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发现自己长得那么像他！我感觉到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血，血缘把我和他紧紧连在一起。……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把父亲的照片、判决书拿出来，看着、吻着，流着泪。这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秘密。”
革命摄影家沙飞
以上的话，是摄影奖项“沙飞摄影奖”的创立人王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到的。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八路军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沙飞不是一个简单的记者，而是八路军摄影事业的奠基人。很遗憾的是，他最后因为枪杀了一个日本医生而被判决了死刑。临行刑前，曾经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特批，让他吃上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条鱼。那么，沙飞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他又为何会枪杀日本医生呢？这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沙飞，本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他的家族声名显赫，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著名进步画家司徒乔和革命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三个人是他们家族中的佼佼者，所以司徒家有着“开平三司徒”的美誉。他的父亲司徒伟，则是一个有良心的药商。因此，不管是文化艺术教育，还是物质学习条件，沙飞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爱国华侨司徒美堂
少年时期的沙飞不仅成绩优秀，而且爱好广泛。他喜欢读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同时也继承了家族的艺术基因，对绘画有着独特的兴趣。他作品的构图标新立异，意境深远，总能给人以震撼。但是为了生存，沙飞后来还是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读书，想要学一技之长。
以沙飞的水平，学什么都是游刃有余。年仅14岁，他就从无线电学校毕业了。此时正值北伐战争时期，有感于民族的危亡，他投笔从戎，加入了北伐军，成了一名电台报务员。他先后转战上海、宁波、济南、北京、广西等地，眼界越来越开阔。
北伐战争画作
北伐战争胜利后，沙飞来到汕头电台工作，月薪有150大洋。这份工作并不太忙，于是沙飞开始系统的阅读进步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作。渐渐地，他的思想开始升华，有了革命的意识。
在此期间，沙飞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他和电台的同事王辉相识相恋，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他对妻子说，自己要做一个鲁迅一样的文学家，用手里的笔去揭露社会的黑暗。
但是，在二人蜜月旅行时，沙飞买了一台照相机。他的美术天分和摄影产生了呼应，让他的兴趣有所转变。他开始用镜头记录底层民众的生活，拍出了不少有震撼力的作品。渐渐地，他对摄影的爱好也越来越无法抑制，终于在1935年，他加入了上海黑白影社，成了一名专职摄影师。
老式照相机
1936年，沙飞见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作品：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的摄影集。镜头中，塞尔维亚青年射杀斐迪南大公的场景清晰可见。看着这些改变过世界的作品，沙飞感叹道：“如果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会终生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于是，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彻底放弃了电台的工作，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通过学习，他的艺术能力再次得到提升。在此期间，他和鲁迅先生在上海相遇，用镜头记录了这位文豪一生中的最后时光。鲁迅去世后，沙飞发表了这些照片，并且给自己起了笔名“沙飞”。他想要做一颗民族的沙砾，在历史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6月，沙飞开始在广州、桂林等地举办自己的摄影展。他参展的作品并不太多，而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以鲁迅先生为主要摄影对象的。但是，照片的求购者却络绎不绝。有些作品，沙飞实在不想卖，就只能标注为“非卖品”，但是想要购买的人仍然不少。
就在沙飞渐渐步入摄影家行列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沙飞立刻加入了全民通讯社，并且在1937年9月底，赶到山西五台山采访。他已经听说，八路军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他必须要抓住机会，记录这支伟大的部队。
八路军115师
这次五台山之行，沙飞收获颇丰，获得了大量新闻照片。就在他回到太原冲洗照片的时候，娘子关失守，山西岌岌可危。已经对国民党部队失望的沙飞，决定跟随八路军行动。他去找了聂荣臻，在获得允许之后，开始随杨成武的支队行动。
杨成武的部队虽然是正规军，但是主要的战术却是游击战。有的时候部队高速机动，吃喝都顾不上。再加上由于蒋介石的区别对待，八路军部队缺衣少穿。沙飞在这支部队里，生活水平比当电台工作人员和摄影家时，要低了不少。但是，他却能通过自己的快门，记录抗日军民生活的点滴，这让他这个摄影记者，感到了巨大的充实和快乐。
杨成武
1937年1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沙飞也跟着部队来到了河北省阜平县。此时，沙飞的革命热情已经相当高涨了，于是便正式加入了八路军。按照聂荣臻的命令，沙飞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位编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沙飞又开始用文字来记录革命故事了，同时，他也一直没有放弃摄影。
在这一时期，沙飞不仅自己在摄影上继续钻研，精益求精，而且还带出了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八路军摄影记者。在当时，八路的经济困难，资源匮乏，底片是相当珍贵的。为了能减少废片率，沙飞将自己的所有摄影知识全部教给了新入行的记者们。大家在拍摄完成后，还会积极复盘，讨论照片的优缺点。由于沙飞的存在，八路军摄影记者的水平提升很快。
1938年6月，沙飞结识了一个和自己有共同爱好的外国朋友——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当时，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带着一支医疗队，从延安来到山西五台县晋察冀军区。一开始，沙飞是作为迎接人员和白求恩接触的。当他开始给白求恩摄像的时候，没想到这位外科专家居然拿出了一台非常高级的照相机。
原来，白求恩也是摄影爱好者，就在来中国之前，他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照相机，用来记录自己在中国的一切。
