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1日，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在当时显得十分敏感：希望复核潘汉年的案件。虽说在那时的环境已经开始有所改善，但是复核这样一桩早被定性的案件，仍然需要勇气。那么陈云书记为何在这时提这个要求呢？他是掌握了什么新的证据吗？别说，还真有。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入党，起先是做一些宣传工作，是左翼文化的领袖之一。1930年，他开始从事统战工作，进而开始进入隐秘战线。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我党的情报组织——中央特科遭受了重大打击，很多主管工作的领导都暴露了，只能回去苏区。而潘汉年，则是在这一年的5月受命，成为中央特科重建后的情报科科长，继续负责情报搜集、敌情侦查和反间谍等工作。
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令人窒息，原先的组织框架几乎荡然无存，从头再来谈何容易。于是，潘汉年就深入一线，凭着频繁改变的样貌，亲力亲为地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他有时候是个西装笔挺的绅士，有时候是个满身油腻的厨师，有时候是破衣烂衫的乞丐。
频繁地乔装改扮，为的是方便接头，或者摆脱敌人的追捕。有一次，他穿着西装走在街上，突然发现被人跟踪。于是他找了一家饭馆，换上厨师的装扮，戴上口罩，提着菜篮子从饭店自如离开，从容地甩掉了追兵。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左翼作家丁玲以及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这两人都和潘汉年有密切的关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出于安全考虑，党中央让潘汉年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潘汉年回来后不久，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虽然此时，国内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呼声很高，但是投降派、顽固派的逆流始终存在。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报，潘汉年重返上海，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潘汉年在此期间，为了工作需要，发展了不少三教九流的加入组织，作为自己的外线支持人员。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袁殊。
袁殊是一个拥有五重身份的人，他分别是：共产党员、中统特工、军统特工、日伪特工，以及青红帮头目。1931年9月，20岁的袁殊在潘汉年亲自介绍下，加入了党组织。之后，他通过与表哥贾伯涛（黄埔一期毕业生）的关系，成功进入敌特机关，和日本驻中国特工头目岩井英一建立了关系。在短短几年内，袁殊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党组织提供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情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大举进攻香港。上海的租界区，也不再是和平的“孤岛”，一所所洋房成了日本人掠夺的对象。日军对我党的地下组织十分忌惮，为求心安，他们将搜索范围扩大，肆意拘捕中国人。在此情况下，党中央要求仍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机关立即撤离。主持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为此制定了数条撤退路线。等到机关撤离后，党中央立刻致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也尽快撤离。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潘汉年与刘晓等人商量后决定，通过日伪的特务机关，打通一条到根据地的通道。这样既有利于撤离，也会给日后的战斗带来实际的好处。
潘汉年此时想到，可以利用一下日伪特务机关头子李士群。李士群和妻子叶吉卿，曾经都是共产党员，但被中统逮捕后叛变，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并牵头组建了特务机关76号。此人八面玲珑，早就想给自己找一条退路。所以在1939年，他通过一些渠道联系到了潘汉年，并表示愿意双方交换情报。潘汉年将此情况上报后，得到中央社会部批准。于是，李士群也成了潘汉年的外线之一。
这一次，为了顺利撤退，潘汉年在1942年9月以自己的想法请示了中央，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批准了他的意见。于是，潘汉年很快就联系到了李士群，告诉他自己要去新四军的根据地走一趟，并会带几个随员。李士群满口答应，并保证会“行方便”。于是，一条从上海通往根据地的秘密路线被建立了起来，在之后的数年内运行良好，没有任何纰漏。
这之后，潘汉年和李士群的合作程度加深，每次有日军扫荡、清乡的情报，李士群都会知会潘汉年。而潘汉年也会提供给对方一些并没有实际意义的情报，换取双方的合作。新四军的首长陈毅，盛赞潘汉年的贡献，并且上报党中央，对他提出表扬。
不过，一场改变了潘汉年的危机，也在悄然到来。
1943年，潘汉年再次来到上海找李士群，李在谈话表示，汪精卫近来看到日军逐步走向失败，情绪相当低落，想要见潘汉年一面，谈一谈后路的事。按照规定，如此重要的事情，潘汉年必须立刻向组织汇报。但是当时时间太紧，他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只能私自和汪见了面。这次会面十分简短，双方没有谈出什么实际上的东西，于是潘汉年回去之后，也没有上报。
