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司令，郑将军，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谢谢你们。当年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多谢你们既往不咎！”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新上任的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将军，在应城县的招待所里请客，客人是一个十分显老的粗壮汉子。这场看似普通的酒局一开始，这个汉子满满的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的向李先念敬酒。
李先念将军此时神态自若，拿起酒杯来，说道：“郭先生以前为抗日做出过贡献，即使有罪过，也已经将功折罪了。日后武汉的安宁，还需要咱们共同努力！不过……”他的眼睛突然看向旁边的民政部长郑绍文。郑绍文则接着他的话说道：“郭先生，你家里的6支驳壳枪，是不是应该上缴了？”
对面的汉子一听这话，立刻脸色煞白，汗如雨下！过了半晌，他才说到：“李司令，郑将军，我这就把枪交出来。另外，我还有情况要举报……”
那么，这个汉子是谁？当初到底做了什么事，会让他今天说出“感谢既往不咎”之类的话？他和李先念将军又是如何认识的呢？最后，他又要举报什么呢？
这个男子，名叫郭仁泰，湖北沔阳人。他本姓杨，也是个苦出身。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饿死了，他只能和叔叔一起生活。但是叔叔也不富裕，后来把他卖给湖北应城县一户姓郭的人家当养子，从此他就改姓了郭。成年后，郭家不养闲人，便把郭仁泰送到盐矿当矿工。
矿工是非常苦的，不仅收入低微，而且工作环境也十分危险。郭仁泰受不了这份苦，后来就加入了名为“汉流”的江湖帮会。他在这个帮会里混了十多年，终于混出了名堂，成了大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湖北地区的国民政府，也开始取缔各地的帮会。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拼关系、拼贿赂的过程，有关系有钱的人，就能在这个过程中坐收渔利。但是郭仁泰别看是帮会老大，但是既没关系也没钱，所以就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很快就进了监狱。后来他的情况，被正在搞统战的共产党员陶铸听说。陶铸认为，帮会组织自有其影响，团结过来应该是有利于全民抗日的，于是他就让开明士绅李范一出面，把郭仁泰保释了出来。
郭仁泰出狱后，听说是陶铸救的自己，于是便按照江湖规矩“拜码头”，同时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来武汉沦陷，当地国军相继溃散，郭仁泰带着手下收集他们丢下的武器，还真弄了不少好东西。此时，郭仁泰的队伍已经有了二百多人，他立刻将队伍带到陶铸面前，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于是陶铸就给了这支队伍一个“应城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的称号，由郭仁泰任队长。
在1938到1939的两年间，日军还把战争的重点放在正面战场上。所以郭仁泰和其他游击队一起，在敌后打了不少胜仗，力量不断壮大。但是随着对峙状态的形成，日军将主要的军事打击力度放在了自己的占领区之内。他们开始派出大量的部队进行扫荡，同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封锁！
敌人的这一套战术，连作风顽强的共产党游击队都难以应付，更何况是郭仁泰一个帮会头目！很快，他的队伍就难以为继了。此时，伪鄂西保安司令杨谦山派人和他接触，想让他接受日军改编，成为伪军！郭仁泰心中没什么民族大义，于是很快就答应了。他当上了鄂西保安副司令，手下的人数发展到了上千人，而且武器装备也有了极大地提升，不仅有了24挺机枪，还有1门迫击炮！
不过，郭仁泰还是有些江湖义气的。他感念新四军的旧情，很少去袭扰新四军游击队。此时，陶铸再次出马，去见了郭仁泰，晓以民族大义。郭仁泰对民族大义搞不明白，但是却对眼前的救命恩人感恩戴德。一番考虑后，他决定带着队伍弃暗投明，加入新四军！
1940年1月，新四军鄂豫游击支队被改编为纵队，下辖四个团。而郭仁泰的部队，则被改编为第6团，郭仁泰继续担任团长。这支队伍虽然名义上已经成了新四军，但是部队内部仍然是旧的帮会结构。长官和士兵，还是“大哥”“兄弟”地叫着，而且作风懒散，战斗力低下。陶铸为了改变这种习气，曾经派谢威、杨子仿到第6团担任政治工作，可惜收效不大。所以他和纵队长李先念商议，派政治部主任郑绍文去第6团工作。
郑绍文是一位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了，但是听说要去第6团工作也有些怵头。而李先念也不放心，毕竟郭仁泰有过一次投敌经历，让郑绍文去保不齐会有危险。所以在临走时，他嘱咐郑绍文，不要把家属也带过去，免得出事。同时，他还考虑让郑绍文带一个警卫班过去。
