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字狱，大家所能想到的首先肯定是清朝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百余年的风潮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那个时代，也成为了中国读书人最不堪回首的时代，动辄因言获罪，满门抄斩，自由的思想交流一去未能复返。然而，在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也曾出现过文字狱，而且酷烈程度也是一时无两，整整一代的南方学子被屠戮殆尽，让人触目惊心。而掀起这场文字狱运动的，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一，有果必有因，文字狱形成前朱元璋的心路历程
这场文字狱的起因，是朱元璋的出身问题。众所周知，朱元璋乃是布衣百姓出身，因为天灾，家里的地种不成了，他被送到黄觉寺出家当了和尚，然而和尚庙里也没余粮，他只能出门化缘乞讨，慢慢就是成了游民，甚至还要过饭。后来他来到濠州城，赶上红巾军郭子兴在此地征兵，朱元璋对自己的未来拿不准主意，于是算了一卦，卦辞说他走和不走都不吉利，于是他一咬牙投了郭子兴，从此人生开挂，直到坐上皇帝宝座。从他的经历上看，他一生共有五个身份标签：农民、和尚、乞丐、红巾军、皇帝。皇帝自不用说，千古最荣耀的头衔了；农民也不差，士农工商，农民在地位也排在前列，不算辱没先人；但其他的三个身份就不光彩了，和尚在当时是混饭吃的代名词；乞丐更不用说，受嗟来之食，一点尊严都没有；而红巾军更是名声臭的很，当时的很多人口中，红巾军依然被称为“红寇”，这当然是他们曾经涣散的军纪带来的后果，所以朱元璋的这个身份就更是他的短处了。
可偏偏朱皇帝本人又是个好面子的人，对曾经身份上的尴尬他会想尽办法去弥补。他一当上皇帝，立刻着手给自己的家族找一个著名的“老祖宗”，以提升家族地位。这当然不难找，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程朱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朱熹既尊贵，名气又大，非常合适。但是朱元璋看看自己家，上边两辈佃农，外公还是个跳大神的，硬往圣人朱熹身上靠，自己都有点儿不好意思。恰逢此时，一个徽州典史前来求见，朱元璋一看名字，此人居然也姓朱，于是打算话里话外的套套近乎，试试文人这潭水的深浅。于是他把朱典史叫过来，直接就问：“你是朱文公的后人吗？”朱典史当时就觉得一头雾水，不明白皇帝的意思。但是转念一想，皇帝杀伐决断，这句话里怕是有什么杀机，还是不要胡说八道的好。于是他照实答到：“臣与朱文公虽然同姓，但并不同宗。”
想不到听他一说，朱元璋倒感慨了起来，他想，区区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自己一个堂堂皇帝怎么这么没出息？想想自己的家族，几代以来，听都没怎么听说过徵州朱家，更别说和人家有什么瓜葛了。自己万一硬给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如果被那帮做学问的酸腐文人识破，岂不是贻笑大方？于是他便打消了这念头。而且，他心中一股雄浑之气却渐渐翻腾起来。我乃是大明的开国皇帝，文韬武略怎么是那帮哼哼唧唧的儒生能比的？咱的榜样可是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天子，起于贫贱，横扫天下，世间谁人能是我的敌手？我就是布衣天子怎么了？这才显得咱们有能耐呢！于是朱元璋决定不再与朱熹攀亲，反倒是处处强调自己是白手起家，不靠祖上余荫。如今拿了天下，那是因为咱们有真才实学！
他有了如此的想法之后，在口头上、文字上，就开始有动作了。他每次写文章提到自己，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处处强调自己是白手起家。他如此高调的做法，其实是对自己的出身的自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自己统治的不自信。他知道，自己出身寒微，那些世家大族和读书人看不起自己，老和自己对着干，那我就告诉你们，我是出身寒微，但是我是凭自己的双手打天下，我坐天下比谁都理直气壮！
二、文人集团不合作，朱元璋采取强硬手段
然而，世间的事情并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朱皇帝如此强烈的向人们夸耀自己的功绩，该瞧不起他的人还是瞧不起他。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一问出处，英雄立马变狗熊。我就是瞧不起你的泥腿子出身，怎么了？赶上朝廷征召文士做官，他们不想“屈尊”于一个农民、和尚、乞丐之下，能可对抗朝廷也不出山。他们对抗的形式也很奇葩，自残、自杀等极端方式屡见不鲜，给的信号很明确，我宁可残了死了，也不做你朱家的官！比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面对朝廷征召，斩断手指，立不做官。朱元璋很生气，将他们逮捕到京师，当着百官的面问他们:“昔世乱居何处?（当初乱世时候，你们在哪里居住？）”回答说:“红寇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红巾贼祸乱天下时，我们避世隐居在福建、江西的交界处。）”朱元璋最烦人家提“红寇”，因为他自己就是“红寇”，于是大怒：“朕知伯启心怀念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朕知道你夏伯启心里有怒气，认为朕取得天下是不和王道的）”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今去指不为朕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他夏伯启张嘴红寇，闭嘴红寇，肯定是心里有怨气。如今你宁可断指也不为朕所用，实在可恶，应该让地方官抄没了他的家，让天下那帮轻狂的人别学他。）”于是，朱元璋派人把他们押回原籍处死。
