。
除了乱之外，由于和云南等罂粟种植地距离较近，四川军阀普遍以贩卖鸦片为发财手段。所以川军们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恶习，故此有了“双枪军”的恶称（一手拿洋枪，一手拿烟枪）。再加上军纪普遍涣散，川军的战斗力非常低下。后来虽然军阀刘湘击败了所有对手，在四川一家独大，但大部分川军仍然不见起色。
不过，也有例外。在后来川军的历史上，还真有那么几个人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这几位将军都是冲锋陷阵、痛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今天，我们就来说其中的一个。
郭勋祺，就是川军中的一个绝对的“另类”。他1895年出生，1912年参加了入藏征战的部队，从此走入军旅，后辗转返回四川。他有两个气势截然相反的外号：由于作战勇猛，他获得了一个霸气的外号——莽娃；又因为他长得圆头圆脑，又得了一个外号——大熊猫。由此可以想象，郭勋祺应该是个在战场上不要命、战场下却非常随和的人。
说起来，郭勋祺和我党还是有相当渊源的。他从1925年开始，就开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部活动，和刘伯承、陈毅、杨暗公（后来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哥哥）都有很深的接触。1927年，重庆爆发“三三一”惨案，他还掩护过部分学生和革命人士的撤退和转移。他的动向，甚至引起了川军首领刘湘的怀疑，一度将其调离军队。在这种打击下，郭勋祺最后没能走上革命道路。
遗憾的是，郭勋祺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之战，居然是和当初接触密切的共产党军队之间爆发的。不过从军事角度上讲，这一仗他确实打得不错。甚至多年后人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这一仗是毛主席军事生涯中罕见的败仗。
1934年秋冬时节，红军在错误的军事指挥下损失惨重，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分三路进击川南，想要夺取当地的土城、赤水地区，之后从宜宾和泸州中间进行穿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和。而蒋介石则严令刘湘，派出三个师，进入贵州阻击红军。
不过，刘湘对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度有限，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军队损耗在帮助蒋介石上面。于是一开始他就想应付一下，只派出1个旅。后来蒋介石派人监督，刘湘才不得已又追加了2个旅。为了体现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他派出了首席大将郭勋祺来带队。不过，他却在临行之前对郭勋祺耳语了一番，郭勋祺会意，表示自己已经明白了。
1月28日，郭勋祺带领着足足6个团的兵力，与彭德怀、董振堂率领的红3团和红5团发生了遭遇战，土城战役正式打响。由于情报失误，彭、董二人对敌人兵力估计不足，从战役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郭勋祺打得兴起，亲自带领第9团和特务营、机炮营猛攻，很快就攻破了红5军团阵地，向土城步步紧逼。
坐镇白马山总指挥部的毛主席在明了敌情后，立刻命令驻守赤水的红一军团回援，朱老总也掏出手枪，亲自冲上了前线。红军士气高涨，和川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但是仍然渐渐不支。关键时刻，陈赓带领红军干部团发起反击，终于稳定了阵线。毛主席在山上用望远镜观察战场局势，看情势好转，不禁高兴地说：“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不过很快，郭勋祺也获得了重兵增援，再次向土城扑来。经过研究，毛主席不得不放弃原先的战略构想，从浑溪口、蔡家沱等地渡过赤水河。著名的“四渡赤水”，正是由此拉开了序幕。
不过进入土城的郭勋祺，却不慌不忙地开始了休整，没有丝毫追击的意思。即使后来做了做追击的样子，却和红军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一天左右。后来红军进入云南，他随即带队返回四川。原来在他出发前，刘湘对他单独的嘱咐居然是“若红军无渡江之意，切莫硬仗堵截，若有渡江之意，虚张声势牵制即可。”既然长官有令，郭勋祺自然没必要穷追猛打。更何况，他的心中也一直对共产党有着一种信仰上的亲近感。
1935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同意北上方针，执意南下进攻四川，结果在百丈关镇也遭遇了强硬的郭勋祺。经过了18个昼夜的激战，红军虽有斩获，但始终无法击败敌人，最后不得不在牺牲了4万人的情况下，选择了撤退。
