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我应该亲手为你做一双鞋的。可是现在太忙了，我……”1935年6月26日晚上，红军在两河口暂驻。在驻地内一座并不高大木楼之中，正有一对穿着灰色军衣的男女依偎在一起，其中那个女人开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机会，你别忘了就行。我会一直等着的。”那个男人也轻声地说道。
然而谁能想到，这一个简单的承诺，要到59年之后才会兑现。这其中的46年间，两人劳燕分飞，再未见面。他们便是王首道和王泉媛，一对很有传奇色彩的红军眷侣。
王首道是湖南浏阳人。他早年间投身于农民运动，于1926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成为了毛主席的学生。毕业后，王首道在县城的小学里开办了一个运动训练所，为党培训了大量的政工干部和妇女干部。1931年初，他进入苏区，曾连续两次当选为湘赣省委书记。1934年，他参加了长征，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以及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政治部主任。
而王泉媛则是江西吉安人。由于家境贫寒，她16岁时便被父亲卖给别人做媳妇。小小年纪，她每天就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面对公婆的打骂，生活过得很不如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街头听到了赤卫队的宣传，脑子里开始有了挣脱命运枷锁的冲动。不久她的丈夫病死，王泉媛也就冲出了家庭的牵绊，正式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王泉媛很有射击天赋，很快就成了红军中的神枪手。
1934年，王泉媛也参加了长征。1935年初，红军到达遵义，王泉媛和蔡畅、李坚贞等女同志一起被抽调到地方部工作。在这里，她认识了刚从保卫局调过来的王首道。他们一起向群众宣传党的思想和方针，帮助群众打土豪，建立了很深的革命感情。
22岁的女同志和26岁的男同志，两个人似乎注定要擦出一些不寻常的火花。王泉媛每天晚上辗转反侧，脑中总是不自觉地出现往首脑的形象。即使有时候睡着了，梦里也全是王首道。她的这种感情，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流露出来。平常几个女同志坐在一起聊天，一旦谈到王首道，王泉媛便会羞红了脸，低头不语。
王泉媛的情况当然逃不过蔡畅同志的眼睛。于是蔡畅也去试探了一下王首道，问他对王泉媛印象如何。王守道对王泉源的印象也不错，只不过一直没有往哪方面去想。听蔡畅提起后，也不觉心潮澎湃。
就这样，在一天晚上，蔡畅等人把王泉媛元带到了王首道的住处，并对他说：“我们把王泉媛同志送来了，你以后可要好好待她。今天是良宵，我们不打扰了，以后再见。”说完，她们就起身走人，把门从外面关上。
这一夜，就是王首道和王泉媛的新婚之夜。
以当时红军的规定，长征中是不允许结婚的。然而王首道和王泉媛的婚姻却得到了特批。由此可见，二人的工作之出色和感情之深。
不过仅仅是第二天，他们就又各自奔向不同的战场。再相聚时，已经是在两河口了。而且由于有命令，王首道第二天又要开拔，这次相聚也注定是形色匆匆。王首道急着在出发前见妻子一面，便让通讯员前去送信。王泉媛急切地赶来，两人深情地拥抱在了一起。接着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王泉媛在丈夫怀里，作出了为他做一双布鞋的承诺。王首道感动之余，把自己缴获的一支手枪和八发子弹当作了回礼，先送给了爱妻。此时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一面险些成为永别。
1936年十月，中央制定了旨在打通国际交通线的“西征计划”。神枪手王泉媛由于能力出众，被调去了妇女先锋团作了团长。当时的王泉媛英姿飒飒，手下有1300多名妇女士兵。她们从虎豹口横渡黄河，与徐向前元帅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共同向西北进发。
然而，他们面临的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场大战。红军刚刚渡过黄河，便遭到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拦截。红军战士们弹药稀少，补给困难，难以和敌人硬拼。他们且战且退，最终仍然被包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王泉媛率领妇女团，躲进了祁连山，与马家军打游击。他们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然而毕竟寡不敌众，妇女先锋团的人数从1300人减到了300多人，最后集体被对方俘虏。
在那个时代，妇女战俘的遭遇可想而知。马步芳等人惨无人道，对女团战士们施以酷刑，还对她们进行了百般的凌辱，很多战士因为遭受不过酷刑而精神失常。
为了彻底征服这些女红军，马步芳还让自己的部下把她们带回家做小老婆。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看中了王泉媛，想要娶她做小老婆。马步青的妻子当然不愿意，便怂恿王泉媛认马步青当干爹。王泉媛为了避免受辱，便答应了。马步青见得不到她，便把她送给了团长马进昌。马进昌把王泉媛带回家，软硬兼施地逼其就范。然而，王泉媛意志坚定，宁死不从。头目便把王泉媛吊起来，严刑拷打：先是用木棍打，结果木棍打折了；接着便用柳条抽，结果柳条也被抽断了；最后就用烙铁来烫，烫得王泉媛皮焦肉烂。一番琢磨下来，王泉媛气息奄奄，遍体鳞伤。
但即便如此，王泉媛也没有被敌人吓倒。她当时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逃出去，为牺牲的姐妹们报仇！她一次次的逃跑，又一次次的被抓回来，每次抓回来都是一顿毒打。然而再残忍的刑法，在王泉源身上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她的意志无比坚定，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贞操。终于在1939年的一天，马步芳的部队进行调动，马进昌不在家。王泉媛在一个女佣的帮助下，逃离了虎口，后来她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的办事处。
