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他们现在让我当政治委员，位置有些太高了，我怕会被要求做些伤天害理的事。以后我是继续潜伏，还是撤退，我拿不准。”
1940年，在上海的一个茶馆里，两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人正在低声谈话。坐在左侧的一个人，不无担心地说出了上面那句话。他的眼睛不停地观察着四周，同时不停地喝着水，看来是真的有些紧张。
对面男子，却显得非常轻松。他磕了两个瓜子，很轻松地说道：“这是好事，你继续潜伏就好了。你记住，你爬得越高，对革命越有利。”
李时雨
这种场景，在很多谍战剧中都能看到。很多我党的优秀间谍，在面对在敌人的阵营里的升职机会时，都会有类似的迷茫。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挺过了这一关，成了情报站历史上的传奇。比如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人——李时雨。
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个富农家庭。由于家庭条件优越，他从小就吃喝不愁。八岁的时候，他进入私塾读书，成绩非常优秀。
私塾
如果说起豪迈和仗义，东北人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而年纪轻轻的李亭芳，更是比别人多出一份古道热肠。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困难，他一定会想办法出手相助。虽然他们家也算不上大富之家，但是李亭芳总能想办法弄到一些钱，来接济别人。也因此，他在十里八乡的人缘特别好。
此时的李亭芳，最喜欢绿林好汉的故事。尤其是《水浒》一书，他更是爱不释手。他特别喜欢里边的“及时雨宋江”，总是和别人说，自己长大了要当一个宋江似的英雄。一个叫孔繁文的同学，半开玩笑地给他取了一个别号，叫做“时雨”，这也就是李时雨名字的由来。
宋江
李时雨如此的仗义疏财，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除了他的祖父，谁都觉得是因为他念书太多，所以才变得这么能花钱。于是在祖父死后，家里不再给他出钱上学。李时雨辍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一位乡绅的帮助下，他来到齐齐哈尔读书。齐齐哈尔的学风，远比巴彦县来得开放，李时雨在这里参加了学生运动，有了最为朴素的民族情怀。
后来，李时雨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南开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很多有先进思想的师生在这里聚集。李时雨入校后，很快结识了地下党员林枫，并且在其影响下读了苏联文豪高尔基写的《母亲》，还有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的思想，开始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但是，他的思想转变再次引来了家族的反对，在各方面因素影响下，李时雨不得不再次辍学。
学生运动
李时雨的一生总是这样，多次面临困局，但是每次又都能柳暗花明。由于有人帮忙说情，李时雨在家乡没待多久，就被允许去当时的教育中心北京学习。之后在同学李延山的帮助下，李时雨考入了北京法政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李时雨急速成长，不仅成了学生运动的排头兵，还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
1931，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悍然入侵中国东三省，无数的东北百姓，在侵略者的铁蹄悲痛哀号。李时雨得到消息后，虽然吃惊，但并不慌乱。他很清楚东北军的实力，只要张学良一声令下，立足未稳的日军决计讨不到便宜。
东北军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人瞠目结舌。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张学良贯彻“不抵抗”政策，下令部队“放下枪，挺着死，为国捐躯”。没有统一指挥的东北军毫无作为，而日军则如入无人之境。很快，东三省全部沦陷，李时雨的家乡也毁于战火。
愤怒的李时雨，立刻加入到学生运动中。他以学生游行总指挥的身份，带着大量北平的爱国学生，一路南下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但是，他们的行动虽然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却无法打动国民党当局。南京政府仅仅是派了几个人，应付了一下学生，便没有下文了。
关键时刻，还是共产党人体现出了爱国之心。当时的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都纷纷号召青年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同时，他们还号召全国人民捐款捐物，进行一场全民族的抗战。
从抗日将领到政法明星
1932年4月，李时雨受市委的指派，回老家组建抗日武装。他回到家时，很意外地发现了不少被打散的亲戚。大家分头行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联络了三千多人。后来，这支队伍在洼兴桥起义，加入了黑龙江抗日义勇军。而李时雨，也成为了义勇军第三路军的副司令。
义勇军盛极一时，在1932年8月，李时雨部偷袭巴彦县日军得手，炸死了几十个敌人。战果算不上大，但却提振了东北人民的士气。但是，好的形势转瞬即逝，第三路军的正司令王家善，居然在日军的诱惑下当起了伪军。李时雨的队伍遭到重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得解散了队伍，回到北京继续学业。
