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好几年，军区司令还是互相调一调的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就油了，接受不了新鲜事物，创新力也会下降。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这不好。”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突然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这一番话。伴随而来的，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军事大调动。全国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要在只带领少数随员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完成对调。这是国家政治和军队相处形式的一种创新，也同样是未来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很多的军区司令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都多多少少有些情绪。比如说许世友将军，当众磕了一下茶杯；还有韩先楚将军，去找了毛主席，希望可以不走。但是其他的几个人，还是明确表示支持中央意见的。其中，就包括曾思玉将军。
曾思玉将军
曾思玉，这个名字听上去有些文雅，甚至是文弱。但是，他却是一名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绩的战将。他1911年出生在江西信丰，18岁参加农民起义，20岁当上了游击队长。他的军事生涯贯穿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是一位非常有建树的军事家。同时，他也是毛主席的爱将，曾经数十次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曾思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34年4月。当时的他，还是红二师的通信主任。广昌保卫战失败之前，前线各级军官将领通信频繁，曾思玉经常带着一队挑夫和一个排士兵，往来于战场和总部之间。
某一天，他奉命将刘亚楼的一封亲笔信，转交给刘伯承。此时，虽然季节还是早春，但是天气已经相当炎热。通信队从上午走到下午4点，总算来到了距离总部不远的一个小树林里。根据保密纪律，曾思玉安排其他人休息，自己一个人前往总部。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曾思玉很快就完成了信件的交接，准备去领地图。在经过一个场院的时候，他看见了三个人正在那里说话。其中的两个人他认识，分别是红军总部政委周恩来，还有司令员朱德。而另一个人，则是手里夹着香烟，一头茂密的乱发，眉宇间有些忧愁。
“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指挥以前几次战役的毛委员？”曾思玉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但是任务在身，他也无法停留于是便匆匆离去。后来，他的想法得到了刘伯承司令员的确认。这让曾思玉有些小兴奋，这可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传奇人物。虽然大家没有交流，但是能见一面也是好的。
而几个月后，曾思玉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和毛主席第一次说上了话。
在错误的指挥下，红军的广场保卫战失利。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出发不久，毛主席因为过度操劳，导致精神过度紧张，无法睡觉。正在这个当口，他又感染了疟疾，无法走路。为了保证全军的速度，总部只能让人用担架抬着毛主席走。
而曾思玉作为通信主任，要在各个部队中来回跑，每天的行动距离要比其他人多上好几倍。但是，他的手下好歹还有些身强力壮、还未受伤的战士。于是，总部就将给毛主席寻找担架员的任务交给了他。这对于他来讲，确实算不上什么大的任务，很快，他就选出了6个手脚麻利的战士，去给毛主席当担架员。
很快，红军就开始了强渡金沙江战役，上级决定，让红二师顶到前面去，中央纵队暂时不动。就在两军交错的时候，曾思玉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他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毛主席。原来毛主席在听说曾思玉给自己弄担架兵后，对这个勤快的青年干部十分感兴趣。红二师经过的时候，他便向身边的人询问，哪一个是曾思玉。正好，主席身边的一位干部认识曾思玉，便向主席介绍了一下。此时主席的身体有所好转，来了兴致，所以便向曾思玉打了一个招呼，把他叫过来聊了几句。
曾思玉没想到毛主席还认识自己，一时间有些错愕。接下来，两人简单地聊了几句。毛主席询问了一下曾思玉的现状，并且夸奖他：“通信工作很重要啊，现在咱们红军的很多命令，都是靠你们的铁脚板传达的。”另外，主席还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多读读书，这样对他日后的工作有好处。曾思玉公务在身，只能匆匆别过了毛主席。但是，他对主席的嘱托却铭记在心。接下来，他每天不管再忙，都会尽量找些图书和报纸来阅读。这也给他日后指挥战斗、从事政治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红军队伍继续前进，到了1935年9月，红二师已经进入草地的边缘地带毛尔盖。此处正好有一个藏民的村寨，战士们便进村休息。
