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是忘记不了的，那都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回忆。见过杨伯恺慈祥和蔼的眼光和微带笑容的面孔，我就感到自己的斗争，是得到了党和同志们的支持的。”
在自己的晚年，地下党员朱君友在回忆“十二桥大惨案”时，曾经发出了如上的感慨。那次事件，牺牲了很多同志，但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对此，他经常感到不安，感到相比于其他的同志，他做得太少了。
但其实，朱君友的幸存，也并非一帆风顺。当初毛人凤签发的枪决命令中，也有他的名字在。但是在临行刑之前，突然来了两个国民党中的大特务，将他给救走了。那么，朱君友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又或者用了什么特别的手段，才能逃出生天的呢？这还要从“十二桥大惨案”说起。
在风云激荡的1949年，全国的战争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已经在江北解决掉全部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解放军，以平推之势渡过长江，对江南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碾压似的打击。到了这一年的冬天，除了西南一隅，他们在中国大陆已经无处安身。而就是这西南一隅，也是朝不保夕。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保密局开始执行一项罪恶的命令：将所有被囚禁起来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爱国志士、革命青年全部集中起来，秘密处死！
一时间，一场隐秘的屠杀开始了。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等秘密关押地点，全都传来了罪恶的枪声。大批党员和爱国者，死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
12月初，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人，乘坐飞机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刚一到达，他们就秘密召集军统蓉城站的几位高级特务，商讨如何处理被看押在“将军衙门”，也就是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看守所内的32名政治犯。这32人的名单中，就有朱君友。
其实，说是商讨，其实就是下令。毛人凤很快签发命令，把所有政治犯全部送到成都郊外的西十二桥，进行秘密处决。
12月7日晚上，军统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率领武装人员，将政治犯们押上刑车，来到了行刑地点。他让人用刺刀和手枪，对所有人进行了惨无人道地虐杀。之后，他借着这里在抗战时期修建的防空壕，将所有烈士的遗体草草掩埋。第二天早晨6时，他回到成都，向毛人凤复命。
但需要注意的是，被杀害的人是31人，而不是32人。有一个人，和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他就是朱君友。而他之所以能逃脱，和他的身份有着很大的关系。
朱君友是成都本地人，1917年出生。他不是无产者，而是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里。他的祖父是当地的巨富，有“朱财神”、“朱半城”等等外号。不过，他并非穷凶极恶之人，相反却乐善好施，广结善缘。
在祖父的影响下，朱君友虽然生于豪富之家，但却能洁身自好，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他的思想意识境界，慢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1938年，朱君友上中学了。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成都市几乎每一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朱君友参加了一个叫做“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的组织，并且担任领导。在这个组织中，他接触到了一些共产党员，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信仰。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而朱君友也成功地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这之后，他加入中国民盟，成为了民盟27区分部的财务工作负责人。但是，在这层保护伞下，朱君友还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他不是那种打入敌人内部获取高级情报的卧底人员，而是一个把控宏观局势的外围情报人员。每天晚上，他都会仔细收听国民党政府的广播和外国的华语广播，从中理清情报脉络，汇总成言之有物的资料，第二天在外出工作的路上，交给前来传递情报的交通员。