当看到“第18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铭牌时，王泉媛内心激动不已，眼泪夺眶而出。她觉得自己到家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她始料未及。她向工作人员提出想要尽快归队，但工作人员作风教条，对她说“你们一走三年，哪里有那么容易就回来！”当时因为国内外形势的问题，党对西路军的回归政策是“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更何况王泉源还既当过马步青的“干女儿”，又当过马进昌的“小老婆”，对她的政策尤其苛刻。
此后王泉媛为了归队，在兰州又逡巡了半年，直到办事处撤销。她伤心欲绝，只能忍痛回家。她以乞讨为生，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段路，她走了两年多，相当于把红军的长征路又反着走了一遍。路上她被迫与一个叫万玲的男人结婚，但转瞬就被抛弃。
当王泉媛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家人根本就不敢认她。王泉媛只能忍痛下地干活，自食其力。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叫刘华高的人，此人是个革命烈士后代，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夫妻二人，相依为命，走过了很长的岁月。这段时间内，王泉媛绝口不提过往，所以没有几个人知道，她曾经是威风凛凛的红军女团团长。
而此时的王首道，也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妻子。在王泉媛带领女团西征之后，他便经常向别人打听女团的情况。后来，王首道听到了各种不实的传言：有的说王泉媛牺牲了，有的说王泉源叛变了，有的说王泉媛逃跑了。王首道非常痛苦，但仍然坚持等待妻子。
就在王泉媛回家的时候，王首道听到了一个让他倍受打击的消息：王泉媛在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不干红军了，从此与王首道分道扬镳！这当然是假的，有可能是某些工作人员的张冠李戴。不过王首道非常痛苦，蹲在地上就哭了起来。
后来因为革命需要，王首道又一次走入婚姻的殿堂，与文艺委员易纪均结合，后来两人还有了孩子。虽然家庭生活安定了下来了，但王首道仍然不时想起失散多年的王泉源。
转眼间，全国已经解放，曾经的夫妻二人仍然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王泉媛在长征时期，身体受到了损伤，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她便把别人的后代当做自己的儿子儿女。多年来，她收养了六个子女。而王首道则成为了新中国的交通部长，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962年，康克清同志陪朱德元帅再上井冈山，路过吉安。康克清此时听说，曾经的战友王泉媛仍然在世，便马上请地方上的同志安排，希望可以见面。就这样，王泉媛在脱离党组织20多年后，又见到了自己的好战友。相聚之后，康克清请当地的同志代为安排，给王泉源找一个相对轻松一些的工作。同时，她还对王泉媛表示，一定会查明当年的真相，恢复她的名誉和党籍。就这样，王泉媛来到了一个敬老院当起了院长，一干又是十多年。
1982年，王泉媛得到通知，让她进京参加全国妇联大会，王泉媛欣然前往，见到了不少当年的老战友。在康克清的安排下，她还见到了离别46年的前夫王首道！
岁月匆匆，二人都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各自也都有了家庭，心中纵然有说不完的话，也不知该如何开口。他们紧握着双手，泪流不止。
王首道提起当年，问道：“你为什么要留一封信，说永远不当八路军，永远不去延安？”王泉媛含着泪答道：“我没有的！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王首道立刻掩面痛哭，说道：“你知道吗？我等了你三年，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这一哭，打开了二人的心结，却也了断了二人半个世纪的情缘。最后，二人洒泪而别，现场的工作人员为他们留下了这一生唯一一张合影。
虽然如此，王泉媛却依然记得当年自己的承诺。1994年，王首道病重，王泉媛再次进京探望。这一次，王首道将所有人员都安排了出去，她和王泉媛又终于有了单独见面的机会。互相问候一番后，王泉媛打开随身携带的布包，取出一双手工制作的千层底布鞋，把它塞到了王首道的手中。此时的王首道双脚已经浮肿，再也穿不上这双鞋了。他只能紧握着前妻的双手，任泪水从浑浊的双眼中滚落。
两年之后，王首道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王泉媛从电视上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禁老泪纵横。
1997年，是香港的回归年。而这一年，王泉媛也又多了一个孩子——王首道的女儿王维滨，带着父亲临终前为王泉媛元准备好的礼物前来探望，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叫了她一声妈妈。
后来，国家还恢复了王泉媛的老红军战士待遇，党龄从建国后算起，工龄则从1930年算起。她有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拍摄长征的纪录片，又多次和战友相聚在北京相聚。直到2009年，王泉媛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首道、王泉媛夫妇的经历，在个人感情上确实是有遗憾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由于环境所限，大多数老红军的情路都很坎坷。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信仰的忠诚。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牺牲掉了包括个人感情在内的所有，却无怨无悔，不求回报。这种精神值，得所有的人敬仰和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