第二天一早，正在睡梦中的曾思玉突然听到一阵匆匆的脚步声。他赶紧翻身起来，看见毛主席面色严肃地走进了小村，在一个临时的小会议室里待了好半天。之后，师长陈光突然将曾思玉叫了过去，将一个信封交到了曾思玉的手里。陈光的神情也十分严肃，他对曾思玉说道：“曾主任，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这是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你必须赶紧将信送给前方的徐向前总指挥。记住，你务必亲手交给徐总。十万火急，你赶紧出发吧！”
送这种重要的信件，对曾思玉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紧了紧腿上的绑腿，这就准备出发了。而他一回头，正好和毛主席打了个对脸。毛主席看见曾思玉，严肃的表情有了一丝宽慰，说道：“你不就是帮我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主任出马，一个顶俩！”
曾思玉郑重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行过了军礼，然后就带着几个战士，消失在草地边缘的雾气之中。他们都是飞毛腿，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来到了一个标志性的岔路口。曾思玉观察了一下路面，没有发现马蹄的印记，于是便判断徐向前还没到。他让其他人暂时休息，自己带了另一名战士，在路口放哨。
又过了不到两小时，一阵马蹄声传来，一队红军骑兵跑了过来。曾思玉赶紧上前，问道：“请问徐向前总指挥的队伍过去了吗？”
“我就是徐向前！”一个瘦瘦高高的人，用一口浓重的山西话回答道。
曾思玉赶紧上前，将毛主席的亲笔信递了过去。徐向前展开信看了看，眉头逐渐紧锁。半晌，他十分懊恼地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在当时，曾思玉还不知道自己这封信的重要性。原来在红一、四两方面军会师不久之后，党中央对日后的行动产生了分歧。大部分领导都认为，只有北上才是有出路的。但是，张国焘却舍不得自己的根据地，对北上的决定阳奉阴违。后来他甚至想要凭借自己人多枪多的优势，逼迫党中央按自己的方案走。他命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让他带部队南下。
巧的是，这封电报被叶剑英拿到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马上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这才一大早来到了红二师驻地，和周总理、王稼祥开会。大家一致决定，要积极地劝导张国焘手下的战士们，让他们以大局为重。而毛主席的亲笔信，就是劝徐向前要保持立场的。
这封信，后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国焘想要逼迫党中央的计划，最终没能实施。虽然他后来走上了另立中央的道路，但是好在红军的大部分官兵没有受胁迫，依然保持着北上的方向。这也给后来党中央进驻延安，打开武装斗争新局面打下了伏笔。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曾思玉的历史功劳是相当大的。
而紧接着，曾思玉就又立了一功。
事实上，在红军长征开始之时，对于是否去陕北是有很大争议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陕北红军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并不确定的事情。就算是毛主席自己，心里也没底。部队只能一路走，一路打探消息。
而红二师此时，处于整个部队的最前方，那么打探消息的事情，自然是他们做得更多。而由于此前侦察参谋刘茂生失踪，曾思玉作为通信主任，兼职做起了侦察员。1935年9月18日，他和另一位后来声名赫赫的战将梁兴初一起，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前去哈达铺打探消息。
梁兴初、曾思玉二人，还有他们手下的十几个战士，都是一身是胆的人物。刚刚来到哈达铺，就直奔镇公所。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敌人的一支运输队。梁兴初略施小计，便将运输队的所有物资全部没收，带回去补充给了红军。
而曾思玉，在敌人运输队被扣押之后，就开始在镇公所里寻找报纸。对于消息闭塞的红军来说，报纸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而毛主席本人，也是酷爱读报的，因为报纸的内容往往另有乾坤。曾思玉寻找报纸，就是想交给毛主席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曾思玉还真的在公所的前台找到了整整一捆报纸。他火速安排人，将报纸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从这些报纸中，读到了“陕北赤区”几个字，以及陕北红军的消息，红军的最终行动方向才告确定。很自然，毛主席对曾思玉更加欣赏，甚至在全军大会上公开表扬了他。