像他这样的外围情报员，如果没有叛徒出卖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意外，让朱君友锒铛入狱。
1949年下半年，解放大军已经成功过江，开始横扫江南。国民党一方为了尽量拖延自己的失败时间，开始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大肆镇压地下革命活动。几乎每一天，都有特务和暗哨在街上游动，看见可疑的路人就强行盘查，有任何疑点便会将其逮捕。
有一天，朱君友像往常一样，怀里揣着情报和一些进步书刊、传单，准备到街上交给交通员。可谁知，突然就有特务走了过来，强行对他搜身。结果，他身上的东西全被翻了出来。特务们立刻对他施行了抓捕，将其关押在位于玉带桥的稽查处看守所。
这时候的特务们，犹如惊弓之鸟，每个人都想着捞上一笔钱回家。对于那些可以让自己“领赏”的有嫌疑的人，他们本着“宁错杀，勿错放”的原则，拷打得更加严酷。朱君友这个从小没怎么受过苦的少爷，被他们一顿拷打，立刻变得皮开肉绽，浑身浴血。但是，朱君友的信仰坚定程度，却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不管身上的痛苦有多少，他始终守口如瓶。
在监狱里的朱君友，在肉体上无疑是痛苦的，但是在精神上却又是快乐的。他认识了从事工运工作的地下党廖成林、“川西解放组”的刘仲宣、云龙等人。大家互相鼓励，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特务们看朱君友实在难缠，于是便将他转入到了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让那里的审讯人员接手。但是，随着解放大军的步步靠近，这些审讯人员也不得不给自己找一条后路，拷打的凶猛程度反倒有所下降。
然而，这种相对的平静，却隐藏着惊涛骇浪。终于在1949年12月初，随着毛人凤的命令，大量的地下党员和革命人士被叫出了监牢，踏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当特务念到朱君友的名字时，他显得很平静。死亡既然无可避免，那就不如坦然面对，为自己的信仰写下一个光辉的注脚。朱君友走出牢门，将自己的一些衣服收拾了一下，送给了狱友徐孟生。在经过杨伯恺、王伯高两位同志的牢房时，他回过头来，向对方依依不舍地互望了一眼。杨伯恺、王伯高两人，用手搭着铁栏杆，向朱君友投来了鼓励的目光。
就在朱君友准备慷慨赴死的时候，一切却又出现了转机。他被看守带着，走过了一条幽暗的甬道，然后就来到了监狱门口。在这里，等待他的不是特务们的手枪和开往西十二桥的汽车，而是他的大舅子杨夷甫，和杨夷甫的表弟徐中齐。在朱君友疑惑之际，两个人快步走上去，将他带到了一辆事先准备好的小轿车里。朱君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脱险了。
原来，情况是这样的：杨夷甫的父亲名叫杨维，是中国最早的革命者之一。他曾经在成都组织过起义，还为此身陷囹圄，因此成了“成都六君子”之一。
有这样声望显赫的父亲，杨夷甫在国民党内部也是一路通畅。虽然，他始终与权力核心无缘，但是仍然被提拔到了国民党四川省行辕的上校秘书的职位，也算是一个特务了。他善于交际，平时和妹夫朱君友关系很好，也能和上面说得上话。
在得知朱君友被捕后，杨夷甫就开始上下活动，拿出十根金条来，换得了军统内部的松动。有个行刑者表示，可以对朱君友网开一面，但是为了避免麻烦，却不能释放。如果他想要重获自由，就得自己想办法。
杨夷甫得到了上面的承诺后，便开始活动。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中下层的特务头子徐中齐。徐中齐是杨夷甫的表弟，平时也见过朱君友，对他印象不错，确实也想救他。再加上徐中齐如今的这个职位，是杨夷甫的父亲提拔上来的，所以他决定投桃报李，帮助朱君友走出监狱。
于是，在去往西十二桥的前夜，朱君友被放出了监狱。这之后，他回家躲了一段时间，直到成都解放才敢出来。但是，另外的31名同志却没有这样的幸运，最终惨遭敌人的杀害。
“十二桥惨案”的20天以后，成都顺利解放。解放军军管会的干部，将十二桥烈士的遗体挖出，重新入殓，重新下葬。1950年1月19日，成都市军民人员为十二桥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和追悼会，现场有千余人参加。
全国解放后，朱君友因为自己的出身问题，以及曾经被国民党当局释放的情况，受到了审查，待遇一度很不公平。但是在1987年，他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名誉和待遇也全部恢复了。在谈到当年那段岁月时，朱君友感慨地说：“我觉得自己虽然能够活命，但那么多人都牺牲了，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作为一名幸存者，永远怀念那些死难的烈士们。他们已永远长眠在‘十二桥烈士陵园’。我和他们相比，虽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老一辈革命者，之所以能够屡屡给我们精神上的震撼，其原因就是两个字：超越！他们那种纯粹到超越了物质甚至生死的信仰，是最值得人们钦佩和继承的。在现在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里，我们很有可能迷失在财富之中。只有更多的学习英雄，提倡英雄，将英雄的信仰重新竖立起来，才能度过一切难关，完成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