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年，随着崇祯皇帝的登基，似乎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即将开始。首先，崇祯皇帝杀掉魏忠贤，清除了整个阉党，全国的政治气息为之一变。第二，他决定重用袁崇焕，在辽东实施新的防御政策，并赐予其尚方宝剑，让其全权负责当地的军政事务。而崇祯自己，也找到了明朝皇帝多年贪色怠政的根本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正，自己以身作则，勤政不怠。全国似乎变了一个样，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似乎一个中兴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没想到的是，十八年后，明朝亡国，崇祯帝自缢身死。
当然，这其中，崇祯帝和底下大臣的貌合神离、以及他的才能不够是根本原因。但是，崇祯年间面临的极端自然环境也是促使明朝灭亡的主要客观因素。可以说，整个明朝看下来，没有任何一个皇帝碰到过崇祯帝那么棘手的自然灾害问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愚蠢的人祸一起，才让一个进三百年的帝国最终轰然倒地。
首先是大旱
崇祯皇帝统治时间的上半期，面临的主要灾害形式就是旱灾，而且主要集中在西北，特别是在陕西。在这里，干旱导致的饥荒极为严重。崇祯元年（1628）末，一位御史上奏，陕西全省已全部成为灾区，农田颗粒无收。次年，全年整体气温骤降，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寒潮。而且这次寒潮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17世纪40年代，基本涵盖了崇祯的整个执政时间。
当然，这种气候并不是只在中国出现的局部灾害，而是整个世界都能感受到的一个大的气候变迁。在17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在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都只会经历一个月左右的严寒。但在17世纪40年代，冬季的每个月都是严寒，这段时间被称为“自12世纪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冷的10年。”
位于中俄之间的满洲也经受了同样极端的气候。甚至，他们体会这种严寒的时间更早，程度更深。这段时间，雪灾的记录在清朝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而极度的严寒也驱赶着女真人向南迁徙，并通过对明朝边境的抢劫和贸易来保证生存。这一年，被关宁锦防线封死在东北的皇太极进攻朝鲜，形成了“丁卯虏乱”，同时，他还对明朝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但是无功而返，这场战争被明朝称为“宁锦大捷”。
回看大明，旱灾和寒潮导致的全国性大饥荒也非常严重。崇祯朝的首次大饥荒发生在1632年，即皇帝登基后的第五年。这年伊始，朝堂上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飞来，全都是各省、府、县的极端气候的报告，以及饥荒和社会紊乱的报告。一位派往西北的巡抚写道：“不意天未悔祸，荒旱五年，致彼遍地皆贼，日甚一日。”这种情况造成的就是全国交通系统的瘫痪，一位被派往京杭运河中段地区视察灾情的巡按回报的情况是：“南北往来几于断绝。”别人的另一封奏疏中则写道：“贫者流而为盗，富者乘间潜移。商贾不通，道路梗塞。”
然而灾情仍在不断恶化。到了崇祯八年（1635），蝗虫开始大量出现。在崇祯十年（1637），干燥的天气导致了大规模旱灾，旱灾又导致蝗灾，全国陷入了恶性循环。崇祯十二年夏末，在长江流域，“蝗食苗尽”，一点可以吃的都没有留下。这种史无前例的旱灾在明朝肆虐了长达7年之久！其中，最严重的灾情发生在崇祯十三年（1640）夏天，在山东西部，饥民只能剥食树皮，最后不得不吃人的腐尸！在山东西北部的城市临清，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烈情况。第二年夏天，饥荒向南蔓延至长江三角洲，并导致物价飞涨。《上海县志》中曾记载：“饿殍载道，米粟泳贵，斗米银三四钱。”
这场连旱7年的灾情，肆虐的主要区域在华北，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这些地区都连旱5年以上，旱区中心所在的河南省，更是在7年之中持续干旱，人民的生活极度困苦。崇祯十六年五月九日（1643年6月24日），束手无策的皇帝降旨，要求所有臣民，上至文武百官，下至贩夫走卒，都要洗心革面，禳除干旱的天谴，祈求上天“普降甘霖”。
与干旱的情况相反，大明的某些地方在此时居然出现了严重的洪涝。1640年以后，北方降雨突然暴增，渐渐变成了洪水。特别是崇祯十五年的开封，更是发生了严重水灾，以至于“洪水决城”。这场洪水影响广泛，文献有“尸横遍野,饿殍千里”的描述，甚至到了“藏书损毁、科场转移”的程度。当然此次灾害有可能是人祸，明朝的文献记载是李自成决堤溃水，但是也有可能是明朝官员为了击退农民军而自己干的。
猛烈的鼠疫
