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宋朝，历史迷总会总结出四个字：重文轻武。一般认为，宋朝的重文轻武，让其在科技、经济和文化都达到巅峰的时候，武装力量羸弱到不堪一击，最终不得不咽下“亡天下”的苦果。这样理解没错，但其实，重文轻武的不良习气，对于宋朝的种种歪风来说，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节。宋朝为了其自身的统一，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也产生了四个让人痛恨的“副产品”。其恶劣的影响，到了今天仍在继续。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不妨谈一谈，宋朝的统一有多难。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国的乱世。但是五代的乱世，又直接来源于唐朝末年的地方割据。从唐玄宗设立节度使制度以来，这种地方军、政、财权一把抓的大官，逐渐成了土皇帝，不服从中央管理。到了唐朝末期，节度使尾大不掉，皇帝总是想方设法用一些阴招去惩罚他们。被伤害的节度使们，自然会生皇帝的气。于是，君臣离心离德，互相猜忌。
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五代，本身就是一个叛乱频发的时代。从后梁的父子相残，到后唐的兄弟相杀，再到后晋甥舅阋墙 ，再到后周的擅杀大臣，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君臣相残的历史。
经过几十年的折腾，皇帝与武将的猜忌已经深入到了骨头里。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统一之后，为了防止发生五代时期的那种内乱，大幅削减了节度使的权力，也对武将的权力和地位作了极端化的削弱。但是，猜忌的心理仍然无法根除。而宋朝的四大弊病，也是在猜忌之中，慢慢出现了。
第一，重文轻武
说宋朝，不能不说重文轻武。前面已经说了，宋朝对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进行了极端化地削弱，这属于“轻武”。那么，以权力制衡的方式来看，必须要捧起一派，才能压制一派。在五代时期备受白眼的读书人，从此就抬起了头，这也就是“重文”。
根据宋朝的制度，武将外出，看到同级别的文官是必须要行礼的；朝廷的顶级武官枢密使，按照规矩是必须由文人来担任的，武将的顶级官职只能做到枢密副使；文官如果对武将进行批评，甚至是抓捕、用刑，武将也必须是引颈受戮，不能反抗的。这种风气的盛行，也就形成了一个现象：皇帝往往让文人成为一方的军事长官，带领武将去打天下。其中有比较好的范例，比如守西北的范仲淹，平息西南叛乱的章惇。但是更多的，则是不知兵的文人误事，比如说北伐时期害死杨业的王诜、建筑永乐城防御西夏的徐禧等等。
宋朝对武将的限制，除了社会地位的打压，还在于困住他们的手脚。从宋太宗开始，皇帝总会在武将打仗时给一个所谓“阵图”，凭借一些过时的地理资料和臆想的敌人布阵方式，在那里瞎指挥。而且皇帝规定，如果不按照阵图布阵，即使胜利了也没有功劳。同时，按照宋朝的制度，武将无法在同一个地方、与同样的士兵待太长的时间，这样是为了避免士兵对某位武将产生过度的忠心，以致影响他们对皇帝的忠诚。
老实说，重文轻武的政策，确实是避免五代之后，王朝频繁更换的一个方法。但是，当政策变成了风气，就造成了极端不良的影响。有宋一朝，男人以读书考功名为荣，以当武将戍边打仗为耻，逐渐变得不再愿意为国家而战。等到外敌入侵时，宋朝往往无可战之兵能用。
第二、文人相轻
宋朝开始重文轻武之后，文人集团地位的攀升显而易见。但是，文人的水平，不像战功一样显而易见，孰强孰弱没有统一标准。那么很自然，本就恃才傲物的文人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互相看不起的心理。我们现在总结起来，可以用“文人相轻”这个词来做指代。
文人互相看不上，对国家有什么伤害呢？这种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往小了说，是在日常的行政中互相不配合，致使效率低下；往大了说，就是互相拆台，把小问题不断放大，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另一方口诛笔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宋夏渭州之战后，一些人指责在战斗中保全国土的滕子京“账目不清”。其实谁都知道，战争中有一些不得不花的钱是来不及请示的，但是作为发动打击的一方，仍然以这个理由针对滕子京，最终导致其调离的。这种方式，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泼脏水”，是一种在政治上十足的流氓行为。
而当“文人相轻”进入到集团化的时候，就有了所谓的“朋党”。宋朝是最先将朋党这个概念理论化，并且公开提出来的。两个文官集团，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指责，让国家的大政方针难以推行。就比如，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以及王安石时代推出的变法，就都是在朋党的互相倾轧下，最终无疾而终的。