还有对抗不那么强烈的，用印度圣雄甘地的话说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例如浙江山阴人杨维桢，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被征，婉辞不去，洪武三年(1370年)又被征召，于是赋《老客妇谣》明志，大意说，已经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见谅，那我只好跳海自杀。朱元璋虽然遗憾，但是因为杨维桢名气很大，自己不好过分勉强，只能先让他过来，但是不给安排工作。杨维桢在南京闲住了几个月，便请求回家。宋濂赠诗给他，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却出乎人意料。杨维桢侥幸逃脱，回到家中，按照将死之人的礼节更换了床席，然后很着急的写下了《归全堂记》（全堂应该是他的堂号），掷笔而亡。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来分析，杨维桢很有可能是自杀身亡。反正，一代文宗就这样死的不明不白。
这样一部分士大夫的不合作态度，让他非常头疼。这类人人数虽不太多，但其影响确实非常大。后来朱元璋也想通了，对付他们，就是四个字：严刑峻法。他特别制定一条法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不肯为朱元璋所用，他便用监狱、死刑以至抄家灭族一套武器，强迫他们出来做官。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作我朱元璋的人，以后就不要再作人了”。一时间天昏地暗，士大夫们不得不在强权和自身的清高之间做选择，国家和文人展开了一场长期流血斗争。最终，迫于压力，很多文人还是选择了低头。
三、功臣集团攻击文人，开启文字狱大幕
虽然士大夫们大部分终于还是合作了，朱元璋却知道这些人还是从骨子里看不起自己，同时也痛恨这些人曾经的抗拒，所以心中难免有一些不快。正在此时，曾经为明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淮西功臣们却因为嫉妒文臣，做了件挑拨离间的事儿，让朱元璋对读书人的看法彻底改变。
过江之前，朱元璋本不是小心眼儿的人，也不会指摘文字。他喜欢阅读文臣们给上的贺表，也成表笺。虽然这些东西空洞无物，但是辞藻华丽，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意思。可是，在过江之后，随着文人集团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淮西旧臣们嫉妒之心日盛，于是就开始进谗言。开始，无非是书生们没有什么本事，懂什么治国之类的。但是朱元璋不为所动，他明白，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想要天下太平，文人治国是必须的。见屡劝不动，有人就说:“陛下可不能过于轻信文人，否则容易被他们骗了。文人卖弄文采，好挖苦毁谤人。例如张九四（张士诚），一辈子宠信文人，好吃好喝高工资，礼貌也很周到，把文人棒上天。称王之后，他要起一个大名，文人居然替他起名士诚，这不是胡闹吗！”朱元璋说:“没毛病啊，这名字挺好的啊。”那人说:“不然。张士诚自己挨了骂都不知道呢!《孟子》书上有云：士，诚小人也。’这句改下句读，立即就变成：士诚，小人也。骂他张士诚是小人，他还挺高兴。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自，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查了《孟子》，果然有这句话。从此他疑心病大起，开始注意臣下所上表笺，对里边的含义只从坏处琢磨，果然许多地方都有“和尚”“贼盗”的字眼，都像是在存心骂他的。甚至有的成语，转弯抹角一琢磨，好像也是在损他。这样一来，他在对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怨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一般文人运用文字动机的怀疑。他开始用他自己的政治标准和文化水平来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一旦发现有问题，就下令将写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洪武时代的另类“文字狱”就这样诞生了。
朱元璋挑刺儿，主要的根据是自己的所谓禁忌，这其实含义是非常广泛的。例如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特征便是光头，所以，“光”“禿”这类字对他是犯忌讳的。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朱元璋的宠妃郭宁妃的哥哥郭德成进宫拜见，朱元璋请他喝酒。不知不觉间，两人都喝的有点儿多了。郭德成感念朱元璋对自己一家的恩情，借着酒劲儿就要给行个大礼！这下好了，几个头磕下去，帽子掉了下来。郭德成中年谢顶，头上没几根头发。朱元璋看见，忽觉有趣，说道：“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了，是不是酒喝多了？”郭德成笑道：“就这几根还嫌多嘞，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的脸色登时难看了起来，酒宴不欢而散。郭德成回到家中，酒也醒了，突然想起自己的话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立时害怕起来。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剃了，找了件袈裟穿了起来，还在那里假装念经，前言不搭后语。朱元璋差人来看，得出了郭德成有间歇性精神错乱精神病的结论，才让这位外戚逃过一劫。