干旱、蝗灾、洪水和饥荒之后，疫疠接踵而来。开始的大部分疫情是由天花引起的。万幸的是，此时汉人已经通过接种人痘这种简单的预防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住了天花。但是，天花对满族人来说仍然致命，而且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种特别的恐惧，所有满洲人都会竭力避免与感染天花的人进行接触。因此，在17世纪30年代中，有好几次在满清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都会从有天花疫情的地区撤退。对天花的恐惧，在崇祯二年到三年（1629—1630），让皇太极终止对华北的进军。而崇祯十二年（1639）在山东爆发的天花疫情，也使满族人取消了当年冬对华北的突袭。可以说，天花对明朝此时的苟延残喘起到了一定帮助。
然而汉人可以预防天花，却对另一种烈性传染病束手无策，那就是鼠疫。崇祯六年（1633），山西省的首次发生疑似鼠疫大爆发。三年之后，感染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陕西和蒙古南部。崇祯十三年（1640），整个陕西省都成为疫区。等疫情结束时，据粗略估算，全省人口死亡率高达80%——90%！尽管这一统计很明显是夸大了事实，却也反映了疫情的严重性。而且根据一些地方志记载，陕西的部分地区情况确实如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山西省北部的所有州县都已出现疫情。
当然不止山陕两省，全国的疫情都很严重。崇祯七年（1634），明朝西北边境地区的老鼠数量突然暴增。据《明史》记载，宁夏的一些乡村突现数以万计的老鼠，所经之处，寸草不留。崇祯十二年（1639），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疫情，虽未确诊，但因为同年发生的长江中游地区的鼠患，所以人们怀疑这也是一场鼠疫。疫情在两年间愈演愈烈，整个明帝国的东部都受到了影响。据称，山东某州半数以上的居民死于疫病。地方志编纂者在评价此次疫情时写道：“历代灾异叛乱，为害无甚于此者。”在山东的某些地方，疫病使数个村庄人迹灭绝，70%以上的人口死亡；而同样的死亡率也曾出现在河南省境内的黄河流域地区。
疫情在崇祯十五年（1642）似乎出现了暂停情况，随后二次爆发，从江南直到北方边境，无处幸免。当时，北京曾是疫情的感染源，病原体随着曾经的全国财富流动通道——京杭大运河，一路由北向南传播疫情。大明的人民，被黑色的死神疯狂蹂躏。
饥荒加上瘟疫，其后果是致命的。这些年的地方志中，曾不断出现的一个词：“死者泰半”，而“十室九空”则是另一个出现频率相当的词。粮食歉收，食物供应减少，商品交易停止，导致粮食价格的通货膨胀程度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明朝的人民都成了赤贫，完全没有缴纳赋税的能力。人民的生计维艰，政府的处境则更加艰难，有太多的灾情需要赈济，但是国库已经空空如也，甚至没有能力支付军饷和维持边防以及驿递。崇祯十六年，为了镇压农民军，皇帝曾经考虑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和关宁铁骑入京护卫，但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提出，这需要100万两白银的军费，但此时国库中仅有40万两，计划只能无奈终止。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财政紧缩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在满洲连年用兵的巨大耗费无人买单，国内征缴农民军的费用更是没有着落。国家为应对军费开支，只有不断加重赋税，臭名昭著的“三饷”更加重了人民本已沉重的负担。人们用“崇祯”的谐音“重征”来进行调侃，一语双关地道出了税赋沉重的现实。更多的赋税造就了更多的农民军，当1644年——崇祯朝的最后一年到来时，80%的州县已停止缴纳赋税，农民起义已经遍及全国。而国库此时已经被彻底清空。
后记
纵观崇祯执政的十八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贯穿。在中国民间，对崇祯时代的灾害有个说法，叫做：“旱九年，涝九年”。而在《哈佛中国史》中，对崇祯时期的自然灾害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崇祯之渊”，一个“渊”体现出了灾难的深重程度。这其中的每一个灾害的程度单独拿出来，都不是一个政权可以轻松面对的。如果按照中国历史上国运的说法，此时的大明真是“气数已尽”。
但是，同样的灾害并不止在中原肆虐，当时的满洲也没有逃过老天的惩罚，但是他们却可以在历尽磨难之后浴火重生，最终成功地入主中原，可见天灾不仅是灾难，也是考验，同时还是契机，如果能够处理好，未必不能渡过难关。但就在每次灾害请求赈济的奏疏到来之时，就在每次调兵缺乏钱粮之时，就在京城守军几个月没有薪饷、即将哗变之时，大臣都会劝皇帝动用自己的私房钱来救急，但是每次崇祯皇帝都会说“内帑业已用尽”。可是，就在他上吊之后，李自成攻占北京，从宫内搜出的白银竟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可见面对全国的自然灾害和为大明舍生忘死的官兵，崇祯这个皇帝是何其的混账，他如果不亡国，那才真是天理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