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随着收音机中那个低沉的声音传出，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而中国则沸腾了！人们跑上街头奔走相告，景象远比过年还要热闹。经过了1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英雄的中华儿女击败了强大的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然而，此时的日本侵略者，却陷入了沉默与疯狂两种状态。早就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一众顽固军人们，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以自虐和自杀来宣泄自己的不满。而另一些人则垂头丧气，无奈地接受自己失败的现实。当然，一些老奸巨猾的侵略者，冷眼旁观着中国的局势，希望能看到机会，东山再起。
芷江投降的尴尬
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希望，来自国民党政府当局。就在此前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多次反共高潮，打击目标直指友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反共高潮中，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我党的克制态度，一度让蒋介石有恃无恐，结果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最后在乘飞机返回延安时不幸死于空难。八路军、新四军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多次击败阎锡山、韩德勤等顽固派排头兵，维护了我党的权益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共两党的矛盾，正是日本侵略者看到了机会：虽然明面上，中国是一致对外的，但是实际上，真正一心抗日的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蒋介石集团及很多国民党地方部队是可以拉拢的。所以在抗战后期，中国出现了所谓“降将如云，降兵如雨”的现象，大量国民党部队都成了伪军。这虽然不足以改变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命运，但是仍然让中国的抗战形势一度恶化。
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立刻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去所谓“电令”，其中的一些条款十分诡异：“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本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这两条是最为显眼的，也是最为诡异的。按照惯例，投降部队的指挥官可以向当前的任何战胜国指挥官投降，完全没有必要颠颠地跑去一处集中，统一投降同一位战胜国指挥官；另外，也没听说过那个战败国的军队，可以保有自己的武器，并且负责维持治安的。
其实，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蒋介石的电令，要的就是垄断受降权，让日军只能对自己投降。这一招针对的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蒋介石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日军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这不仅是脸面问题，还牵扯到武器的交接。一旦日军的武器落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手中，日后蒋介石想要打内战必然更加困难。
1945年8月21日，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在盟军飞机的监护下，前往湖南芷江，具体讨论投降仪式的安排。但出乎意料的是，这8个日军“降使”不但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还从国民党的官员们身上看到了一丝卑微。据后来一些日军当事人回忆，国民党接待人员私下里非常“客气”，似乎唯恐日本代表在细节上有所纠缠。虽然“芷江投降”确实是标志中国抗战胜利的大事，但在一些细节上，也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底气不足。
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有了蒋介石“电令”的撑腰，很多日伪军的态度变得非常强硬。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华中地区的侵略者大部分被新四军、八路军的根据地包围，原本应该是向我军投降的。可如今，他们不仅没有投降的意思，反而继续作威作福，危害中国百姓。迫于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多次战役，向日伪军发动反攻，收复本来就属于我们的土地。八路军在华北、太行山一线收复了不少土地，而新四军也先后解放了淮阴、淮安、盐城盐城等地。
后来，在山西的日军得到了军阀阎锡山的庇护，日子过得比失败之前还好。而在华中地区的日军，却仅剩了高邮一座孤城。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仍然奢望着中国政局变化可能会带来的侥幸。
说起来，此时高邮城内的日军，实力还真的是比较强。在投降伊始，原驻扎在扬州的日军便被调进了高邮城。如今，城内已经有了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两个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共1100余人。此外，还有伪第二方面军、第四十二师及伪县保安大队、警察大队，共计5000余人，另外还有其他伪军几千人。再加上高邮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城高池深，有着很强的地利。
1945年12月中旬，高邮守敌又被打了一针强心剂。国民党第二十五军进占扬州后，为了利用高邮日伪军的力量吸引我军注意力，制造进犯解放区的机会，竟然命令高邮日伪军不得擅自弃城！让战败国军队不得从自己的国土上撤离，这不但在中国，就算放眼世界军事史，也是一个奇葩的命令！
