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们，我今天带来了一百根金条，现金十亿元，还有十几挺新式的日本机关枪，上百支各种长短枪，以及子弹、手雷若干。我把这些全部献给新四军，希望能够减轻一些我身上的罪孽。”
1945年，一个西装笔挺的人，出现在了位于淮阴的新四军总部内。他的面前是一个中号的手提箱，箱子已经打开，里面是一排排码放整齐的“大黄鱼”。
此人的对面，是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等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其中的张云逸将军，十分欣慰地对此人说道：“邵先生言重了，连我们的陈军长都给你写过感谢信，这足以证明你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如今既然你已经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咱们之间就是同志关系了。日后你的工作，就交给陈国栋和宋日昌负责了。前面的路还很长，邵先生一定要小心啊。”
这位被称作“邵先生”的人上前一步，和三位领导一一握手，眼中也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用再过那种担惊受怕、还被别人戳着脊梁骨叫汉奸的日子了。中国的天，马上就要亮了。
张云逸将军
这个人，名叫邵式军，出身于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家族。因为旧中国上层的义气之争，他一度沦落到当了敌伪税统局长的地步，成了可耻的汉奸。但是在面对历史的岔路时，他坚定地选择了正确的方向，给自己赢得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显赫的出身，叛逆的婚姻
邵式军是浙江余姚人，与著名的大哲学家王阳明是同乡。他的祖辈世代官宦，因此邵式军从小就没有为吃饭和读书发过愁。当然，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他的母亲一家也同样非常显赫。邵式军的外公，就是号称“中国实业之父”的盛宣怀。
盛宣怀
盛宣怀本来是李鸿章的下属，因为精明强干，承办了当时中国很多著名的工矿企业。中国的第一个电报总局、第一个轮船公司、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所现代高等师范学堂，都是在他的手上诞生的。盛宣怀也因此，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能和他结亲，足以证明邵氏家族的实力。不过，从这层关系上也能看出，他们的这个家族属于守旧派势力，对于革命并没有什么热情。
邵式军出生后，得到了最为优良的教育。他本人也是既聪明又努力，在学业上很有成就。年纪轻轻，他便考入复旦大学读书。就在家人憧憬他学成归来、振兴家业的时候，邵式军却和一个革命派家庭的女孩恋爱了。
老年邵式军
这个女孩名叫蒋冬荣，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浙江省督军蒋百器。蒋冬荣聪明美丽，和风流倜傥的邵式军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一眼万年。但是，两个人的交往却受到了各自家庭的限制。邵氏家族是传统的守旧派人物，对于革命党深恶痛绝，所以一开始是死活不同意儿子和蒋冬荣在一起。而蒋冬荣的父亲，也同样看不上守旧派家族的邵式军。更何况，邵氏家族在盛宣怀去世后，已经逐渐没落，和蒋家的家境并不相当。这一场两情相悦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坎坷。
但是，年轻人的爱情是坚贞而又纯洁的。蒋冬荣为了逼迫父亲同意两个人的婚事，每天在家里大吵大闹，要不就是不吃不喝。一开始，蒋百器还十分严厉地斥责女儿，还把她锁在屋里。但是时间一长，他也有些心疼女儿了。最后他终于松口，同意二人结婚，但是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邵式军必须入赘！这一下，相当于将难题抛给了男方，因为虽然邵氏家族今非昔比，但是也没有沦落到让儿子当赘婿的地步。
蒋冬荣
不过，邵式军为了和心爱的女孩在一起，也是拼了。他对自己的家人表明，自己这一生必须要和蒋冬荣结婚，家人同意的话他就去入赘，不同意他就私奔，反正无论如何，自己是心如铁石了。最后，邵氏的家人没有办法，只能同意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邵式军和蒋冬荣终于走到了一起。两人的婚后生活十分融洽，邵式军一心一意地呵护着蒋冬荣，兑现了自己婚前的所有承诺。而蒋冬荣的四舅对邵式军非常满意，决定提携一下这个年轻人。
邵式军和蒋冬荣
蒋冬荣的这个四舅名叫吴启鼎，是四明银行的董事长，在金融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的推荐下，邵式军在从复旦毕业后不久，就直接进入了福建税务局工作。这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一步登天。邵式军十分重视这次机会，在税务局干得有声有色，让自己的领导赞不绝口。蒋百器和吴启鼎都脸上有光，感觉自己没有看错人。
