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
1936年12月15日，一封电报已公开的方式为人所共知。电报的内容之石破天惊，对当时的中国不亚于一次8级地震！这次震动的余波，甚至传到了苏联，让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吃惊不已，一度认为中国的抗日形势将会急转直下。而就在短短的4天后，一个人的发言就改变了中国的局面，让全国抗战的形势为之一新。这个人，便是从著名的五四运动中一路走来的张闻天。
张闻天其人
张闻天是江苏省南汇县人。他虽然生活在乡下，但是家境还可以，可以支撑他读书上学。年幼时，他上过私塾，后来进入汇南小学读书，然后更是一步一步升学。在1917年，张闻天进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这所学校虽然听上去，似乎是一所纯技术类学校，而且学费很低。但是，它的师资力量却非常强。学校的校长许肇南，本身就是一位博学的留学生。他聘请的老师，也都是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才。在这所学校里，张闻天接触到了西方的科技，也吸收了自由民主的思想。后来他还读到了著名的进步杂志《新青年》，思想境界逐渐提高。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青春气息涌动的革命烽火，瞬间传遍全国。学生和工人，首次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指导下，成为了时代斗争的排头兵。这阵风潮很快传到了南京，正在上学的张闻天受到感召，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了学生运动当中。他和另一位重要的学生运动领导人沈泽民一起，组织一切力量，发起了大规模的演讲、纪念、游行活动，声援受到国民政府暴力对待的北京学生。6月，活动进入到高潮，南京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团结一致进行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活动。这次运动，让张闻天成长不少。
从1920年开始到1925年，张闻天不断在日本、美国、苏联进行学习和工作，在积累到一定经验之后，他开始从事翻译、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的了解。
1931年，张闻天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同时也在担任共产国际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1933年，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苏区，张闻天也跟随着一起进入江西。从此之后的两年中，他一直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不但抵挡住了国民党军队的外部进攻，还顶住了党内的很多压力。当时，他为了工作方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洛甫”。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时，张闻天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最终确定了正确的领导核心，让红军的命运有了转机。
西安事变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的打击仍然如影随形。陕北地区驻扎的主要国民党部队，是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经过几次战役，杨、张两军损兵折将，但红军其实也不轻松。双方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两败俱伤的状况中。而同时，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在日益深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在不断妥协，甚至对民家自发的抗日武装进行打压。渐渐地，张、杨二位将军不再想打内战，悄悄地和红军建立了联系，想要共同抗日。
在这个环境下，张学良不止一次地找蒋介石谈话，希望能够全民族团结一致，先把侵略者赶走。蒋介石不但不允许，还命令张学良镇压参加抗日活动的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则高喊“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让张学良汗颜不已。他不想对学生动手，只能劝他们回去。之后，他再次劝谏蒋介石团结抗日，却再次遭到拒绝。
终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扣押之后，各方面的反应都很激烈。最为激烈的，便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西北军当初和冯玉祥有渊源，对蒋介石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东北军则更不必说，即使不说军阀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矛盾，光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忽悠东北军放弃家园的仇恨，也已经让人恨他入骨了。所以在当时的东北、西北军中，大量的军官想要直接杀掉蒋介石泄愤！
南京方面，对此事的态度反应十分微妙。以宋美龄为首的一大批官员，自然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回来。这很好理解，毕竟大家的利益都是连在一起的，只要蒋介石可以继续掌权，他们的一切既得利益就不会失去。而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批军政官员，态度则十分微妙，似乎并不想西安事变解决得太顺利，甚至有让张学良、杨虎城杀掉蒋介石的感觉。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了出头之日。
反应最激烈的，则是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事变发生之初，便致电斯大林，认为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策划并鼓动的。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西安事变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被杀的话，那么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人会是受益者。因为从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已经有了形式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核心便是蒋介石。如果蒋介石一死，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回到军阀混战的状态下。到时候国家混乱，日本人自然可以更方便地乘虚而入。
和平声音
作为与蒋介石仇恨最大的红军，此时的反应却是耐人寻味的。在刚刚得到消息时，包括毛主席、朱老总在内的15位中共领导人，在12月5日发布了《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也就是本文开始引用的那一段文字的出处。从其中“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一句可以看出，多年来红军和蒋介石之间，那种武装斗争造成的仇恨，确实是刻骨铭心的。
但是在电报发出去之后，党内的很多领导人却突然察觉了这份电报的不成熟。正如季米特洛夫所担心的一样，如果蒋介石这个领导核心突然没了，中国便会再次陷入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境地。到时候别说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各支军队的和平共处，都会出现问题。于是，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第一时间赶往了西安，去商讨和平解决的事宜。而在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也表示了不想除掉蒋介石的意思。
然而，党内的不少同志，却对放过蒋介石有着很深的顾虑。仇恨固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人品的疑虑。蒋介石这个人，可以说两面三刀，全无信义可言。不要说他未必会同意共同抗日的提议，就是同意了，是不是又会单方面撕毁，继续对红军下手，这都是很难说的。如果真的这次轻易放过他，让他有了机会整合自己的力量，那么红军将会再一次面临沉重的打击。
如何给党内的同志做工作，这个任务便落在了张闻天的头上。其实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的前瞻性甚至在毛主席之前。早在12月13日的会议上，张闻天就把西安事变的性质定性为“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是“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的”。面对会议上其他同志的义愤填膺，张闻天说道：“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上来。这次事件，是对蒋介石那一派人在抗日问题上的妥协和动摇的一次沉重打击，我们应该尽量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不能和南京政府搞对立。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我们不能急躁，不能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一切要以我们党的策略为指导，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在这个前提下，慎重考虑这次的问题。”当时，虽然党中央没有完全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但是也接受了他不和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们冷静了下来，立刻开始全面接受张闻天的和平主张。12月19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方针的主张，并且说这是一次“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决定。”张闻天在会议上继续发言，说：“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因为这一立场会使蒋的部下对立，这是不好的。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我们应该始终把抗日作为中心，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最终在张闻天和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努力下，在党的内部达成共识，同意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西安事变。最终又通过各方的努力，让蒋介石同意与全国的所有力量携手，共同对付侵略者！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得不感叹张闻天的勇敢和睿智。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刻不断地主张和平立场，西安事变是有可能朝着不好的方面发展的。那样的话，不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会遭受阻碍，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张闻天，这位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重要领导人，虽然并不擅长军事指挥和具体的政治事务，但是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却也是无法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