1934年，李时雨大学毕业。虽然他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抗日武装，但是因为学业的沉淀，知道他内情的人并不多。在外人看来，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于是，李时雨身上便出现了几个特点：信仰坚定，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知名度不高。这不就是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特工工作的最好人选吗？于是，李时雨在党组织的命令下，积极谋求进入东北军。
李时雨遍览自己的人脉，结果发现，当初和自己一起在齐齐哈尔上学的同学张学孟，此时正是张学良住宅警卫室的主任。于是他通过这个老同学的关系，成了张学良手下的一个办事员。他开始积极地搜集情报，并且在张学良的贴身士兵中潜移默化地宣传抗日。在他的影响下，抗日的主张成了东北军中的共识，就连张学良自己也不例外。
张学良
1936年末，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件事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也导致张学良的被扣押，以及蒋介石集团对东北军的打压。李时雨的潜伏任务，也被迫中断了。
不久之后，李时雨接到党组织的通知：马上赶往天津，打探当地伪军的消息。李时雨此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所以刚刚到天津不久，他就进入了天津高等法院任职。这所法院的院长名叫菲尔特，是个高傲的法国人。此人对谁都是一副鼻孔朝天的样子，但唯独对李时雨，却青睐有加。所以很快，李时雨变成了天津政法界的明星。他也因此，得到了不少天津伪军的机密情报。
西安事变
两个任务
不久之后，李时雨得到了第一个明确的任务：搭救我党的地下人员冯骥。
冯骥是一位资深地下党，掌握着党内的大量情报。在天津沦陷时，他没能撤出来，被日本人逮捕了。日本特高课曾经对冯骥进行了审讯，但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日本人通过一些侧面工作掌握了一些情报，本想继续审讯冯骥，但却突然奉调去了华北。临走前，他们将冯骥的案子交给天津的伪军政法机关审理。
李时雨知道，想要救这样一个已经在日伪军那里挂了号的人，难度相当大，一旦有纰漏，自己也会搭进去。但是，上级的命令和同志间的感情，让他容不得丝毫犹豫。在一番思考后，他认为只要自己能销毁关于冯骥的资料，而庭审时，冯骥又能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那事情就好办。
日军监牢
销毁资料的事情，对李时雨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他本身就是法院的检察官，有权限调阅卷宗。他将冯骥的资料调出，带回家去全部烧毁。然后在庭审之前，又以调查冯骥案为由，让书记员寻找相关档案。
结果可想而知，书记员当然找不到。李时雨虽然知道对方冤枉，但仍然大声斥责了书记员。最后，这份档案被报告遗失。
处理完档案后，李时雨又以询问案情为由，去监狱里见到了冯骥。他趁着看守不注意，塞给对方一张纸条。等他离开后，冯骥打开纸条，发现里边写着四个字：不要认罪。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同志在营救自己。
于是，接下来的庭审便比较简单了。由于资料遗失，冯骥又不肯认罪，最终法院只能宣判，冯骥无罪释放。一场营救行动，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完成了。
这个任务刚完成，李时雨便又接到了一个任务：设法购买一部电台，并将之安全运出天津。
在天津这个口岸城市，购买电台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将电台送出去。天津沦陷之后，日伪军的检查非常严密，可以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把电台这么一个大东西送出去，确实不易。
李时雨把事情分成两步走。他先是购买了电台，然后通过自己的知识，将电台全部拆散，分别装进了一个皮箱和两个包袱里。但是，如何通过那些多如牛毛的岗哨，仍然是个问题。此时李时雨想到了自己的“领导”菲尔特。这个嚣张的外国人，从来不在岗哨前停车，也不接受检查。他曾经不无骄傲地表示：“我们外国人是有特权的，日本人不敢搜查。”
于是，李时雨的脑子里想到了两个字：借车。菲尔特的车早就在日军岗哨那里报备了，只要能开着他的车出去，应该没人敢检查。很快，李时雨便对菲尔特说，自己新交了女朋友，想要借他的车开一下，充充门面。菲尔特很欣赏李时雨，二话没说就把车借给了他。李时雨将电台的零件放在车的后备箱里，畅通无阻地将电台送出了天津城。
先后打入日伪和军统内部
1939年，汪精卫秘密前往日本投敌，临行前派自己的得力干将陈公博来天津交流。在一次社交酒会上，陈公博偶遇李时雨，立刻觉得此人是个干才。而一旁的菲尔特，也是极力地夸奖李时雨。几天后，陈公博托人捎来消息，想让李时雨跟自己干。在请示了自己的领导之后，李时雨答应了陈公博。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陈公博立刻带着一干亲信，前往上海任职。李时雨此时，已经深得陈公博信任，因此也随之前往。在上海，李时雨利用自己善于社交的能力，纵横捭阖，获取了大量的情报。甚至就连陈公博每天的起居情况，党中央都能通过他完全掌握。
陈公博
不过在陈公博眼里，李时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在他的推举下，李时雨同时担任律师、立法委员和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横跨政、法、军三界，红得发紫。此时党中央决定，派李时雨的妻子、同为地下党员的孙静云去上海。一方面给李时雨打掩护，一方面协助他工作。
