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绝对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创举。虽然这一系列航海行动走的路线是阿拉伯商人经过几百年持续不断地探索而确定的安全路线，但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和总吨位绝对是同时代世界航海之最，船只的建造水平和航海导航技术也都是世界一流。这种规模的航海行动总共进行了七次，着实在亚非地区扬了一把大明的国威。然而这一系列伟大航海活动最终在一把火之中被彻底中断，让人唏嘘。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一般有两种说法，都是明史中提出来的。《明史·郑和传》记载，两种原因分别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和“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是，第一种原因有些问题，因为明成祖也曾派了给事中胡滢去探访建文帝下落，胡滢在南方寻访二十年，最终在永乐21年（公元1423年）被召回。明成祖与胡滢深谈一夜，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是可知的是胡滢升了礼部尚书，并在日后成了托孤之臣。由此可见，建文帝的下落胡滢应该已经知道了，而且和明成祖朱棣说明了相关情况。而我们再看七次郑和下西洋的行动时间，分别为永乐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十四年、十九年和最后一次的宣德五年。如果说，永乐时期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建文帝，那最后宣德年间的那次就纯粹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炫富”了。
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帝都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爱炫富。典型的就是隋炀帝，公元610年，大批外国客商随西域27国国王来到洛阳，隋炀帝让人在街上白天唱戏，晚上唱歌，再发给洛阳居民每人一件丝绸的好衣裳，天天上街时候必须穿好的，好显出自己国家的富有。同时，他还让所有客商白吃白喝，他们想给钱都不能要，最后弄得人家自己都不好意思了。然而这种膨胀的虚荣心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而郑和下西洋在这一点上也不遑多让。据史载，郑和每次出使西洋，都要装载大批丝绸、青花瓷器、金银器皿、铁制农具，以及鹿茸、人参等中药材，赏赐所到国家的国王及王室成员。这些国家则派出使臣，将本地的珍禽异兽、珍珠宝石、香料药材等土特产作为贡物，献给大明朝廷。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官方贸易，彼此互通有无。然而因为明朝政府奉行“厚往薄来”的朝贡外交原则，坚持送出的总是要比得到的多，所以受到海外诸国的广泛欢迎，无不踊跃朝贡。同时，一些国外的国王和使节也随着郑和船队回到中国，受到皇帝隆重的接见，临走时明成祖都会再给大量的赏赐。比如说苏禄国国王，带团总人数三百四十余人，走的时候可以说满载而归。
当然这种给法放在谁那里都受不了，据考证，赏赐各国使团，仅仅白银一项，每年就花费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而且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钱币的大规模贬值。何况郑和航海本就耗费巨大。因此到了宣德朝，有人就对这种航海行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这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是兵部侍郎刘大夏，他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资料藏匿起来，还对别人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还有一说，刘大夏为绝皇帝念头，把郑和宝船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全部付之一炬。不管是藏起来了还是烧了，总之，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从此消失在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参与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尝试就此终结，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起飞的翅膀也就此折断。
其实，这种对郑和下西洋就事论事的批判是有失偏颇的。船只的设计图、船队的管理资料以及航海技术资料，他们只是单纯的科学性产物，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相反的，他们还会在日后的世界经济大融合阶段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看看西方的航海史，他们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都是基于先进的航海技术。他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大洋两端的两个国家互通有无，正常的海上贸易，没有不能积累大量财物的。明朝大臣们真正应该废止的，是“厚往薄来”的朝贡外交策略，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心。大明的统治者根本不愿意承认海外的国家是和自己同等地位的政治实体，而是一直当人家是自己的附庸。如果对方不承认这种附庸地位，那花钱买也得把他们买到附庸的地位上去，这才显得我们“天朝上国”“有面子”。最终要了面子，当然只能伤钱。如果明朝的统治者们可以抓住机会，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积极地加入世界的贸易大潮中去，那大明的天下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世界的格局也可能因此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