而郑绍文则显得很轻松，他说道：“真要是出事，一个班也不顶用。想要镇住这些江湖人，至少要带一个连。但是要是带的人多了，那就不是改编，而是打架了。我只带警卫员、勤务员和饲养员各一个就足够。”
李先念很佩服郑绍文的胆识，握着他的手说道：“郑主任，可一次可就委屈你了。到了那里，你要多加小心。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不安排任何战斗任务，专门改造这支队伍。”郑绍文点点头，然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万一他们叛变，我该怎么办？”李先念想了想，说到：“我觉得全团叛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小规模的叛变、逃亡可能无法避免！没关系，咱们的原则是来去自由。如果六个月后，你能留住800人，那就算改造成功！”
有了这个原则，郑绍文的心里便有了底。一天后，他就真的带着三个战士走马上任了。他的职务，是第6团的政委。而早就在那里的谢威和杨子仿两人，则分别担任了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这一下，三个政治能力过硬的干部，开始联起手来，改编这支“江湖队伍”。
郑绍文上任后，很快就和郭仁泰商量，将部队带到八字门附近的水漾泉整训。郭仁泰不懂军事，只觉得队伍既然成了新四军，接受一下整训也是好的，于是便同意了。殊不知，这一招是郑绍文的一步妙棋。在水漾泉附近的丁家冲，是新四军的老部队第5团。如果郭仁泰想要带着队伍重新投敌，就必须要经过丁家冲。有第5团在这里坐镇，就堵住了第6团和日伪军接触的路线。所以到了水漾泉，郭仁泰就是想要妄动也不可能了！
这之后，郑绍文就开始强调军纪。他首先从部队里的称呼入手，规定以后大家都要同志相称，不能再叫“大哥”“兄弟”了。之后，就是狠抓训练和思想教育。渐渐地，第6团摆脱了帮会武装的习气，有了一些正规军的样子。
郑绍文的整顿，让第6团的底层战士非常欢迎，却让郭仁泰和几个高级亲信很不适应。他们以前都是在帮会里有身份的，如今却都成了“同志”，而且吃喝训练还得和普通战士一样，他们觉得这简直是扇了自己的脸！郭仁泰个人还好，他对陶铸的救命之恩始终感念，所以还没做出什么事来。但是其他的几个人，渐渐地就全都待不住了。他们纷纷上交假条，说是想要探家。殊不知，郑绍文等的就是这一点。他对所有的假条一律批准，二这些请假的人在离开队伍后，也都不再回来。在这些人假期超期之后，郑绍文顺理成章的提拔了一些表现较好的基层战士顶上来！所以不久之后，第6团就形成了一支真正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指挥团队！
同时，郑绍文对那些比较跋扈的嚣张分子，也从来不做过重的处罚，通常都是“记过”处理。他的原则是：受得了纪律的就留下，受不了的随时可以走。走了之后，只要不去当汉奸，不做伤害队伍的事儿，那就还是新四军的朋友，以后随时能回来。如果不想走，那就留下了好好干！结果他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软化了不少死硬的帮会分子，大家对郑绍文越来越服气！
当然，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悲剧。有一次，有人当了逃兵。如果是他一个人逃走，原本走就走了。可是偏偏这个人有些影响力，带着十几个人一起逃跑！这就有些触及底线了，所以郑绍文派出人手，把他们抓了回来，都关进了临时监狱。而这个人在监狱里还不老实，天天叫嚣着要带着人搞暴动，一起冲出去，并且还嚣张地表示“有本事你就枪毙我！”郑绍文看他的影响实在太坏，为了严肃军纪，便枪毙了这个人。至于其他的逃兵，则是在教育之后，被送回了原部队！
时间很快就到1940年8月！当郑绍文把面貌一新的第6团带回纵队部的时候，李先念深感欣慰，高兴地说到：“我就知道老郑有办法！”而时任纵队政委的任志斌，也在纵队内部会议上表扬了郑绍文，说道：“第6团的成功改造，是与郑绍文的名字分不开的。”由于改造队伍有功，郑绍文很快调任鄂豫边区保安司令，去负责根据地周边的治安和统战工作去了。
然而，李先念等领导还是有些过于乐观了。实际上，在郑绍文改造第6团的时候，和郭仁泰的矛盾也在不断累积。郭仁泰眼看着亲信一个个离去，觉得这是新四军在抢夺军权，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儿。之所以还没走，是因为被第5团看住，他走不了。如今郑绍文既然调任了，第6团也调防了，那他就可以行动了。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郭仁泰带着几个亲信，还有一些仍然受他控制的部队，悄悄地逃走了。临走时，他还按照江湖规矩，给新四军的几位首长留了一封告别信，里边净是些“江湖路远，后会有期”之类的话。不过，由于第6团改造成功，大部分的战士选择留下了，继续抗日。
