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你这枪，都锈成一个铁疙瘩了，还摆弄个啥？充其量就是‘半斤铁’，扔了得了。”
1928年3月的一天，一个很年轻的红军战士，看着战友手上缴获的一把锈迹斑斑的破枪，开玩笑似地说着。他一伸手，将那把枪夺了过来，拉了两下枪栓。虽然枪栓是拉动了，但是里面却传来一阵“蹭蹭”的摩擦声，还有一些红色的土沫从扳机底下掉了出来。
“你看，这枪都快拉不开栓了，还能用？还有这个扳机，根本抠不动啊！”
“谁说不能用？等我修好了，看看你还说不说它是‘半斤铁’！”
那名战友一把夺过枪，仔细地在手里把玩着。
这名说枪是“半斤铁”的人，就是红军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而那个想要修枪的人，就是副队长陈伯钧，一位后来的开国上将。此时两个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们的打闹和争执，其实可以看做孩子间的打闹。可谁知，因为这件事情，却引发了一场血案。
吕赤是四川人，原名吕希贤，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后来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继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吕赤。1925年7月，吕赤考入黄埔军校四期，与后来的创建陕北红军的刘志丹、新中国开国元帅林彪、国民党的名将胡琏、张灵甫、谢晋元等人是同学。本来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很好的前程，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却毅然返回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又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而陈伯钧，也是四川人，农民家庭出身。他在1923年考入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从此积极接受新思想，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他考入了有黄埔六期之称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来因为作战勇敢而火线入党。本来他是想去参加南昌起义的，但是因为路上遭到张发奎的阻拦而迟到了，所以转而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他也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1927年12月，毛主席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红军大学、延安抗大的前身。吕赤和陈伯钧因为各自的优异表现，成为了教导队的正副队长。两人既是四川老乡，又同是黄埔军校学脉的校友，加之年纪相近，有共同语言，所以相当要好。两个人互相勉励，在学习和战斗中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1928年3月，教导队攻克了湖南酃县。在打扫战场时，陈伯钧在一块泥地里意外发现了一把手枪！这是一把美制的勃朗宁手枪，在当时被称为“曲尺”，属于军队里的稀罕物。陈伯钧把这把枪洗了洗，然后拿给好友吕赤看。吕赤看着这把锈迹斑斑的手枪，嘲笑着说这不过是“半斤铁”，而陈伯钧则说，自己能把它修好。这便是本文开始的一幕。
当时的红军武器弹药匮乏，能缴获一把美制手枪简直就是撞了大运，陈伯钧哪里肯扔掉！他开始在行军、学习的间隙，找一些粗砂粒来摩擦枪的零部件来除锈。有一些实在损坏严重的零件，就从其他的废枪上找替代品。不合适的，就自己进行二次加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这把“曲尺”枪，还真让他给修好了！
在试射了几枪之后，陈伯钧非常高兴，一心想着在好友面前显摆显摆。这一天，吕赤外出执行任务回来，陈伯钧走到他面前说：“今天我让你看看，我这把破枪还是不是半斤铁。”说着，他就志得意满地拉动了枪栓。
陈伯钧在动枪的时候，忘了一个原则：枪口不能指人！此时，正好吕赤就站在枪口正对的地方。陈伯钧没有想到，枪栓和撞针之间，此时发生了粘连。随着枪栓的后拉和前移，撞针也一下子击中了枪膛内子弹的底火。结果只听“砰”的一声，这把“曲尺”枪走火了，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了吕赤的胸膛！由于伤在了要害部位，吕赤这位前途无量的少年将军，就这样过早地离去了。
吕赤的死，让不少人将矛头对准了陈伯钧。他们大喊着“杀人偿命”，将陈伯钧绳捆索绑，押到了毛主席面前。此时的陈伯钧，其实心里比任何人都难受。自己最为亲近的战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自己的枪下。他的心头，同时压上了痛失战友和杀人者两块巨石，十分难受。
在得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毛主席说道：“大家听我说。吕赤同志，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也是个在思想上非常进步的人。但是，陈伯钧同志也不是坏人啊。这场悲剧，仅仅是因为陈伯钧玩儿枪走了火，是一场意外。陈伯钧和吕赤都是在军事上很优秀的人，他们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很缺啊。”
大家一听，也都冷静了下来。但是毕竟出了人命，这件事就这样滑过去也不行，对纪律是一种伤害。此时毛主席又说道：“我觉得，这虽然是一次意外，但陈伯钧同志违反枪械使用原则，这一点是需要处罚的。我看这样，咱们做一点体罚，用打手板的方式，来处理陈伯钧。至于数字，我看就一百下吧。”
于是，吕赤意外死亡一事，最后的处理方式就是打了陈伯钧一百下手板。后来陈伯钧离开了教导队，到了1团1连当起了副连长。这次死里逃生，让陈伯钧对毛主席感恩戴德。在日后的战斗中，他的表现越来越好，在五斗江、草市坳、、黄洋界以及历次反围剿等战役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战斗之外，陈伯钧还将自己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写成文章，在根据地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毛主席对陈伯钧从来不吝惜溢美之词，曾经称他为“红军中的干才！”