四、另类文字狱，不看上下文，专挑关键字
朱元璋如此忌讳“光”“禿”等字眼，连带着就连“僧”这个字也让他很不舒服。无限遐想之下，竟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他也觉得有问题。这可真是要了亲命，“生”字是常用字，使用频率相当高，百官开始还不知道他有这个忌讳，所以频频中招，给自己招致莫名其妙的惩罚。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一句，“生”字便被读作“僧”，犯了忌讳，随即糟了大祸！
相比“光”“禿”“僧”“生”四个字，朱元璋的红巾军经历让他对“贼”“寇”这等字眼也非常敏感，曾经在韩林儿部下打过仗的人，都是最恨人说他是“贼”是“寇”。往下再一联想，连和“贼”字形音相像的“则”字，他看着也也觉得是骂他。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他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了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隋把徐一夔拿下，沉江而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朱元璋把所有的“则”统统都念成了“贼”。这真是无妄之灾，想起学生时代，老师说班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如果用洪武皇帝的解释，那岂不是就是老师鼓励班干部偷东西干坏事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朱元璋的脑洞还不止于此。怀庆府学训导为本府所做《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一句，“帝扉”被读成“帝非”，成了诽谤皇帝的典型；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的“取法象魏”，“取法”被读作“去发”，又成了骂朱元璋当过和尚；毫州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官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句，“式君父”被念成“失君父”，被朱元璋说成是咒诅；尉氏县教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在洪武皇帝看来问题就更严重了，“法坤”就是“发髡”，讽刺秃头；“藻饰太平”是“早失大平”，是骂他治理国家失德；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有道”被说成是“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指代和尚庙，又是一个双重的“错误”。朱元璋下令把这些作表笺的人一律处死。甚至陈州州学训导为本州作《贺万寿表》的“寿域干秋”，虽然念不出花样来，但人还是被杀。
不仅是贺表容易出事，就是地方官出于本身职务，有所建议，一字之嫌，也会送命。卢熊做兖州知州，上奏本说州印的“兖”字刻的不好，看着像“衮”字，请求改正。朱元璋看后非常不高兴，说:“秀才无理，便道我衮哩!”原来又把“衮”字读作“滚”字了。不久，卢熊便以党案被杀。
五、文人想辙保命，但很多人还是躲不过致命一刀
接连不断地案子把礼部官吓坏了，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朱元璋特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以后凡是有庆贺谢恩的，就照着这个样子来写。底下官员也会偷懒，每次写贺表都是照规定表式抄录，只更换官衔姓名，一点都不敢发挥，他们的性命才算有了保障。
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二十九年(135年)，前后达十三年。这其中也有幸免于难的，他就是輸林院编修张某，此人在翰林院时说话惹祸，被贬作山西蒲州学正。虽然是贬官，但照例还是要作庆贺表谢恩。朱元璋记得他的名字，看表文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立马生气了，说:“这老儿还骂我是强盗（道）呢!”他差人把张某逮捕，当面审讯，说:“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话可说?”张某心想，反正认罪也是死，不如拼命一搏。他说道“臣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死也不迟。陛下不是说过，表文不许杜撰，都要出自经典，要有根有据吗？现在我就和您说说根据！“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这都是正经的经典。您说臣誹谤您，不应该啊。”朱元璋立马愣住了，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次被人顶撞，但是人家说的在理，他也无话可说。想了半天，却突然觉得可笑，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强，放掉罢。”左右待臣私下议论:“几年来才见容了这一个人!”
