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了这场战争，已经牺牲了太多战士，流了太多的血，他们都是中国的好儿女啊！目前全国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和平解放新疆，减少牺牲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出路。”
1949年9月，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对手下旅长以上的所有军官，动情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这话是他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的9月25日，陶峙岳将军便通电起义了。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也以一个和平的方式，回到了人民手中。
开国大典之后，解放军第一兵团的司令员王震将军接到命令，准备率领所部第2军、第6军进入新疆。这次进军，创造了解放军的一个历史：几万部队，分乘一千一百多辆汽车，还有45架运输机，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新疆。
为何要强调速度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新疆地区的局势并不稳定。
陶峙岳虽然是新疆的警备司令，但是他的手下，却大部分是黄埔系军官。这些人起义之前，便多方阻挠，甚至计划发起叛乱。虽然后来在陶峙岳将军和地下党的努力下，他们没能得逞，但是一些地方部队仍然蠢蠢欲动。此外，新疆还有一些土匪和部落势力，他们对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认识，也经常会干出些出格的事。
事后证明，快速的调动部队是十分正确的。王震的部队刚刚落地，便接到了报告：国民党整编第78师178旅533团发动叛乱，此时正在哈密市打砸抢烧。解放军被迫在鞍马劳顿的状态下，举兵平叛。
平叛本身很顺利，解放军兵锋所指，叛军纷纷投降。即使有不投降的，他们也打不过士气正盛的解放军。但是问题就是，新疆太大了，叛乱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搞得战士们疲惫不堪。后来经过调查，情报人员发现了一切叛乱的幕后主使——美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
马克南其人，颇具传奇色彩。他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一个语言天才，几乎是在旬月之内就能掌握一门全新的外语。什么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他都是信手拈来。
对于这样的人才，美国中央情报局自然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训练后，马克南成了一名合格的间谍。解放前夕，马克南以副领事的身份，来到了新疆迪化。他此行的目的，是监视苏联的一举一动。上任不久，他的语言能力再度得到证明，他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俄语和中文。
可以想象，美国人在中国即将解放的时候，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马克南上任伊始，便通过一个叫周妍的女人，和新疆的地方势力展开了合作。他曾经在一顶帐篷内，召开了一个以土匪头子为主的作战会议。他信口雌黄，说蒋介石已经无力管理新疆，只要赶走了解放军，新疆就由这些土匪头子瓜分。在他的撺掇下，新疆的土匪头子们兴奋异常，好像自己真成了一方霸主。
马克南的那个联络人周妍，是个远近闻名的美女。她既是新疆保安副司令尧乐博斯的小妾，也是个军统特务。同时，她还和马克南关系暧昧，生活极为糜烂。在她的穿针引线下，马克南和尧乐博斯、乌斯满等新疆当地的势力集团互相勾结，发动了很多地方的叛乱。
乌斯满这个人，在新疆当地也是大名鼎鼎。他是个地方武装的首领，以强悍著称。他曾经带兵参加过中蒙北塔山之战，亲手砍下过侵略者的人头。那一战之后，乌斯满声名鹊起，成了“民族英雄”。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经通过一个秘密电台，任命乌斯满为“总司令”，指使他招降纳叛，对抗解放军。乌斯满也确有本事，很快就发展起一支七千多人的部队。他们到处劫掠，无恶不作，成了我党我军的眼中钉。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第16师副师长罗少伟奉命前往哈密地区。他原本的行程，是要去当地驻军46团的团部。但是他没想到，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乌斯满和他的儿子兼副手谢尔德曼已经设下了伏兵。罗少伟闯入包围圈之后，虽然奋力死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这是乌斯满匪帮，在新疆欠下的血债之一！