到了这一年的10月份，李时雨听到消息：陈公博准备提拔自己当政治委员。这个职务已经涉及核心了，会接触到很多机密，这固然好。但是，这个职位上做出的一些决定和选择，很有可能会造成解放区军民的损失。李时雨害怕自己越陷越深，不知如何是好。
李时雨夫妇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李时雨找到自己的上级，询问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潜伏。上级的意思很明确，这是好事，让他放心工作。但是，李时雨仍然有些担心，态度上犹豫不决。
然而几天之后，李时雨却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他拆开信，发现里边的信纸上只写了五个字：“大胆往上爬！”更让李时雨激动的是，从笔迹上可以认出了，写这五个字的人，正是负责党中央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也就是说，这五个字，是来自中央领导的直接命令。
周恩来总理青年照
这一下，李时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既然周恩来都来信鼓励自己了，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全力工作呢？于是从此后，李时雨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不但将大量关于“扫荡”的情报发回解放区，还大肆在汪伪政权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让其统治基础更加松散。同时，他还将参加日伪军会议的各色人等一一记下，准备将来当做指控这些人的证据。
抗战即将胜利时，李时雨开始准备自己的下一步行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准备在汪伪政权内部寻找国民党的卧底特务，并且和他们搭上关系，伺机进入国民党内部继续潜伏。
这样的人不难找，汪伪政权内部有大量的人和国民党军统局有秘密交易，双方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很快，李时雨便物色了一个人，此人名叫余祥琴，一个汪伪政府内部的经济官员。但是李时雨知道，此人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站的人。他伸出橄榄枝，对方很快回应，就这样，李时雨成功地搭上了军统的便车。在抗战胜利后，他见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神秘人物——戴笠。
戴笠
戴笠同样十分赏识李时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给他弄了一个少将的军衔。李时雨摩拳擦掌，准备在新的战场上大干一场。
从入狱到回归
但是就在此时，一场意外打断了李时雨的特工生涯。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于一场离奇的空难。他去世后，军统的三位大佬：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开始争权，像李时雨这样的新人根本无人照看。此时，一个叫刘方雄的小人出于嫉妒，突然对李时雨出手。李时雨夫妇莫名其妙地就被按了一个“通共”的罪名，抓进了监狱。
经过几番严刑拷打之后，李时雨夫妇咬紧牙关，死活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有关系。刘方雄手中，其实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他的目的，就是想将李时雨搞下去，别干扰自己升迁。如今目的达到，他也没有赶尽杀绝，只是关照其他人，千万不能将李时雨放出去。于是，李时雨夫妇开始了将近三年的牢狱生活。
1949年2月，解放大军已经沿着长江摆好了阵势，随时准备开始渡江战役。而国民党方面，则是经济崩溃，百业凋敝。曾经的繁华大上海，也在资本家的囤积居奇之下，陷入了一片困顿，就连监狱都快支持不下去了。为了节省开支，一批没有明确罪证的犯人被放了出来。李时雨夫妇，也在此时走出了监狱。
上海旧照
此时，李时雨想要继续潜伏已经没有可能。于是，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去了香港，然后又乘坐飞机回到了北平。在北平的机场上，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亲自迎接了李时雨夫妇。看着李时雨消瘦的脸，刘少奇说道：“我们的大英雄受苦了！”一句话，让这位传奇的红色特工泪流满面。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恢复了身份，开始在党中央的情报总署工作。在前后十八年的岁月里，他先后在张学良、天津伪政权、汪伪政权、上海军统局等一系列敌人的核心部门任职，始终初心不改。他传回了无数意义重大的情报，为抗战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他被称为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
步入老年之后，李时雨开始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将自己的事迹写成回忆录，所得稿费全部捐给家乡的父老乡亲。1987年，他又一次性捐款一万元，设立了“李时雨奖学金”，专门奖励家乡巴彦县里考取大学的优秀学子。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逝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是，他的传奇故事却永留世间，一直激励着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