第二天，消息传到了纵队部。郑绍文很吃惊，而李先念则有一种“早知道会如此”的轻松。手下有人提议组成锄奸队，干掉郭仁泰，结果被李先念否决。当警卫员将郭仁泰的信拿给李先念的时候，他摆了一下手，说道：“不必看了。我觉得，这个郭仁泰日后还会要求回来的。”
果不其然，就在一年后，郭仁泰就又派人给李先念送信，想要回归新四军。原来，伪军的内部也是相互倾轧。郭仁泰虽然人回去了，但是队伍没回去，所以没有实力。那么日本人和其他的伪军，自然不会再看得上他。很快，郭仁泰就享受到了“束之高阁”的待遇。郁闷之下，他就又想到了新四军的好，于是便又想回来了。
但是，革命队伍不是菜市场，岂能容一个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得到消息后，李先念找来郑绍文，问他对郭仁泰什么意见。郑绍文表示，这个郭仁泰反复无常，毫无气节，这次要回归，估计是在日伪军那里没混好。这样的人，坚决不能再让他回到新四军的队伍里！李先念点点头，表示同意郑绍文的观点。他认为，可以给郭仁泰一些钱，让他在日伪军那里当一个内线，提供一些情报。但是想要回到新四军中，那坚决不行！
最终，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新四军派出的代表告诉郭仁泰，说希望让他充当卧底，并可以提供活动经费。至于回归新四军的事儿，看日后的表现再说。郭仁泰知道自己的历史不干净，所以也就不敢再提什么要求了，而是安心的当起了卧底。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他确实提供了一些情报，也算是有一些贡献。但是总体来说，他的存在意义并不大。后来在抗战胜利之后，郭仁泰渐渐的又回到了江湖之中。
1949年武汉解放后，李先念将军担任了湖北军区司令员，而郑绍文也从江汉军区调到武汉搞支前工作。二人在工作中，途经应城县，便又想起郭仁泰这批人。后来两位将军在应城县书记樊作楷的陪同下，请还在这里的郭仁泰吃饭。郭仁泰没想到，如今解放军得了天下，当初自己的两位上级还能来看自己。他受宠若惊，在饭桌上频频敬酒，表现得非常谦卑。
然而这个郭仁泰，其实在背地里还在干一些不好的勾当。他和以前的帮会分子还有联系，在他的家里，也还藏有枪支。他之所以这么干，除了想给自己留下一点家当之外，还有可能是想着日后蒋军能打回来，自己还能用手里的军火立点功劳，递个投名状！
郭仁泰的这点儿小心思，其实李先念早已洞悉。今天自己过来，就是要敲打一下这个帮会老大！当郑绍文提起6支驳壳枪的时候，郭仁泰明白，自己的那些小动作瞒不住了。于是，他决定也不再管什么江湖义气了，表示自己要举报！这就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原来，郭仁泰有一个亲信，名叫李春山。这个李春山，当初曾经当过第6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郑绍文改造第6团的时候，曾设立了一个留守处，专门供那些受不了纪律的老江湖们“喘气”用。而这个留守处的处长，也正是这个李春山。后来日本人垮台了，李春山也跟着郭仁泰重回江湖。解放前后，李春山觉得共产党肯定饶不过自己，于是便带着一部分人去山里躲藏，成了土匪。他曾经多次写信给郭仁泰，劝他一起“落草”。但郭仁泰还算聪明，知道当土匪没前途，所以一直没去。后来李春山越来越猖狂，竟然想要搞一次暴动！郭仁泰知道消息后，被吓得心惊胆战。而今天，自己的老底又被郑绍文揭穿，于是他决定不再管什么“义气”，直接举报了李春山！
有了精准的情报，解放军立刻行动起来，没几天就把李春山一伙剿灭。对郭仁泰来讲，这也算是一次将功补过。后来，有人重提6支驳壳枪的事儿，请示李先念是否抓捕郭仁泰。李先念说道：“这家伙鼠首两端，就是个投机分子。他私藏枪支，肯定是准备以后蒋军反攻时用的。不过，考虑到抗战期间，他帮助过新四军，而且最近还举报李春山，也算是有功劳的。我看就不必逮捕他了，免得人家说我们无情无义。”
在以后的日子里，郭仁泰的境况十分凄凉。他几十年混迹江湖，早就不会种地了！想要进工厂做工，他也是既没力气也没技术，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后来，他通过渠道请求李先念将军的帮助。李先念指示民政部门，按月为郭仁泰发放养老金，让他能够生存。养老金一直发放到1973年，郭仁泰去世为止。有人评价李先念将军对郭仁泰的照顾，那简直就是仁至义尽！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我军对那些曾经的历史罪人，是非常宽容的。我们总是尽可能的找理由去善待他们，而不是有仇报仇，赶尽杀绝。有人说这是胜利者的宽容，确实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对待他们的政策，是改造而不是肉体消灭。如果能通过改造，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不再为祸人间，那岂不是更好。我们要消灭的，是他们心中的恶，而不是一一条人命！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那些先辈的宽容到底是为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