但是，在自己的阵营内，陈伯钧总是有一种有意无意的苍凉感。他是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在“左倾”路线盛行的时候，他的处境一度非常艰难。陈伯钧知道，这除了表面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让人不好说的原因，那就是自己的“成分”问题。
陈伯钧是农民出身，这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了他的几个哥哥身上。
陈伯钧是家中的老五，上面有4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不过后来弟弟夭折了，他就成了家里的老小。后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陈伯钧的哥哥们全都投奔了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在陈伯钧追随共产党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激烈的反对，但是也没表示过支持。所以在陈伯钧犯错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哥哥的问题被人揪住不放，这让他非常苦恼。
除此之外，陈伯钧自己还有一个隐忧：万一以后有一天，兄弟们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他该如何面对呢？为了革命，他可以对任何人举起枪。但要真的是见到了哥哥们，他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波动呢？他不敢想像。不过好在，他的几个哥哥都在川军任职，和中央苏区有一段距离，战场碰面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然而在1933年，四川军阀刘湘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红军为了生存，和敌人展开了三次大战，全部取胜。6月下旬，刘湘再次集结力量，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结果在万源地区，川军再次被红军击败。这本来是一次可喜可贺的胜利，但是对陈伯钧来说，却是喜忧参半：他的三哥，在战斗中被打死了！选择不同道路的兄弟二人，在无情的战火中天人永隔，让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安排。
不过后来陈伯钧很快走出了阴影，继续作战。凭着战功，他当上了红一方面军第13师的师长。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左”倾的错误路线，战场的局面日益严峻，陈伯钧再怎么英勇，也是无力回天。终于在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陈伯钧的第13师，作为中央纵队的后卫部队，负责掩护全军渡过湘江。为了挡住敌人，13师孤军奋战了一整天，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终于完成了掩护任务。此后陈伯钧就有了一个独特的外号，叫做“铁屁股”。
此后，红军辗转来到了四川西康地区。这是川军军阀刘文辉的地盘，而刘文辉正是陈伯钧哥哥陈国宪的顶头上司。此时，陈伯钧成了红军的前卫，如果真有敌人前来堵截，他必须要与其决一死战。此时陈伯钧最怕的，就是刘文辉派自己的哥哥出战。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当部队到达汉源地区，前方传来确切消息：前来堵截的敌人，正是陈国宪率领的一个团！陈伯钧苦恼不已，但是为了红军的生存，他只能命令战士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攻克汉源！
就在此时，传来了让人欣慰的消息：红军准备和刘文辉展开密谈，让对方放自己过去！陈氏兄弟，暂时不用再打了！陈伯钧的心里，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后来，双方谈判顺利，刘文辉同意让路。此时陈伯钧的心里却突然涌现出了另一个念头：想要见哥哥一面。当年离家时，哥哥曾经想让自己当一个老老实实的教书匠，在家照顾老父亲。后来自己加入红军，大家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二哥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他真的是想要看一看。
然后任务不等人，老蒋和在后方追击的薛岳也不给他这个机会，兄弟二人只能在战场上隔空互道珍重。谁知道这次错过之后，兄弟二人便成永诀。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国宪率军参加了淞沪会战，结果死在了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成了为民族的自由而献身的英灵。当初西康时的错过，成了陈氏兄弟一生的遗憾。
从此之后，陈伯钧继续忘我的工作。抗战时期，他先是出任了120师359旅的旅长，之后又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在八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陕甘宁边区活动，时而带领部队阻挡敌人的进攻，时而在案头编写战争理论和八路军历史，时而带领群众展开大生产。虽然他的战功不像陈赓、王震等人那样显赫，但也同样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中，陈伯钧进入东北，依然是边搞干部教育边打仗，在立功的同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政人才。解放后，他先是在湘西一带剿灭土匪，之后又回到教育岗位，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
虽然说陈伯钧在自己的军事生涯后期，上战场的机会并不太多，但是却凭借认真负责的精神，在教育领域走出了一条新路。可以说除了刘伯承元帅，陈伯钧是撰写军事理论、军事史学著作最多的高级将领之一。陈伯钧的成功，和他在教育领域的巨大贡献分不开。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陈伯钧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上将！这对于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来说，是最好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