文人相轻，轻到最后，往往针对的不是对方的政策，而是其道德上的某些缺失。这种风气的后果，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都染上了道德洁癖，对道德的追求超过对行政能力和政策的追求。要知道，人无完人，谁都难免有某些涉嫌道德缺失的小过失。而往往能力越大的人，越要将主要精力用来行政，因而越不善于隐藏自己的这些小过失。而道德洁癖一旦泛滥，就会让行政者动辄犯罪，畏首畏尾，最终让整个国家失去向前的锐气。
第三、宁与外邦，不予家奴
到了两宋的后期，都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帝和文官集团，手里捏着大量的资源，却不肯对士兵、武将进行广泛的奖赏；但是给其岁币赔款来，却是毫不吝惜。历史上对这种现象，有个很无奈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宁与外邦，不予家奴。
宋朝规定，所有武将、士兵的立功奖励，必须要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发。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如果战斗先赢后输，或者连打两仗一赢一输，那么士兵和武将别想拿到皇帝的赏钱了。比如说宋太宗在成功平灭北汉之后，又在接下来的北伐中失败。那么最后，灭北汉统一中原的大功，兵将就没有得到一文钱的赏钱。
但是，有道是“皇帝不差饥饿兵”，不给士兵们钱，谁又会给你卖命？一看皇帝抠抠索索，当兵的也总结出了一个对策：每次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就会朝将领要赏钱，不给的话，下一阶段就不卖力。我们现在看，宋朝打仗总是先赢后输，原因就在这里。
这种“宁与外邦，不予家奴”的风气，起源于重文轻武，但是在后世却愈演愈烈，形成了统治者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顽疾。民族的力量在这种内耗中被不断削弱，在需要抵御外辱时才发现已经油尽灯枯了。中华自清末民初将近二百年的孱弱，与这一点直接相关。
第四、互相拆台
互相拆台的风气，来源于文人相轻，但是却登峰造极于武将。宋朝，武将自己陷害同僚的情况屡有发生，有的做法，真是让人发指。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不会因为己方其他将领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反而会害怕对方的成功会掩盖自己的光芒。这一点，甚至连一代名将李继隆都无法免俗。
武将互相拆台的例子同样不少，比较著名的就是宋夏灵州之战时，明明宋军已经冲入灵州，主帅高遵裕却怕部下抢功，于是命令已经进城的宋军撤出来，由自己亲自攻打，结果他失去了战机，让灵州之战成了一场宋军不堪回首的噩梦；北宋末年，郭药师的“常胜军”战斗力强，算是一股中坚力量。但是，北宋的将领却多次刁难郭药师，在其战况不佳时不肯给支援，最终致使郭药师降金。
以上的两个例子，仅仅是“沧海一粟”，其实在两宋期间，互相拆台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连岳飞都曾经遭遇过。宋朝武将最危险的敌人，已经从眼前异国军队，变成了自己身后的同僚。这也就造成了北宋末年的武将不抵抗、和南宋末年的“降将如云”。甚至到了南宋即将灭亡之际，“宋末三杰”中的两人：张世杰和文天祥，也无法合作。而分兵的结果，就是南宋越来越弱，直至最后灭亡。
这种互相拆台的风气，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尤其严重。正是因为它，在之后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很少可以互相信任，做人做事总会留上一手，或者给自己找一条后路。我们总是觉得，身边人会随时拆自己的台。而且，随着我们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危机感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们总觉得活得越来越累，这种无处不在的防范心理，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总结：
以上的四点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宋朝君臣，已经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宋朝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科技、文化都登上高峰的时候，仍然孱弱无比，与这种相互间的怀疑关系巨大。我们总说，唐朝之后，帝国制度下的中国，再也难以恢复汉唐之风，个人认为，起因在于五代开启了互不信任的魔盒，而宋朝则通过制度，将这种歪风推上了极致。时至今日，我们陷在彼此怀疑的旋涡里难以自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从泥潭里爬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