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请看着镜头，说说您的故事吧。”
2008年，就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在台北市的一个普通民居内，一个青年女性架好一台DV，对一个已经年逾古稀的老人这样说道。
“我的事情，你们知道多了没有好处。我说了多少遍，你们怎么就是不听话呢？”老人显得很生气，拼命地摆着手。
这位老人，名叫左智超，是一个祖籍江苏的台湾老兵。他在2002年回乡探亲之时，在酒桌上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原来，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堂堂正正的解放军士兵！这种身份，显然会对他在台湾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左智超是如何成为台湾士兵的呢？后来他的身份暴露，在台湾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时间调回到1930年。这一年，江苏兴化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得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他就是左智超。左家的条件并不好，所以左智超从6岁开始便开始帮助家里干活儿，尽量分担父母的压力。在其他孩子都纷纷进入私塾的时候，左智超却在帮母亲采摘蔬菜。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学识仅限于能够算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在当年的12月份攻入了南京城，江苏省的抗战压力变得非常大。但是，日军并未过多地在江苏纠缠，而是进兵湖南湖北两省。而兴化县，似乎并非日军的进攻重点，因此得到了短暂的安宁。所以在那时候的左智超，对日军并没有什么概念。
1941年2月，日军击败了留守江苏的韩德勤部，造成了大量国民党士兵叛国投敌。而他们，又很快被汪精卫收编，成了伪军。日伪军的压力，同时向兴化县的周边农村释放，弄得左智超一家成天提心吊胆。但是，为了生活，他们又不得不继续在这里活下去。
1942年，12岁的左智超扛起了一个破旧的菜篓子，硬着头皮去兴化县城里卖菜。临走时，他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卖了菜赶紧去买米，说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但是，这次卖菜，却险些让左智超成了伪军。他刚把菜摊摆上，就有两个伪军走了过来，让左智超拿着菜跟他们走。左智超知道这帮人从来只知道吃白食，八成不会付钱，但是却又害怕，于是便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进了军营。结果不出他所料，不仅他的菜被没收了，伪军还准备抓他的壮丁！幸亏左智超聪明，抓了个机会跑了回来。
这件事，让左智超受了很大的刺激，从此再也不敢去卖菜了。他的心里恨透了伪军，恨透了伪军背后的日本人，发誓一定要将他们赶走。
此时，新四军在江苏发展势头迅猛，左智超知道这是抗日的队伍，于是便想去参军。但是，他此时仅仅是个12岁的孩子，还不到参军年龄，招兵的干部们不肯收他。左智超又苦熬了一年，在13岁时，他虚报年龄，终于参加了新四军。
左智超年龄小，但是胆子却不小。他喜欢扛着炸药包去炸敌人的碉堡，那种震天动地的声音，似乎正是他宣泄仇恨的一种方式。他的班长很照顾他，说他年龄小，扛炸药包的事儿还是交给年龄大的人去做。左智超却不服，他梗着脖子对班长说：“上了战场，还管什么年龄大小？”
他参军时，日本人在中国的日子已经不长了，左智超还没打几仗，抗战就胜利了。而紧接着的，就是解放战争。左智一直在苏北、山东一带战斗，后来随着华东野战军一起参加了淮海战役。在战役中，他在炸敌人碉堡时受了伤，左手的大拇指断掉了一节。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优异表现，他在不满十八岁时，就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1949年，解放大军横扫华南地区，左智超也终于有机会回家探亲了。他拿着党证和奖章兴奋地回到了家里，对母亲说：“妈，我入党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士兵了！”而他的母亲，则看着儿子断掉的手指泪如雨下，不断地问着：“是拿这个换来的吗？”
由于作战任务紧张，左智超仅仅在家待了两天，便匆匆赶回了部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的表现仍然勇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诞生。左智超兴奋之余，也必须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战斗了。此时他是第十军团的一员，正在厦门待命，准备进攻台湾的门户——金门。
金门战役是解放军的第一次登岛作战，意义非同小可。为求必胜，粟裕将军提出了“三不打原则”，既：没有一次性运载六个团的船只不打；敌有增援不打；要求山东沿海挑选六千名久经考验的船工支援十兵团，船工不到不打。但是，由于解放军进入华南之后进展过于顺利，不论兵将都有了一种骄傲心理。作为总指挥的叶飞没有很好地贯彻“三不打原则”，前线指挥的钟贤文将军更是乐观地认为，只要解放军一冲击，国民党军就会溃散，于是并没有对自身的不利因素做好准备。
10月25日凌晨1点30分，三个团的解放军战士，连同船工共九千多人，出发进攻金门。战斗开始后，虽然因为海潮的关系，部分船只偏航造成了建制混乱，但是解放军的战斗力仍在。很快，解放军的二五一、二五三团就突破了敌人防线，成功登陆。消息传回，叶飞大喜，马上命令后续梯队出发。但是此时，厦门附近海域突然退潮，后续梯队无法出发。而抢先登陆的三个团，被困在了金门。
之后的三天里，国民党军用严密的岸防炮火，一方面压制解放军的增援部队，一方面打击金门的登岛部队。同时，号称“狡如狐，猛如虎”的国民党名将胡琏亲自参与指挥，用战车、坦克等重火力对登岛解放军进行打击。最终，解放军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少部分成为了俘虏。