四明银行
汉奸岁月
就在邵式军平步青云的时候，一次意外却发生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逐渐被蒋介石所掌控。蒋百器作为元老，在很多地方和蒋介石意见相左。蒋介石害怕蒋百器日后掀起反对自己的浪潮，便让特务暗杀了他。消息传来，邵式军、蒋冬荣夫妇悲痛欲绝，誓与蒋介石不共戴天。
国民党集团的内部矛盾，很快就被处心积虑侵略我国的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境内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他们当傀儡。像邵式军夫妇这样出身显赫、又与蒋介石有深仇大恨的人，就是他们策反的最好目标。
松井石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乱，邵式军夫妇回到了上海。某一天，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松井石根找到了邵式军夫妇，对蒋百器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同时也对邵式军在税务部门工作的成绩给予了赞赏。松井石根还表示，在南京要成立新的政府，希望邵式军能够出山帮忙。此时的蒋冬荣，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只要能让蒋介石难受的事，哪怕有悖于民族大义，她也在所不惜。于是，她力劝丈夫接受邀请。邵式军在权衡之后，同意了松井石根的请求，出任了日伪政府在苏、浙，皖三省的税统局局长。
就这样，邵式军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虽然他的作用，远不如汪精卫、周佛海、丁默邨等人恶劣，但是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汪精卫
逐渐地，什么礼义廉耻、民族大义，都被邵式军抛诸脑后。至于和蒋介石的仇恨，也逐渐成了夫妻二人麻醉自己的借口。他们如同伪政府的其他官员一样，每天巧取豪夺，中饱私囊，逐渐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后来，邵式军不但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和商行，还开办了重资产的当铺和银行。他大把大把地赚钱，后来还在余庆路80号盖了一幢非常豪华的花园洋房。
不过，就在邵式军沉沦之时，两次突发事件点醒了他。他的倒行逆施，逐渐引起了辖区老百姓和新四军的反感。他们组织起来，发起了两次针对邵式军的刺杀行动。一次是刺客将手榴弹扔进了邵式军的卧室，但是夫妇二人因为当时不在家而躲过了一劫；还有一次，刺客在邵式军出行的道路上设下了埋伏。如果不是乘坐的车辆设置了防弹装甲，邵式军早就死在了复仇的枪口下了。
刺杀剧照
经过这两次袭击，邵式军逐渐明白，作为一个汉奸，真的是遭到万民唾骂的。而且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41年，日本在战场上连连失利的消息，也让邵式军感觉到，跟着日本人一点儿出路都没有。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准备走一条全新的路。但是，自己的恶名在外，这条路要如何走呢？他苦苦思索也找不到头绪。
重见光明
关键时刻，又是蒋冬荣的关系，给他打开了一扇窗。一天，一个叫冯少白的人突然登门拜访。此人是蒋冬荣的远亲，已经许久不联系了。他这次前来，本来是要打听税务署副署长蒋大炜，和侍卫队长蒋定一的。这两个人，都是邵式军的左右手。冯少白和这两个人比较熟，现在是特意来寻求工作机会的。
在一开始，邵式军觉得这就是个普通的关系户，并没在意。但是闲聊之下，他居然觉得和冯少白非常投机。于是，两个人逐渐熟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天，邵式军在烦闷之余，讲述了自己不想再给日本人卖命、却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恼。
冯少白以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邵式军，半天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是共产党，如果邵兄有意反正，我可以当一个中间人。”
原来，冯少白早在抗战之前，就已经投身于革命了。1939年，他开始在新四军中担任职务。但是很快，他就遭遇了皖南事变，部队都被打散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这期间为了糊口，他本想找蒋大炜等人先谋一个差事，但是意外地认识了邵式军。在邵式军表现出悔意之后，冯少白决定冒一个险，表露自己的身份。如果邵式军一条道走到黑，他就来个鱼死网破；如果邵式军还良心未泯，自己就带他走一条光明之路。
上海老洋房
听了冯少白的话，邵式军和坐在一旁的蒋冬荣吓得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话。但是，他们又同时察觉到，这是一条改过自新之路。于是，他们不但没有把冯少白抓起来，反而给了他三万元法币，当做抗日的资金。最后，邵式军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并让自己的副手蒋大炜亲自把冯少白送入了苏北的抗日根据地。