就在此时，在高邮周围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新四军，给孤城内的守敌发出了最后通牒。觉得自己有了靠山，高邮日伪军更加骄横，不但对通牒置之不理，还扬言要“北攻宝应，收复失地”。
粟裕发起高邮战役
为了打击敌人，更为了自己的生存，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不得不考虑发起一次大型战役，彻底解决高邮这根“肉中刺”。粟裕先后三次致电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从各方面分析了战役的利弊和自己的胜算。虽然此时华中新四军主力仍然承担着破击津浦路的任务，但是最终军部仍然支持了粟裕，同意发动高邮战役。
高邮战役的进程，可以说十分有粟裕的特色：侵略如火，不动如山，层次分明。按照他的部署，战役的第一阶段，先打掉高邮的外围接应点邵伯镇，并以邵伯为核心打援，消耗敌人兵力；之后再集中所有兵力，对高邮城发动总攻。
1945年12月19日夜，解放邵伯镇的战斗打响。新四军7纵、8纵一部加上地方武装，在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对日伪军的据点发动突袭，而粟裕自己则直接坐镇前线指挥所亲自指挥。开战不久，敌人便被压缩到了邵伯北侧。粟裕立即命令指挥部前移至邵伯镇内，集中所有火力，从北、东、西三面进攻，留出南面给敌人逃跑。敌人果然中计，从城南侧撤退，结果掉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基本被全歼。同时，外围战役也打响了，沿着扬泰线，共有16个日伪军据点被拔除。随后，敌人的援军也被击败。这一战，共歼灭日军100多人，伪军4000多人。高邮之敌的战力，可以说折损大半。
邵伯之战刚刚胜利，粟裕便连夜赶到了高邮前线，与8纵司令陶勇会合。22日凌晨，粟裕亲自视察地形，发现高邮城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坚城，城高池深，城墙厚重，而且在外围，敌人已经修筑了无数的碉堡和工事。尤其是城东，更是日军的重兵所在，火力凶猛。
略一思索，粟裕计上心来。既然敌人的防御重点放在城东，那就给他一个从城东主攻的假象，让一部分部队在此佯攻，吸引敌人火力。而主力部队，则迂回到其他几个门发动进攻，出奇制胜。
为了抵消敌人的火力，粟裕还命令部队修筑了一种十分特别的工事：利用夜晚时间靠近至城墙数十米的位置，然后用草袋、麻袋堆成高过城墙或与城墙等高的半月形堡垒，在上面设置火力点，压制敌人。
一切准备停当，粟裕仍然不着急进攻，而是派人放起了风筝。这当然不是战斗之余的陶冶情操，而是我军的宣传攻势。风筝上面，都拴着传单，只要到了高邮上空就往下撒。日伪军们捡起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几行打油诗：“天寒地冻破衣裳，你为谁人守城墙？不如出得城头来，弃暗投明求解放！”就是这几个风筝和一首诗，直接瓦解了守城敌人的军心。
1949年12月25日晚，总攻开始。当新四军架着云梯，攀登上城楼的时候，守城的伪军早就已经无心恋战，外围城墙很快就被拿下。虽然因为日军的严令，他们发起过几次反击，但均被新四军击败。26日凌晨，新四军已经攻入日军指挥部。8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以受降代表的身份，带领着全副武装的新四军警卫排，大踏步地走进了日军司令部。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的岩崎大佐已经是噤若寒蝉，害怕得不敢抬头。
庄严受降
随即，韩念龙对岩崎大佐下达命令，让他传令各部，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地向新四军投降！岩崎仍然想耍小聪明，说自己的部队要去南京和其他部队会合，一路上没有武器不安全，希望能保留轻武器。韩念龙冷冷一笑，立刻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从日军宣布投降开始，他们在中国已经不享有任何权力，容他们嚣张了这么久已经是法外开恩。到此时他们还想拿着武器撤退，简直是做梦！
岩崎直到大势已去，只得解下自己的指挥刀，端正地放在桌子上，表示彻底臣服。
随即，在高邮城内的“洪部”大厅内，庄严的受降仪式开始了，这是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只见敌人指挥官岩崎大佐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需、军械登记册，垂头丧气的交给了韩念龙，然后推至一旁。随即，一大群日军军官走上前来，一一接受了放下武器的命令。之后，韩念龙向日军军官宣布了三个条款：一、凡已经投降的日军官兵，各回原处待命。为了自身安全考虑，活动范围限于驻地院内，不得外出；二、凡战死的日军官兵，准许按日本国的习俗予以火化，并将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三、凡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
整个受降仪式隆重而庄严，新四军士兵意气风发，展现了良好的风貌。人群中，一个中等个子、脸庞消瘦的人，穿着一件普通军装，默默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受降仪式结束后，他缓步跟在人群之后，悄悄地走出“洪部”大厅，回到了野战军司令部。此人，正是高邮战役的发起者和终结者——粟裕。
高邮战役，可以算是新四军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战果可谓辉煌。战役中共俘虏日军892人，是抗日战争以来，新四军、八路军一次性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此外，还有8000多伪军被歼灭，从扬州来援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被打得不轻。武器方面，缴获各式火炮80余门，枪6000余支，弹药不计其数。
这场胜利，让沦陷了6年之久的高邮城，又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更让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多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型而又完整的华中解放区。国民党沿运河北上分割华中的战略企图，被彻底挫败。粟裕这颗冉冉升起的将星，已经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