潘汉年多年来往于敌特、日伪之间，纵横捭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搜集情报。但是，他也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明面上是说不清的。日后万一有什么变化，自己恐怕百口莫辩。这份忧虑，一度引起了刘少奇、饶漱石等人的注意。于是，他们在1945年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文，上面明确地写道：潘汉年同李士群等汉奸接触，是接受了党中央指示，并且在行动之前曾向中央社会部做过报备的。这在当时，看起来像是一个护身符。
然而到了1954年底，随着一些政治事件的发生，已经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变得忧心忡忡。他来到北京，准备彻底交代问题。这一次，他对陈毅提起了当初自己和汪精卫曾私下会面的事。这件事，在党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没有任何记载，并不在刘少奇此前报告的保护之内。听到这个消息后，毛主席对潘汉年的信任大大降低。于是在1955年4月2日，潘汉年正式被捕。
在审讯期间，潘汉年早年的担心被一一应验。他多年在敌占区活动，与敌伪接触的案例太多了，他根本说不清。而且有些事情，涉及高度机密，潘汉年也没法说。于是，案子越审，潘汉年的压力越大。他头上的那朵乌云，也因此越积越厚。
不过，好在还有仗义执言之人。当时的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非常重视潘汉年的案件。他就认为，潘汉年的一些行为，在情报工作中是无奈的，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出卖过党中央，否则党中央不会一点损失都没受过。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份报告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很可惜，他的报告并没有引起重视。1963年8月，已经被关押了八年的潘汉年，被以“内奸”罪名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听到自己的判决后，潘汉年十分无奈地表示：“我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但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不过可惜，历史没有给他机会，自己走出监狱。到了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被送往医院治疗。1977年4月14日，这位传奇的情报英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担任了中纪委的第一书记。他和潘汉年曾经共事，不相信这个人会背叛党组织。于是，陈云积极地主张对潘汉年案进行调查，并与老同志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等人合作，搜集有利的证据。
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讨论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会议上，廖承志提出了对潘汉年案的疑问，并要求为潘汉年平反。他指出，如果潘汉年是汉奸，他完全可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出卖上海和香港的党组织。但事实上，在全国解放之前，潘所知道的香港电台和组织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如果潘汉年所执行的“打入敌伪取得情报”的方针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那么执行这一方针的潘汉年就不应该被称为汉奸。
事后，廖承志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并给陈云写了一封信，郑重要求复查潘汉年案。
根据这些要求，陈云在1980年12月和1981年1月，两次要求公安部将所有潘汉年相关的材料交到中纪委。在这些材料中，他十分幸运地发现了李克农当年递交给中央的报告。这份报告列举的观点，与廖承志、刘晓、胡立教等人提出的基本相同。中纪委审核这份报告时，一些领导人也感叹：“在当时的条件下，克农同志能写出如此客观的报告，真的很不容易。”
1982年，在历经一年零五个月的调查，和浩如烟海的证据搜集工作之后，中央得出结论：潘汉年不应被指控为“内奸”。1982年8月23日，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中央发布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郑重宣布：“指控潘汉年同志为‘内奸’、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对敌隐蔽斗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功劳很大。”
潘汉年在被捕27年、去世五年之后，终于恢复了名誉，得到了历史的肯定。
潘汉年在出事前，曾经对别人说过一句话：干情报工作的最后结局，就是身败名裂！中外莫不如此！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情报工作者确有很多说不明白的事。但是随着资料的解密，历史的真相必然会得到还原。真正的英雄，不会被永远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