于是，两个有共同爱好的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沙飞用自己的相机给白求恩做着记录，而白求恩一有空闲，也会来找沙飞交流摄影经验。两个人互相交流，摄影技术都有所提高。
白求恩
然而在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为感染，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沙飞赶去，和好朋友做了作最后告别，并记录了他最后的容貌。最后，白求恩则留下遗言：“把我的照相机留给沙飞。”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画报社在一个隐蔽的小山村——平山县支角沟成立。沙飞担任主任。画报不同于普通报纸，对纸张和印刷设备有要求。同时，排版也需要相关的技术和设备。为了筹备这些设备，沙飞四处奔走。等设备解决了，紧接着就是排版和定稿的问题。
沙飞日以继夜的奔忙，身体被累病了，甚至吐了血。但是，他仍然咬紧牙关昼夜突击，终于在7月1日，五色套版的《晋察冀画报》正式出版。这份画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反映了抗日军民的实际生活，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来，这份画报逐渐发展，最终改版成了现在的《解放军画报》。
沙飞对摄影事业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在几年的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底片。他很明白这些底片的文物价值，因此做了规定，明确了一个原则——人在底片在。所有的底片都要有专人保管，而任何一个底片的管理人，都必须给自己指定一个替补人员。如果他自己出了意外，底片则由替补人员接手。
然而在1943年，还是出现了一次意外。当时，日军突然对画报社的驻地展开袭击。沙飞在战士们的掩护下，带着四箱底片，匆匆忙忙的跑进了大山。四箱底片有几十斤重，沙飞实在背不动了，便将其中的两箱交给副手李明。此后日军又来扫荡，李明带着两箱底片去“坚壁清野”。但是这一去就没回来，两箱底片也从此失去了下落。
沙飞此时背着另外两箱底片，在大山里辗转。他的鞋底已经磨破了，脚掌皮已经全部开裂。更要命的是，失去了鞋子的保护，他的双脚都被严重冻伤了。等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他的脚很有可能保不住。沙飞不肯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积极配合治疗，一方面给聂荣臻写信，请求一定保住自己的脚。后来在多方面的治疗下，他的脚总算是保住了。
这次突围，画报社损失了9名同志以及上万张底片。而沙飞自己拼了命保护出来的两箱、同样上万张底片，从此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存。在之后的历史中，这些底片都成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在日本人开始否认侵华战争的时候，这些底片成了他们无法忽视的罪证。
沙飞摄影作品
沙飞一直在努力工作着，作为一个记者和摄影师，他见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也见到了太多日军的暴行。日军扫荡之时，总会制造大量的惨案，血肉横飞的场面，带给人内心的冲击力实在太大。沙飞一边用相机记录这些悲惨的场景，一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久而久之，在任何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他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沙飞的病，在抗战时期，表现得相当正常。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很强烈，每次提起时总会咬牙切齿的痛骂，甚至于对那些日军战俘也不友好。到了后来，他看到日本人时，总会幻想着这些人会伤害自己。战士们和领导们觉得，他只是太恨日本人了，并没发觉沙飞的表现已经逐渐有些病态了。
日军战俘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日本人的离开，沙飞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一些国际反战联盟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沙飞的病又复发了。
1948年12月，沙飞又一次因为工作太累吐了血，战士们紧急将他转入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可巧的是，沙飞的主治医师名叫津泽胜，是一个日本籍的内科专家。沙飞一看到日本人，心理疾病再次发作，根本不配合治疗。他一直声称，日本大夫开的药有问题，是要毒害他；医院给他照透视，他就说是日本人要用放射线杀他。他甚至给毛泽东、聂荣臻写信，声称：“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日本特务，他要害我。”
很遗憾的是，对于沙飞的反常举动，上级领导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当时的中国，心理健康的意识还很薄弱，所以人们以为，沙飞的问题仅仅是偏见，于是对他进行了教育和批评。但是，这反倒让沙飞的病情更加严重。
1949年12月15日，让人遗憾的一幕发生了：在日籍医生津泽胜查房时，沙飞突然向其开枪。这一枪正中津泽胜额头，这个日本大夫在两天后去世。
沙飞无端杀害反战联盟的支援人员，情节严重。华北军区政治部立刻将沙飞逮捕关押。但是，沙飞在被关押期间，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杀的是特务，甚至还写了一份《血的控诉书》，列出了很多荒诞的证据，想要证明是津泽胜要谋害自己在先。
聂荣臻
这件事的影响太过恶劣，最终在1950年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不得不以谋杀的罪名，判处沙飞极刑。
消息传来，作为沙飞老领导的聂荣臻非常伤心。他指示军法处，在沙飞临执行前给他弄一条鱼吃。聂帅说道：“沙飞是南方人，喜欢吃鱼，你们给他弄些吧。”
3月4日，在一声枪响之后，一代摄影家，新中国部队的宣传巨匠沙飞，非常遗憾的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不过，党中央并没有忘记沙飞的家人。在抗战结束前夕，沙飞在晋察冀和妻子王辉生下了女儿王雁。他去世后，王雁被接到北京上学。国家对王雁一家多有照顾，让这个孩子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王雁讲解父亲作品
为了避免伤心，王辉一直没有告诉女儿她的父亲是谁。但到了王雁19岁时，却很意外的发现了父亲留下的照片，以及当年的判决书。王辉看瞒不住了，这才将沙飞的情况和女儿说起。王雁看着父亲的遗物，感慨万千。
1981年3月3日，王雁等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诉书》，要求司法部门对沙飞案件进行复查。此时的医学界，对于心理和精神疾病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最终在相关专家的鉴定下，法院判定，沙飞枪杀津泽胜并非谋杀，而是在精神紊乱的情况下做出的失控行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沙飞的名誉被恢复，军籍和党籍也全部恢复。
这之后，王雁继续积极地为父亲奔走。她想要用自己的努力，让父亲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同时也让父亲的精神，被更多人所继承。她出版了《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沙飞摄影全集》两本书，并且积极呼吁设立沙飞摄影奖。如今，沙飞的精神已经被后人很好的传承下来，成了民族反抗侵略的一面不屈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