解放军当然不会任由自己的同志白白牺牲，为了擒获乌斯满，解放军从青海、甘肃抽调骑兵力量，加上原本的新疆部队，对乌斯满匪帮展开了全力围剿。仅仅半年左右，乌斯满的队伍就从原本的七千人，变成了几百人。但是，乌斯满本人却极为机警，几次躲过了解放军的搜捕。
在1951年的一次行动中，从甘肃来的骑兵部队抓住了一百多名土匪，其中的一个人交代出了乌斯满的准确位置。解放军立刻出发，在第二天的凌晨和乌斯满部遭遇。双方激战后，乌斯满再次逃脱。此时，解放军战士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罪大恶极的匪首。最终，他们真的追上了乌斯满。战士刘华林抬手一枪，将乌斯满击伤。其他的战士们赶紧上前，将这个匪首逮捕。
1951年4月29日，乌斯满的公审大会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广场上召开。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在人民的唾骂声中，被判处了死刑。随着一声枪响，乌斯满一命呜呼。
随着这个匪首的正法，他的财产也被公开分配。在乌斯满的老窝里，有数万头牛羊，这些牲畜都是他抢劫勒索而来的。党组织号召人民，将自家的牛羊领回去。一开始大家顾虑很多，不敢去领。但是在政府不停地宣传下，终于有人敢来领东西了。众人一看，共产党人说话算话，便纷纷前来认领。不多长时间，就有三万多头牛羊被群众领走。
然而，乌斯满虽死，但新疆的剿匪仍未完成。原因只有一个：参与袭击罗少伟的谢尔德曼，此刻仍然逍遥法外。他继承了父亲乌斯满的一部分势力，继续与解放军对抗。
谢尔德曼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东疆地区。乌斯满死后，他的手下仅剩下了不到一百人。但是，谢尔德曼口才很好，在1951年的全国镇反运动中，说服了不少地方势力跟随自己。不到一年，他就又把队伍扩充到了三百人左右。
1951年9月7日，谢尔德曼带人偷袭了解放军正在搞生产的49团7连。这一战，解放军由于枪械保管不善，导致枪管进了沙子，无法射击。最后，7连被杀44人，还损失了六零炮、重机枪等武器。但是，偷袭后的谢尔德曼却不敢恋战，躲回了老家——阿勒泰富蕴县静观其变。
为了剿灭谢尔德曼，解放军调集了8个骑兵支队，将近五千人的兵力，外加装甲战车24辆和汽车72辆，在相关区域大张旗鼓的活动了将近一年。然而，行动的结果却让人失望，解放军不但没能成功剿匪，甚至连谢尔德曼的影子都见不到。
鉴于这种情况，部队内部展开了关于剿匪的讨论。最后一些人提出，之所以剿匪如此费劲，主要的原因是在镇反政策上。我军的镇反政策太严厉了，让不少土匪不敢投降，这就给谢尔德曼匪帮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会。而且，在很多人眼里，乌斯满父子是“民族英雄”，这些人会刻意地去包庇他们。这样一来，除非谢尔德曼主动投降，否则很难抓住他。
1952年7月，解放军确定了“政治争取为主，军事上只做防御”的剿匪新方针。按照新的方针，不管匪帮以前做过什么，解放军一律不翻旧账，不强行收缴枪械。如果真有投降诚意的，政府还会给出具体的安置政策。这也就意味着，哪怕像谢尔德曼一样罪大恶极的人，只要投降，不再和政府作对，他以前的罪过就可以一笔勾销。非但如此，他还会得到优待！
政策一出，新疆各个地区的政府行动起来，发放善款，安置流民。几天之后，各地区的部落首领开始来商谈投降事宜。对于这些人，政府工作人员一律待若上宾。他们表示，对于部落手下的牧民本着自愿的原则，愿留本地的留下来，不愿留下的，政府帮他们搬迁。
这项工作，持续了4个多月。新疆的牧民和部落首领风俗各异，要求五花八门，而解放军的代表，则是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无法完全满足的，解放军也会尽力而为。在我方表现的诚意之下，大量的新疆人民成了新政府的拥护者。同时，感受到善意的一些小型匪帮，也纷纷投降了解放军。
而对于谢尔德曼，解放军中却有着两种意见。以新的政策来讲，自然是要争取这个人；但是，有些战士想不通，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就这么放过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但是，为了新疆全境的安宁和太平，我军争取谢尔德曼的态度，并没有因反对意见而改变。整整17个连的围剿部队，在阿勒泰地区停了下来。同时，8个哈萨克族的解放军代表，前往了谢尔德曼的老巢——沙尔布拉克地区，进行第一阶段的劝降。
这次劝降很不顺利，8个解放军代表被当地人说成是“哈萨克的叛徒”，给打了回来。这又让不少人义愤填膺，要求上级武力进剿。但是上级首长审时度势，决定再次派出代表，劝说谢尔德曼。
这一次，谢尔德曼的态度明显好了许多，没有打人。这倒不是这个人幡然醒悟了，而是当时的沙尔布拉克已经陷入了绝境，牛羊所剩无几，很多老弱妇孺都饿得生了病。如果谢尔德曼继续顽抗，恐怕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但是，谢尔德曼仍然顾虑重重。他深知，自己身上的血债太多，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勾销掉的。他害怕劝降不过是解放军的手段，一旦自己真的走出了藏身地，可能会被杀头。所以不管代表怎么劝，他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清。
