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的一次生死存亡之战。14年间，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随着战争的扩大，贫瘠的日本也无法支撑战争的消耗，于是就想出了一些别的方式来破坏中国。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就曾经实施了一项自认为“效果很好”的打击方式，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时间回到1937年7月7日。这一天，日军闯入中国军队驻地，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由此爆发。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日本特务机构也收到了来自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的密令：配合军事行动，伺机破坏国民政府的经济。一时间，破坏工厂、破坏金融、破坏矿产等活动此起彼伏，但是没有达到日军高层的期望值。
1938年底，日本侵略的高峰期慢慢过去，日军战略资源和兵员渐渐枯竭，双方陷入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此时，一个日军少佐的“天才”想法，让中日双方在另一个领域的战争正式打响。
这位陆军少佐，名叫山本宪藏，本来是隶属陆军行政本部的武器专家。此人在东北多年，对中国的货币制度有着非常详尽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货币十分混乱，日本只要发动相应的“货币战争”，可以达到击垮国民政府经济的目的。
国民政府的货币确实混乱。军阀混战期间，除了银元、金条等硬通货之外，每个大帅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发行货币。这些货币互相没有兑换机制，谁也说不清奉系的货币能不能在直系的地盘上使用。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其他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这种货币，就是著名的法币。法币是银本位币，汇率与英镑挂钩，1元法币等于22.5便士。这种统一的货币推广之后，从上海的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原本日本人为了推行满蒙自治，用金银换取了为数不少的地区货币。法币登场之后，日本人手中的地方货币变成了废纸，当年的经济战略布局被打得稀烂。
不过，这种法币的印刷，却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太低而无法自己完成。印刷工作，是交由英美的公司来完成的。这些钞票的防伪设置比较简单，仅仅是水印和暗记。山本宪藏在仔细研究之下，发现“实施伪造不困难”，现在的日本印刷设备完全可以仿冒印刷。而中国民众的防伪钞意识不强，通过伪造货币的手法扰乱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完全可是实施的方法！
山本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并很快得到了陆军省的认可。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达命令，批准伪造中国法币。这个计划还有个秘密代号，叫做“杉工作”。而专门负责“杉工作”的部门，就叫做“杉机构”。
计划实施之后，山本宪藏被调出参谋本部，到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杉工作”。1939年，曾就职于关东军参谋本部的阪田诚盛以名义，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专门对中国实施经济战。
尽管一切看似准备就绪，但是山本宪藏还是出了错。他最先仿制的对象，是5元面额的法币。当他们印出了几十万伪币运往中国后，发现这种面额的法币早就已经退出了流通市场。日本人费尽心思的“产品”，没上市就已过时，山本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斥责！
山本宪藏挨骂之后，变得更加疯狂。他开始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货币，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为了“发行”伪币，日本商社在沦陷区把真假法币混在一起使用。这些商社中就有著名的“梅机关”。他们的做法，确实破坏了中国的金融秩序，并且成为他们抢购物资的一种重要手段。逃亡香港的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就曾经上当，帮着日本人，用伪币从香港购买了过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伪币的印刷进入了一个小高潮。1941年12月，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在香港的造币厂，得到了一批印刷机、法币编码和半成品纸钞。1942年下半年，日本在南洋截获了约20亿元中国法币半成品；不久，德国海军截获了一艘美国商船，上边有美国印刷的半成品法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手里买回了这批半成品，通过研究，获得了法币印刷的全部技术秘密。此后，日本的伪币印刷进入了爆发期，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在世界假币制造历史中，也算是首屈一指。
后来，法币的流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币原本是由英美印刷出来，经过香港运输回国的。可由于日本对东南亚的疯狂进攻，原先中国运回法币的道路被截断。国民政府迫不得已，只能自己想办法印刷。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要设计出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在重庆建厂来印制钞票。1941年，重庆财政部对法币进行了一次大改版，日本原先的很多努力化为了泡影。
相对于法币的改版，更严重的情况是疯狂的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而日本印刷的伪币大部分为小面额，这在当时的中国连废纸都不如。伪币的印刷成本超过了收到的成效，这让山本宪藏始料不及。日本的所谓“经济战”，在国民政府自杀式的经济政策下，被打得连渣都不剩。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假币战”，也实施了反制策略。在一番运作下，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协议，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对策顺利成功，国民政府花费重金，从美国购买了相应纸张和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全国各界的精英，在歌乐山研究日本货币的仿制。
当然，直接仿制日元是很难的。除了工艺之外，中国还没有日元印刷所用的特殊植物纤维。国民政府的仿制目标，是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各种伪政府货币和军用票。
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的很多高官也都是些两面派。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就是军统获得沦陷区展开假币攻势的最大助力。几年间，他给军统局的头头戴笠提供了各种货币纸样和印版。用这些资源，歌乐山的仿制工厂开足马力，印制了总数多达15000多箱的“伪伪币”。
由于直接获得了印版，歌乐山印刷的“伪伪币”与沦陷区发行的真伪币没有任何差别，即使日本专家也分辨不出来。军统局将成品至江西上饶，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汪伪政权的控制区域。国民政府用这种方式，轻易地套购到了大量紧俏物资，包括黄金、棉纱、布匹等。日本沦陷区脆弱的金融市场，也被打击得越发低迷。日本的“伪币”战，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