从此之后，在冯少白的牵线搭桥下，邵式军成了新四军在苏、浙，皖地区的一个内线。他不但将伪政府的经济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新四军，还经常帮忙置办药品、被服和其他物资。他是税统局局长，只要开一张通行证，往外运送什么东西都没人敢查。在他的帮助下，新四军的物资困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新四军
1941年底，冯少白再次来到了邵式军家里，并且拿出了一封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亲笔信。在信中，陈毅感谢了邵氏夫妇对新四军的帮助，并且希望他们日后再接再厉，多做贡献。邵式军拿着这封信激动不已，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护身符”，更是摆脱汉奸骂名的一个契机。他当即对冯少白表示，只要是自己能力所及的，必然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新四军。
在这之后，邵式军开始更加卖力地帮助新四军筹备物资。他的大洋房，也从一个奢侈的销金窟，变成了新四军的物资转运站。直到抗战结束，邵式军的工作都没有停止。
陈毅元帅
1945年8月，日军签下了投降书，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紧接着，蒋介石的势力卷土重来，火速占领了上海。此时，邵式军夫妇察觉到了新的危机：就在他们的住宅周围，经常有一些陌生人出没。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已经被蒋介石的特务盯上了。如果再不走，可能凶多吉少。
邵式军火速联系了冯少白，表示自己想要去新四军的根据地。经过一番准备，邵式军和冯少白一起驾驶汽车，经过青浦和宝庆，来到了位于淮阴新四军总部。这一次，邵式军准备了上百根金条和十亿元法币，以及大批的武器弹药，当做给新四军的见面礼。
新四军物资
就这样，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发生了。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等新四军领导，亲切接见了邵式军。看着对方一张张朴素的脸，邵式军感觉到心里升起一股暖流。这是抗战开始后，他第一次真正的得到自己人的承认，怎么能不让他百感交集。
不过，后来经过研究，新四军的领导决定，仍然让邵式军回去，继续和蒋介石虚与委蛇。当时，邵式军手里还掌握着日伪政府的大量财富，如果让这些钱落入蒋介石的手里，对于新四军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邵式军听从了领导的安排，在几天后回到了上海。
上海旧照
这一次，新四军派出了大量人员，暗中保护邵式军。邵式军也开始和冯少白一起，一边应付特务和国民党的接收人员，一边暗中运送伪政府的资金。经过了大约一个月的转运，邵式军能控制的财富已经悉数运走。在一天晚上，邵式军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豪华洋房，然后跳上汽车，直奔解放区。等到蒋介石察觉之时，邵式军已经安全转移了。
这之后，邵式军一直在解放区从事经济工作。此时他的生活，已经无法和在伪政府时相比了，但是每天过的日子，却是踏实而又舒心的。他终于不用担心，每天走在路上，会遭遇手榴弹、冲锋枪的袭击了。
遗憾的是，在邵式军一生中多次发挥重要作用的蒋冬荣，最终没能逃出去。就在邵式军去解放区安排一切的时候，国民党的军警冲入了豪宅，将蒋冬荣逮捕了。蒋冬荣在南京坐了4年的黑牢，直到解放后才得以出狱。
蒋冬荣
解放后，邵式军调任山东省财政厅，担任了省税务局科长。虽然他在“镇反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但是很快又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不过后来，后来他仍然因为历史原因，被送到农场改造，直到1964年病逝。
但是，党组织一直没有忘记他这位功臣。在1980年，党中央重新肯定了邵式军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他公正的评价。
邵式军的一生，很具有当时中国那些公子哥命运的共性。在他们的前半生，往往满脑子都是对奢华生活的憧憬，对于挫折的承受能力差，对于民族的认同感不强。一旦和一些人出现血仇，他们往往分不清国仇和家恨，干出一些让人不齿的事情来。但是邵式军能够及时认清形势，用实际行动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转机，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人都有良知，就看在关键的时刻，有没有能激发良知的因素。如果冯少白没有及时的出现，邵式军可能会成为一个万人唾骂的铁杆汉奸，这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