不久之后，我军的第三批代表进入了沙尔布拉克。这次的代表级别更高，对政策的理解也更透彻，那么自然，工作也就更加到位。但是，谢尔德曼却仍有顾虑。为了体现自己的所谓“价值”，他一口气提了八个条件，并且表示：有一个条件不满足，他就不会投降！
这八个条件分别是：
1、保证其生命安全；
2、发给他一顶新的帐篷用来居住；
3、自己投降可以，但是不缴枪；
4、自己的队伍不能解散；
5、投降之后，自己不参加任何会议；
6、要将其父亲乌斯满的尸骨运回阿勒泰安葬；
7、那些被牧民分掉的牛羊牲畜，要归还给他；
8、自己遗失在逃亡路上的财产，人民政府要负责寻回，交给自己。
这些条件，其中至少一半是非常苛刻，或者是根本做不到的。饶谢尔德曼不死、再给他一顶帐篷，甚至归葬乌斯满，这些都容易办，也符合人之常情的。但是，他要是不缴枪、不解散队伍、还不参加会议学习的话，那不就和没有投降一样吗？还有让牧民归还牛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那些牲畜本来就是他抢来的。至于寻回他丢失的财产，这更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谢尔德曼本人连账簿都没有，他可以随时说任何东西都是自己的，和政府漫天要价！
前线的干部简直被这些条件气得背过气去，但是事关重大，他们也不敢随意行动。一番商议后，部队首长决定将谢尔德曼的八个条件送回军区研究。脾气火爆的王震将军，在看到条件后被气得拍案而起，大骂道：“坚决不能同意！这个土匪，政府赦免你死罪已是宽大，怎么还敢提那么多条件？命令前方部队，准备武力进剿！”
但是，王震随即便冷静了下来。如今新疆的剿匪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如果因为不能冷静处理谢尔德曼而造成反复，可也不是小事情。于是，王震将这八个条件发回北京，请主席定夺。
毛主席是心理大师，对事情的轻重缓急拿捏得非常准确。看到八个条件后，他马上提笔回复道：
“暂不交武器，这条不妨答应。而且要告诫前线战士，即使他们缴枪也暂时不要收。等他们安定下来，再慢慢收枪不迟。至于归葬乌斯满，这是合理的要求，可以答应，不要感情用事；投降后不参加会议这条，可以同意。等我们的工作做到位了，他自然会来参会的。”
“队伍不解散这一条，也可以答应。但是要和他讲好，一切以个人意愿为准，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等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自然不会有人愿意跟着他继续闹；归还牛马牲畜，可以回复他，有标记的可以还，没有标记的不能还；他遗失财产的问题，可以同意他自己去找，但是要提前约定好，他不能借机使用报复手段。”
很显然，毛主席的处理意见，相当于答应了谢尔德曼所有的条件。毛主席对一个人的改造，并不重视肉体消灭，而是着重于对其内心的改造。只要心变好了，不再作恶，以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后来新中国对于日本和国民党战犯的改造，也是秉承这一原则，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这既是毛主席大爱的体现，也是一种很高明的攻心方式。
得到了毛主席的明确指示后，王震立刻命令阿山军分区行署副专员阿不都热合满、公安处长桑斯拜等人，前去与谢尔德曼正式谈判。
阿不都热合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说话，那些土匪是比较信任的。同时，其他随行人员还带去了大量的粮食、药品、糖果、茶叶、卷烟等礼物，送给谢尔德曼的手下。这些土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自己要迷途知返。
而嚣张的谢尔德曼，此时也低下了头。他将身边的8支步枪和1支手枪交给政府，同时表示说：“这些武器，在我的眼里如同我的生命一般。为了表示我的悔过态度，我将它们全部交给政府！”
但是，政府的人员却表示，当初既然答应了不收枪，那就不收，让谢尔德曼把武器都拿回去。但谢尔德曼反倒急了，非得要交枪。最终经过协商，政府还是收了一批武器，但是也给他们留了一些，用作打猎和防身。
后来，谢尔德曼当上了阿山专员公署畜牧科副科长，从此每天开会，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妹妹，则被安排到富蕴县妇联工作。一家人从穷凶极恶的土匪，变成了对新社会有用的人。而随着谢尔德曼匪帮的改造成功，新疆的形势也稳定了下来。天山南北，从此成了人间的天堂。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八个条件的批复，起到的作用无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