对垒红军的数次战功，让郭勋祺在蒋介石那里都挂了名号。在1936年——1937年的川康整军之后，郭勋祺升任144师师长，旋即带兵出川，参加抗日战争。这是他的一段光辉岁月，也对日后他个人的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1937年11月，郭勋祺率领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川军战斗力不强已经是世所共知，嚣张的日军更是看不起他们，部署上并不紧密。郭勋祺察觉这一点后，与146师师长刘兆黎合作，设下了诱敌深入之计。11月27日，郭勋祺主动承担诱敌任务，佯攻敌人后故意败退。数百名日军很轻率地进行追击，结果在沙岭山沟中落入了包围圈。在震天动地的炮声中，郭勋祺扭身杀回，与敌人短兵相接。激战中，郭勋祺越打越兴奋，高声喊着“要抓几个日本人回来看看”，然后带领着几个人冲出指挥所。但是在穿越公路时，被敌人的枪弹击中了大腿，立刻血流如注。即使如此，郭勋祺仍然拒绝撤退，留在原地继续指挥，直到第二天友军到来。后来他进入医院才发现，伤口已经感染化脓，再晚一步恐怕有截肢的危险。
即使如此，这只强悍的“大熊猫”仍然没有感觉到畏惧，反而更加渴望战斗。1938年春天，他伤愈出院，随即升任五十军军长，下辖144师、145师、新7师，实力更加雄厚。
这一时期，郭勋祺的军部设在皖南的青阳木镇，与新四军军部相隔仅50公里。一天，陈毅以老朋友的身份来拜访郭勋祺，两人彻夜长谈。郭勋祺对陈毅大谈民族解放，陈毅则对他大谈统一战线，两人可谓相见恨晚。经过了三四天的深入交流，郭勋祺深埋心底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复苏。五十军和新四军随即开始配合作战，共同生存。
1938年春，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爆发，日本侵略者陷入苦战。此时，驻扎芜湖的日军6师团（师团长就是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罪人谷寿夫）奉命增援。郭勋祺看到战机，立刻通知新四军，希望两部可以来一次协同作战。商议之后，双方的战略部署为：郭勋祺部144师正面猛攻芜湖以南的点湾沚；新7师、145师则分别佯攻芜湖及以南的宣城；新四军方面，谭震林带领第3支队，在湾沚附近设伏，准备对敌人的前出之敌进行打击。
战斗开始，芜湖日军凭着雄厚的实力，一面应付144师的正面进攻，一面派兵出湾沚增援宣城。当敌援军行至交通要道卡子口，突然遭遇新四军第3支队的迎头痛击，刹那间被打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之际，只能逃回芜湖固守。增援台儿庄一事，自然告吹。虽然郭勋祺没有直接参与台儿庄战役，但是有效地牵制了外围敌人，因此也算是为了这场伟大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事后，郭勋祺的一个举动，让新四军欣喜不已——他拿出了3万发子弹和1000套军装，当做酬劳送给了新四军。这对物资紧缺的新四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于是慢慢的两军就有了一种新的生存模式：新四军协同郭勋祺作战，郭勋祺提供新四军物资，两部相得益彰，将这一区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营得风生水起。
但是蒋介石却不允许任何国民党将领和共产党军队有太过紧密的交集，哪怕是川军这样的杂牌军。郭勋祺身边，也有蒋介石安排下的“监军”。此人名叫陈去惑，当时任五十军政治部主任。此人是个绝对的“顽固派”，上任伊始便对军内的进步将士举起了屠刀，制造了不少事端。郭勋祺的“亲共”行为，自然也被他上报给了蒋介石。于是在抗战最要紧的1939年，郭勋祺被以“作战不力”的罪名撤去军职，送回重庆软禁。接到命令的郭勋祺仰天长叹:"我一片抗日救国的雄心，就这样被无辜断送了。"
在之后的抗战岁月，这位川军名将没能再走上战场，亲手捍卫民族的独立。他先是被安排进入陆军大学学习，之后又在军政部担任闲职，生活过得无聊透顶。不过受到郭勋祺感召的川军，则又陆续出了几个抗战名将，比如李家钰、张宣武、范绍增等人。在他们的带领下，川军逐渐摆脱了“双枪兵”的恶名，成了抗战中一直重要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郭勋祺继续被束之高阁，直到1948年才复出。不过此时的他，对于内战毫无兴趣，所以在当年7月，他被中原野战军俘获，随即和刘伯承、陈毅等老朋友恢复了联系。之后，他主动要求回四川搞策反工作。当时的四川纷乱异常，各个将领左右摇摆，郭勋祺的出现，坚定了不少人起义的决心。后来成都得以和平解放，郭勋祺同样功勋不小。建国之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直至1959年病逝于成都。
纵观郭勋祺的一生，虽然他出身于较为偏远的川藏地区，但是深明大义，思想先进，是当时国民党将领中的典范。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国的战歌》中就写道：“郭勋祺将军代表现代化倾向。在军内，他是一个最为进步，头脑开明，具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人。我们曾彻夜交谈，那不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也不像军人和老百姓，而是两个追求自由、进步和新的自由的朋友之间的谈话。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志士。”而毛主席也对他曾经在土城战役中击败自己一事津津乐道，显示出十足的尊重。可见，人不分出身，只要心中装着民族，并愿意为民族而努力，他就能获得所有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