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汪东兴当领导，恐怕没人会答应。他已经走在革命的后面了！”
1979年，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前后，党中央召开了一次组织生活会议。会议上，有人对新的国家领导班子如何搭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是否更进一步，有人表示赞同，但大多数人则是一言不发。而经常缄默不语的陈云，此时却是一反常态，态度坚决地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此言一出，如同点燃了一串鞭炮，现场的其他领导干部，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加入了批评的行列。而在座的汪东兴将军，先是错愕地环顾四周，然后默然地低下了头。
不久之后，党中央对汪东兴的新任命下来了：他被免去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转任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那么，陈云为何会说汪东兴当领导没人会答应呢？汪东兴后来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
“他是要一直跟我走的人，人还是旧一点好，别人用来我不放心！”
这句话，是毛主席对汪东兴将军的评价。他对这位老部下的看重和爱护，溢于言表。汪东兴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是心细如发，对保卫工作一丝不苟，甚至曾经亲自担任毛主席的“开路先锋”以保证领袖的安全。新中国建立后，他能坚持原则不动摇，抵抗住了各种拉拢和诱惑，为国家权力的顺利交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反对他在中央的职务更进一步，其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要想说清楚，我们还要从汪东兴将军的成长路径来着眼。
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1932年加入红军，同年入党。由于政治过硬，他担任过特派员、连指导员、大队总支书记等职，随红军参加过长征、东征和西征。不过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怎么正经打过仗，而是主要从事医疗救护和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开始担任警卫处处长，1947年起开始担任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并随着主席转战陕北。
1949年3月23日，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和汪东兴来说，都是不寻常的一天。这一天，北京城已经做好准备，等着各位中央领导的到来。出发之前，毛主席曾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决不能退回来。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当李自成！”
这一天，对于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考试，对汪东兴同样如此，甚至任务更加艰巨。按照安排，毛主席和党中央要乘坐汽车，从西柏坡前往北京的清华园，然后转乘火车进城。这个过程，需要两天的时间。而当时，不要说华北，就是单一个北京城，就还有多达两万多名特务在活动。如何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无恙，是一个大问题。汪东兴在出发前的好几天，就已经不眠不休地做好了一切准备，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做好了预案。出发时，他坐在打头的吉普车里，眼睛警惕地观察着附近的一切，唯恐漏掉一丝一毫的细节。在他的全力保障下，党中央的进京过程十分顺利。
3月25日，毛泽东带领党中央，通过火车抵达北平，当晚在颐和园升平署下榻。安排好毛主席之后，汪东兴和李银桥火速赶往香山，察看毛主席未来一段时期的住处——双清别墅周围的环境。双清别墅背靠山区，很容易遭到特务的集团进攻，所以汪东兴在布置警卫岗哨的时候，除了表面的岗哨之外，还布置了大量的暗哨。从此时起，一直到6月份毛主席搬入中南海，双清别墅的安保工作从没有出过纰漏。
汪东兴的长处，是工作认真负责，心细如发，工作实事求是。这对于一个保卫干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优点。所以不管是毛主席住在双清别墅时，还是入住中南海之后，汪东兴始终不离左右。虽然在1958年，他曾经被短暂地被调到地方上工作，但是工作仍然很出色。后来他被调回中央，除了继续从事保卫工作之外，还担任了神秘的8341部队政委，成为了其真正的掌控者。
长时间的相处，让毛主席和汪东兴产生了非同一般地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不管是1963年毛主席考察黄河，还是1965年的重上井冈山和第二年的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另外，汪东兴还是毛主席的“特别联络员”，负责与一些重要人物的秘密联络。后来毛主席对一些老同志的保护，就是通过汪东兴完成的。
但是，汪东兴也有自己的短板。由于参加战斗较少，他的战功并不显赫，在军队中威信不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对他来讲已经是极限了。
同时，汪东兴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后来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革命的理论著作，这导致他的理论水平也不高，在政治上容易盲从。而且，他的工作方式十分直接，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这就导致他始终和其他同志搞不好团结。对于毛主席，他无疑是忠心的，但是这种忠诚，有时候会变成片面的个人崇拜。一旦毛主席的意志和他自己的意愿发生冲突，汪东兴的第一反应无一例外地是去支持毛主席。毛主席曾说他“不爱动脑子”，这话确实有些道理。
1976年，毛主席去世，举国哀悼。而那时，也是权力交接中的一个敏感而脆弱的时期。也正是在此时，汪东兴行得正走得直，指挥8341部队，与华国锋和叶剑英配合，维护了党中央的地位，赢得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支持。
但是这之后，汪东兴的短板却又很快显现了出来。出于维护毛主席形象的考虑，他对一些明显的错案的平反工作很不热心，对一些已经平反的同志态度恶劣。他曾经批评陈云：“毛主席早就说他是小婆娘，裹足不前，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领导？”但同时，他又对毛主席赞扬陈云为“经济专家”的话视而不见。
类似的话，经常从汪东兴的口中说出。他用这样的方式去维护主席的形象，显然有失全面了。同时，这也和正在布局改革开放的党中央很不合拍。逐渐地，汪东兴原本已经积攒起来的威信，又一点一点地崩塌了。终于到了1979年，出现了在组织生活会议上，大家一致批评他的局面。
当然，陈云说他不适合当领导，确实是因为汪东兴的工作作风与中央不合。但是，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能忽略。第一个前面已经说过：汪东兴在工作中缺乏主见，“不爱动脑子”，容易盲从。还有一点，就是他本人确实水平不够。虽然他在地方工作时，因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受到了好评，但是他毕竟没有真正地主持过经济工作，也缺乏变通能力。如果真的让他在过高位置上，真的去全面负责一方面工作，他的掌控力是很值得怀疑的。
然而，遭受批评、并且被调离领导岗位的汪东兴，此后却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胸怀。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抱起了书本，开始恶补自己的革命理论知识和经济知识。可能是感觉自己真的不再适应潮流了，在受到批评后不久，汪东兴就表示，想要辞去自己的一切公职，回家养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
离开政坛的汪东兴，生活得十分从容。他将自己关在家里，很少与外界接触。他写过一些回忆录，但因为各种关系，仅将其作为个人的收藏。一些海外的出版商，携重金想要购买他的书稿和版权，但汪东兴始终不肯卖。他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可能被外界用来曲解中国那段特殊的岁月，对现在已经形成的开放格局构成干扰。
但是，深居简出的汪东兴，却对老家的革命历史修撰工作非常上心。对党史办的同志们，他总是有求必应。1994年，弋阳党史办的同志拜访汪东兴，请他对准备出版的《弋阳英烈》提意见。汪东兴通读之后，提出要加上方志敏和余汉潮的介绍。党史办的同志表示这两位烈士的事迹，已经在别的材料中有所提及。汪东兴说：“不要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另外，晚年的汪东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经常拜访毛主席纪念堂。每逢毛主席的生辰和忌辰，他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一些比较重要的周年，他还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纪念毛主席。
2015年，汪东兴十分安详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一年，他刚好一百岁。对于这位走过了一个世纪革命岁月的老人，党中央给予的悼词规格很高。虽然他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汪东兴，可能中国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政策调整为改革开放，如今的盛世也未必会这么早地到来。他对党和人民，是有大功劳的。虽然他的去职众说纷纭，争议颇多，但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没有争议。分开一个人的两面，功是功过是过，客观地评价，这才是我们认识历史人物应该秉承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