随着朱元璋的疑心越来越重，他的“个人禁忌”范畴进一步便发展，成为了为更广泛的禁忌了。洪武三年(1370年)，他颁布诏书，禁止百姓取名用天、国、君、臣、圣、、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1393年)，又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部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同时，一些民间用了很久的通俗称呼也被强制更改，如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违者都处重刑。
随着“文字狱”的不断深入，一些地主文人也被有计划的杀戮，如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不长记性）；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责下狱死；苏州经历孙簀曾为大将军蓝玉题画、秦安州知州王蒙曾拜见胡惟庸，并在胡家和胡惟庸一起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的馆客，这些人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朱文正被杀，郭奎也连坐论死；王彝连坐魏观案被处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忽、福建金事谢肃都分别被大案连坐而死；曾在何真幕府做事的赵介，死在逃跑途中；曾是张士诚门客、后来张士诚失败，又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被贬官流放濠州；杨基被罚做苦工；乌斯道被贬到定远作做苦工；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失败后，被流放濠州。这些人简直就是撞了大运，能捡回一条命真叫老天有眼。
六、文字狱的历史疑惑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奇怪，洪武皇帝雄才大略，作为定鼎天下的开国之主，怎么会如此小家子气，抓文人的小辫子，往死里整他们？如果这样的话，当初费劲的让他们出山做官又是为了什么？首先不得不说说，朱元璋本身由于出身问题，对文人、官员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毕竟自己当年起于草根，没少受他们的欺负。此时大权在手，自然需要找辙杀一杀这些人的锐气，挟私报复也可以理解。但是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朱元璋如果是个只知睚眦必报的小人，他的天下也不可能存在将近三百年！翻开史料，横向对比的话，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文字狱”结束的时间。洪武二十九年，随着《庆贺谢恩表式》的出炉，“文字狱”算是宣告结束。但为什么是这一年？因为，这一年，蓝玉案已经渐渐平息，明初四大案已经全部完结。
我们不妨来看看四大案的针对对象：胡惟庸案，主要打击的是淮西勋贵和宰相；空印案，主要打击对象是前朝官吏；郭桓案，主要打击对象是贪污官员和江南富户；蓝玉案，主要打击对象则是新兴的武将集团。这四大案，也分别对应着朱元璋心中四个可以颠覆国家的势力群体。所以每次大案中，朱元璋的政策都是宁错杀不放过，株连的网要尽量的大，尽量的密。而这些文人们没啥营养的表笺，就正好可以成为他株连大网的粘合剂，可以把更多的人牵连进来进行诛杀。这样一来，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陈州州学训导的《贺万寿表》，明明读不出任何禁忌，人却还是得死。这种“文字狱”只是形式，朱元璋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杀人，把那些他认为与威胁的人干掉。如此一来，即使不在文字上找毛病，终究你还是逃不过这一刀。在这样的罗网下，连方克勤那样名声、能力、品德都百里挑一的官员都无法幸免，可见诛杀程度之酷烈。终于在经过四次地毯式轰炸之后，该杀的人终于杀差不多了，到了这时天下已经彻底平定，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他朱家的天下。所以，洪武皇帝此时发布表笺标准格式，其实就是给此时的文人们放开了一条生路，毕竟日后治理天下还需要他们。
尾声：
在近几年来，史学界对朱元璋时代是否曾经有过“文字狱”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明史》、《明实录》这些官修正史上没有记载，都是野史、笔记上的一些东西，不足采信。而且，很多记载上时间对不上，情节上也不合理。比如说前边提到的写“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那位徐一夔，死亡方式就很不合理，一个杭州学正，却要到湖南沉江而死；更有最新考证，说他是死于建文二年，和朱元璋半毛钱关系没有。我不是专门的历史学者，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考证的能力。但是，从自己的角度上来说，我是认为“文字狱”可能确有夸张之嫌，但是，它成为朱元璋大案株连的工具倒是很有可能的。中国历史上，为了自己王朝的兴盛，大肆杀人的皇帝不在少数，不独一个朱洪武。至于是不是抹黑，我觉得明初四大案已经够黑了，再抹还能抹到哪里去？况且，朱元璋为了统治删改《孟子》，这可是《明史》上记载的，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他能窜改文化，难道自己惯用的杀戮之法，就不会对读书人使用吗？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作为我们浅学后辈，也没必要纠结什么是否真实，自己的心里有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多长见识多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