在之后的战争岁月中，曾思玉从政治工作入手，一步步地成为了人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管是以少胜多的鲁西抗战，还是意义重大的石家庄战役，以及平津、太原、宁夏等战役，曾思玉的身影都非常活跃。他组织的“重型炮队”，是解放战争中的一大攻坚利器，其构思之巧妙，让人叹为观止。
解放后，曾思玉先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便在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1967年，党中央对他的新任命来了：他成为了武汉军区司令员。从此，曾思玉进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这段高光时刻，曾思玉的主业却改变了。现在人们可能不好想象，一个军区司令，居然成了铁路建设的第一负责人，这会不会有隔行如隔山的障碍？然而事实却证明，曾思玉完全有能力胜任建设工作。
在毛主席的心里，有一盘围绕四川省来下的铁路大棋。他想要在四川周围，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一举改掉“蜀道难”的过去。而其中最为艰巨的焦枝铁路一段，修建工作就交由武汉军区负责。虽然工程是由副司令员孔庆德总体负责的，但是曾思玉在背后也没有闲着。工程一有进展，他就会马上上报毛主席。
焦枝铁路最终在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车。全长八百多公里的铁路，仅仅用时8个月就完成了，这简直就是铁路历史中的一个奇迹。当曾思玉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毛主席之后，毛主席赞叹道：“军民联手，能打硬仗！”
相比起修铁路，修油田的工作量更大。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十分微妙，一旦发生热战，集中在东北和新疆的油田，安全将会很难保证。为了石油安全，毛主席准备在南方寻找石油资源。最终在湖北省潜江市附近，科学家发现了江汉油田。而建设江汉油田的任务，就落在了曾思玉的身上。
1969年6月到10月间，毛主席多次接见曾思玉，询问江汉油田的具体情况。毛主席多次强调，开发江汉油田，对于我国的石油工业布局有着战略性的意义。一旦有不测发生，江汉油田的战略地位就会凸显。他要求曾思玉，一定要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待江汉油田。
曾思玉对这一点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过问油田事务时，从不放过任何细节。11月，曾思玉赶到潜江，听取了江汉油田的建设情况汇报。他将毛主席的嘱托带到了工地，建设油田的工人和士兵为此而欢呼雀跃。
然而，油田的建设却总是伴随着困难。1969年秋冬季节，江汉平原遭遇了暴雨，洪水泛滥，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第二年，江汉平原又遭遇了倒春寒、旱灾、冰雹等灾害，损失不小。但是，不管面对什么困难，工程人员都没有丝毫退缩，仍然拼命奋战。终于在1972年5月，油田建设完成，祖国的石油安全得到了保证。
后来，曾思玉还以工程总指挥的身份，参与到了葛洲坝水库的建设工作中。湖北省的每一次大型工程，他都有参加。而同时，曾思玉也会经常进京，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进度。
1973年，咱们前面提到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正式开始。曾思玉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然后便去济南军区报到了。此后虽然他没有了在武汉军区时的高光时刻，但是仍然兢兢业业，狠抓部队的建设。不过，由于工作关系，他进京的次数变少了，和毛主席也是连续好几年都不见面。
随着年龄的增大，曾思玉更热衷于回忆过去。他喜欢看电影，尤其是喜欢看国内的纪录片。这甚至成了他在晚年最重要的一个爱好。
1974年，曾思玉听说有一部反映毛主席近况的纪录片已经发行，便找人弄来一份拷贝，在影像厅放映。然而此时，他看到的毛主席，已经与一年前有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苍老的痕迹越来越重之外，毛主席眉宇间的无可奈何，更是让人心疼。曾思玉看着毛主席的状态，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曾思玉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主席的遗体进行了告别。回到济南之后，他就感觉精力越来越不行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开始慢慢地放下手里的权力，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回忆录上。这本书总共七八十万字，记载了他和毛主席相处的点点滴滴。这位战功赫赫的司令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缅怀自己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