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受了半天累，病了都没人管。反倒是你们够义气，还来照顾我！”北京一所简陋的公寓内，一个人坐在床上痛哭流涕地说着，身上时不时地会哆嗦一下。他的对面，是一个高高瘦瘦的人，一手拿着一个小药瓶，一手拿着水杯，正在照顾对方吃药。任谁看，这都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互相照顾。但其实，这一幕的双方，正是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
躺在床上的，是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的手下。而照顾他吃药的，却是我党的一位重要将领、后来的国防部长耿飚。
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为了寻求和平之路，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在11月5日，战争的阴云就又笼罩在解放区的天空之上，刚刚到来的和平似乎又要被打破。12月15日，美国“特使”马歇尔上将奉命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局势进行“调处”。
马歇尔的工作也算是有所收获。1946年1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三项协议，分别是《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按照协议，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也称“军调部”，专门负责执行停战协议。为了公平起见，军调部由共产党一方的周恩来、国民党一方的张治中、以及马歇尔三人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共同领导。
除了领导者，还要有具体的执行人。在军事三人小组之下，军调部还设立了三名委员，分别是共产党一方的叶剑英、国民党一方的郑介民、美国一方的饶伯森。委员之下，还各自有多名工作人员。所有工作人员，全部住在北京饭店里。
很多朋友一看见郑介民，就知道这个组织不是真心来“协调停战”的。郑介民是蒋介石的亲信，保密局副局长，是一个老牌的特务。他的专长就是情报工作，而且长期用监视、策反、污蔑等下作手段对付我党。在他的安排下，北京饭店的走廊中一下子多了不少特务。我方工作人员外出时的司机，还有楼层服务员，也都被换成了特务。甚至连出去遛个弯，都会有人盯梢。在军调部工作的我党人员，处在了全面的被监视当中。
郑介民进行监视的目的，是要全面掌握我党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污蔑、刺探情报、抢夺文件等活动。这些特务，确实非常烦人。可是，就有个人不怕他们，那就是前面提到的耿飚。
耿飚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也是入驻军调部的人员之一。他对特务的盯梢不以为意。耿飚是一员骁勇的战将，从小就和父亲习武，掌握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功夫。真要是特务敢对他不利，那还真不知道谁要倒霉。
当然，耿飚不是个好勇斗狠的人。在当时那个敏感的时期，对敌人的特务，他还是能躲就躲。每次出去办事，耿飚都会刻意的兜圈子，将盯梢的甩掉之后再去办正事。敌人特务对他无可奈何，只能“多加怂人”，派了两个特务专门跟踪耿飚。
然而，这反倒是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情报工作，怕的就是熟人熟脸。在短时间内老看见同一批人，普通人都会有所怀疑，何况是警惕性极高的耿飚。所以时间一长，耿飚都觉得这两个家伙有些可怜，于是出来进去的，都会主动和他们打招呼。特务们每次都只能尴尬的还礼。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滑稽的事儿。一天，耿飚完成工作，准备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放松一下。由于是私事，没啥好保密的，耿飚就没有刻意的“甩尾巴”。两名特务看机会难得，就都尾随而来。
到达电影院后，耿飚进去了，两个特务没钱买票，只能在外面的墙角蹲着。耿飚回头一看，觉得这两人着实可怜，便又多买了两张票，出去递给特务，说道：“兄弟们，别在这儿蹲着了，天儿怪冷的。一块儿进去看场电影吧，这段日子你们也挺辛苦的。”
特务们尴尬的接过电影票，脸涨得通红，只得略带歉意地说道：“对不起长官，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没办法。”
此事一过，三人似乎有了默契，耿飚每次出门，特务们都不会盯得太紧，这样大家都舒服些。
不久之后的一天，耿飚再出门，却发现两个特务只来了一个。于是他就直接了当地走过去问道：“兄弟，你那个同伴呢？”
特务叹了口气，答道：“报告长官，我那个搭档今天打摆子了，动不了，现在在家躺着呢。”
所谓的打摆子，就是疟疾。具体症状就是忽冷忽热，有时候会引起神志恍惚，不及时救治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于是耿飚赶紧问：“那现在谁照顾他呢？”
特务又叹了口气，说道：“没人照顾。干我们这行的，干得不少挣得不多，没半天没黑夜的，媳妇也娶不上。有点儿病还用照顾，自己躺躺就得了。”
耿飚心里却有些五味杂陈，于是便问了那个特务的家庭住址，办完事之后去药店买了奎宁，赶紧过去了。
当那个特务打开门，发现来给自己送药的，竟然是自己天天跟踪的“共军”，立刻大吃一惊。想到自己的单位没人管自己，反倒是敌人关心自己，特务心中感慨，大哭了起来，于是便发生了前面那一幕。
感动之余，这名特务当即“被策反”，将郑介民布置的监视、监听网络合盘托出。耿飚大吃一惊，他此来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就是关心一下对方，结果没想到钓到了“猛料”。随着特务的诉说，耿飚已经大体掌握了北京饭店附近的敌特活动规矩。
但是，军调部委员叶剑英并不住在北京饭店，而是住在故宫附近的翠明庄。耿飚知道，对叶剑英的监视，只会比对北京饭店的更加严密。于是他赶紧再问：“那么，对我们的叶剑英委员呢？你们不会没有动作吧？”
特务略一迟疑，说道：“翠明庄那边不是我们负责的，而且我也不会窃听那一套。”
这句话的信息量非常大，它意味着，叶剑英的电话通讯和言语，此时也应该被全部监听了！这个情况必须马上反映上去，否则一个不小心，党和军队就会受到损失。于是耿飚又安慰了特务几句，然后赶紧回去，向主管情报的李克农汇报了情况。
李克农灵机一动，立刻决定做一个“局”。他先是来到翠明庄叶剑英驻地，找到了窃听器。然后以“有事相商”为由，将郑介民和饶伯森叫到了翠明庄，并当面将窃听器摆了出来。郑介民一度显得非常难堪。李克农立即提出要我方所有工作人员要离开北京饭店和翠明庄，在别处自己找办公地址。郑介民无奈之下，只好同意。
这次风波过去以后，军调部的工作其实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意义。放眼全国，国民党军队已经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所谓的“军调”，完全是表面功夫上的扯皮。1947年2月，叶剑英带队回到了延安。
蒋介石在即将失败之时，总是愿意抱怨我党“善于收买人心”。但是殊不知，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恶果。他只知道用利益来笼络人心，却从来没真正关心过自己的下属。这种风气在国民党内部极为盛行，形成了一种“喻于利”的“小人”哲学。试想，如果那个特务不是在那么无助的时候见到耿飚，怕也未必会那么轻易地“摊牌。而我党则向来是将心比心，切实关心别人的疾苦，这种真诚的态度，比多少金钱都要来得更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