左智超，就是被俘的人员之一。他早就听说，国民党要严密审问共产党员。为了避免遭到敌人的拷打，他偷偷地将自己的证件撕成了碎片，吞进了肚子里。在当时那个残酷的环境里，这是被俘解放军的保命一招。
果然，很快敌人就开始将被俘的共产党员集合起来，进行审问。他们对党员们严刑拷打，让他们透露党组织的情报。有些人屈服了，成了叛徒；有些人宁死不屈，最终成了烈士。但是，左智超说自己并非党员，所以不知道什么党组织的秘密，因此逃过了一劫。
接下来，左智超要面对的，就是国民党方面的所谓“改造”了。他被送到了位于高雄的一座监狱里，每天面对敌人颠倒黑白的宣传。这种洗脑式的灌输，让他有好几次几乎发狂。但是，他此时还有一个信念，就是回家。他知道，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等着自己，他必须想办法活下去。
就在左智超在台湾饱受折磨之时，叶飞将军已经哭着将前方失利的消息上报中央军委了。他沉痛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请求党组织予以处分。上岛的战士不论被俘与否，全部列入阵亡名单。在拿到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的时候，左智超的母亲哭到不能自已……。
不久之后，左智超被释放了，但是却很快又被抓到了国民党的军营里。此时，蒋介石拉大旗作虎皮，在台湾弄了号称上百万的军队。很多从大陆被抓过来的壮丁、金门战役中的被俘士兵，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俘，都成了他手下的所谓“武装力量”。当然，他也害怕这些士兵有一天会武装暴动，于是安排了每个星期一次的所谓“思想测试”。左智超想要回家，所以每次都违心地应答测试官，希望能早日获得自由。
这一晃就到了1966年，蒋介石知道反击无望，便又开始清洗部队中的非黄埔系兵将了。左智超就这样离开了军营，被送到一家钢铁厂当工人。此时，台湾与大陆消息隔绝，左智超有家难回。但是，他仍然想着有一天能和家人团聚，所以一天天地苦熬着。
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和一个厂子里的女人谈起了恋爱。这个女人命很苦，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左智超本来出于热心而帮助她，结果帮来帮去就产生了感情。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左智超也有了自己亲生的一儿一女。
原本，左智超可以幸福地生活了。但是，他却很难对家人敞开心扉。当时的台湾，对于那些和大陆关系好的个人尚且打压，何况是左智超这样的党员呢。他不敢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更不敢提回大陆，只能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时间一长，他只能喝酒来缓解压力。慢慢地，喝酒变成了酗酒，他的家人也因此痛苦不已。
1987年，台湾和大陆恢复了“三通”。左智超兴奋异常，立刻联系了三个老战友，回到了家乡。这一次，家乡的变化真的让他吃惊不已，当初低矮的草房，已经成了规整利落的大瓦房。那个让他留下不美好回忆的兴化县城，也已经是高楼林立了。相比起这些变动，更让人惊心的是人的变化。左智超的哥哥，已经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就是他的妹妹，也已经是快当奶奶的人了。至于左智超心心念念的母亲，也已经和他阴阳永绝了。
左智超原本可以留下了，但是由于惦记自己在台湾的家，所以不久之后就回去了。这一次，他的心结已经化解了很多，不再酗酒了，和家人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2002年，已经72岁的左智超，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岁月的侵蚀了。为了在去世前接上自己血脉和大陆的关系，他决定带着女儿回一趟老家。这一次，由于有小辈人的参与，左智超兴奋异常。他在和大哥喝酒的时候，彻底打开了话匣子，将当年如何参军、如何入党、如何登岛被俘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在一旁的女儿这才知道，父亲原来是个共产党员。
第二天，左智超酒醒了，这才意识到自己酒后吐了真言。他的女儿则对父亲产生了好奇心，不断地追问他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左智超此时拿不准台湾对他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态度，所以坚持不说。不管女儿怎样问，他只回答一句话：“知道了这事儿对你们没好处。”
2008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有媒体发起了一个拍摄老兵纪录片的计划。左智超的女儿觉得是时候让父亲说出真相了，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她架好DV，请父亲讲故事。但是左智超仍有顾虑，不敢说话。但是，在女儿的不断劝说之下，他最后还是将藏在心里最深的秘密和盘托出了。
纪录片播出后，并没有给左智超带来了什么负面的影响，反倒让他成了媒体眼中的红人。很快，就不断有人扛着摄像机来请他讲故事。左智超不胜其烦，便在自己的大门口贴上了“勿扰”两个字。足足过了半年多，这件事才算是过去。
后来，左智超由于年龄的关系，没有再回过家乡。但是他的思念，却从没离开过家乡。后来他嘱咐自己的儿女：“我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这里也算是我的家了，但人要落叶归根。我去了之后，你们把我一半的骨灰带回去吧，这样我才能安息。”
大陆和台湾，同根而生，台湾同胞和我们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这种感情，是无论什么人也斩不断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可以正式回归祖国，让久别的游子能够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