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锦文先生是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人。凡是对党组织、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都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按照相关政策，我们应该让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邓颖超
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年近八旬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对一份申请做出了这样的批示。申请人名叫阎锦文，是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位领导干部。以他的情况，退休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他却提出，希望将“退休”改成“离休”。一字之差，不管是待遇还是身份，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这个阎锦文又是谁？邓颖超又为何会同意他的请求呢？
阎锦文祖籍重庆涪陵，在1914年出生于江苏江阴。他的早年事迹可以说名不见经传，等人们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繁华的大上海开始谋生了。他的早年经历，有些像上海的青帮大佬杜月笙。杜月笙是攀附上黄金荣而发迹的，而阎锦文生命里的“贵人”，则是国民党的元老杨虎。
杨虎是安徽省宁国县人，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因为反抗袁世凯，他和陈其美、蒋介石走得很近。1927年4月份，杨虎代表蒋介石与上海的青帮密谋打击工人纠察队，制造“四一二”政变，从此就带上了很强的帮会背景。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抗战前夕，他一直牢牢的把控着上海。杨虎既是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区司令，也是帮会的总头目，可以说黑白两道通吃，而且都吃到了天上。逐渐的，他在上海开始打造自己的帝国，不但生活奢侈，而且越来越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根基稳固，自然不会允许杨虎随意做大。他开始刻意的削弱杨虎的权力，只让他担任一些虚职。杨虎当然也明白这是蒋介石的报复，于是心里对这个独裁者越来越不满。
蒋介石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杨虎曾经力主抗日，国民党也几乎集中了全国的精兵强将于此一役。但是无奈，国民党士兵的作战理念落后，蒋介石的抗日意志不强，最终导致大量士兵无谓的伤亡，该抓住的战略机会也抓不住。最终，上海在抵抗了3个多月后，沦陷在敌人手中。杨虎则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逃往了香港，最后辗转来到了四川重庆定居。
此时的杨虎，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大佬，而是变成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人。有一次，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拜访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见到了负责人周恩来。一番谈话下来，杨虎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能力深深折服，从此二人便开始了频繁的交流。逐渐的，杨虎对自己当初的历史罪行有所认识，思想也慢慢有了进步。
周总理
后来，杨虎被任命为所谓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这是一个标准的闲职，但是凭借他多年积攒的威望和帮会关系，以及身为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周立行（杨虎的女婿）的帮助，杨虎在上海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也就在这期间，阎锦文投靠到了杨虎的门下。
阎锦文到底是如何得到杨虎信任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了。人们看到的，就是阎锦文拜入青帮之后，很快就成了杨虎绝对信任的心腹。他不但成为了杨虎组织的“兴中学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曾经陪着杨虎一起拜访过周恩来。抗战胜利后，杨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阎锦文送入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担任第三警备大队，担任副大队长。
阎锦文剧照
所谓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其实相当于特务组织“保密局（前身为军统局）”的另一个行动队，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逮捕地下党，和那些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很难说杨虎将阎锦文弄到这样的一个组织里，是不是有潜伏的意思。不过，在自己特务生涯的开始阶段，从阎锦文的身上却丝毫看不出卧底的迹象，他曾经参与过逮捕共产党人王孝和，也搜捕过上海的进步学生，手腕不硬，但也绝对不软。也正因为如此，谁也没想到过，他有一天能为共产党做事。
1949年中期，解放大军在长江以北势如破竹，已经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消灭殆尽。谁都知道，解放军的下一步动作肯定是过长江。那些深受蒋介石等“四大家族”之苦的老百姓，无不翘首以盼。而上海的民主人士，更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地批评国民党腐败透顶，穷兵黩武。
解放军过江
这些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力的，非张澜莫属。张澜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他经常发表公开言论，抨击国民政府。对于像张澜这样的民主人士，蒋介石自然是恨之入骨。于是在1949年5月，保密局特务将张澜绑架，关押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准备秘密处决。
这一消息，很快就通过秘密渠道，被地下党通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刻指示：“务必全力营救。”但是，国民党保密局防卫森严，想要营救，又谈何容易。后来周总理考虑再三，决定让杨虎帮忙。
张澜
很快，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就拜访了杨虎。而杨虎则立刻表态：“恩来先生要我办的事，我一定办。张澜先生是川北圣人 ，也是我历来尊敬的人，你们放心，我救不出张先生，我难道还是杨虎！我女婿周力行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可以信任；另外，还有一个人，可以具体执行这一任务。”
吴克坚赶紧询问此人是谁，杨虎回答：“他就是阎锦文，警备司令部缉查处副大队长。缉查处就是保密局的行动队，想要救张澜，必须从稽查处想办法！”
很快，周立行和阎锦文便来到了杨虎的家中。杨虎将情况对他们说了一遍，要求他们务必把张澜救出。周阎二人表示：如果救不出张澜，决不回来见杨虎。
周立行是上海警备区副司令，但是和保密局并没有从属关系，所以只能进行外围的配合工作。营救张澜的主要压力，都在阎锦文的身上。阎锦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从稽查处处长何隆庆的身上寻找办法。
何隆庆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面前的红人，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而正好，他和阎锦文是同乡，两人私交非常深厚。在阎锦文表现出对张澜的兴趣后，何隆庆毫不隐瞒，将张澜的关押情况和盘托出：此时，这位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就关押在虹桥疗养院的205号病房。周围的203和204、206号病房，住着保密局的三名杀手。只要上面的处决令一下，他们就会制造一起意外，神不知鬼不觉的杀害张澜。
得知关押细节后，阎锦文继续活动，表示自己想要负责张澜的处决工作，好给自己日后找个晋升的台阶。何隆庆一看小老乡开口，自然是不能不安排。很快，他就给毛人凤打了报告，指定阎锦文作为监管和处决张澜的负责人。至此，张澜已经暂时没有性命之忧，剩下的事情，便是阎锦文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将他救出生天。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国民党的部队在战场上依然表现疲软。毛人凤一看，上海的解放已经无法避免，便派出了大量的特务，准备对上海的市政建设进行破坏。同时，他也通过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向阎锦文下达了命令：作好处决张澜的准备。
此次保密局的命令，是处决张澜和另一位民主人士罗隆基。虽然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名声扫地了，但他仍然不想承担杀害民主人士的罪名，所以就想将此事做成一件意外。按照命令，在处决当晚，保密局的特务们要将张澜和罗隆基送至吴淞口，然后以“转移到台湾”的借口押送到一艘船上，等到船到江心再凿坏船只，沉江杀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外界说，两人是因船只沉没而意外致死的。但具体如何执行这一计划，处决日期和具体在哪个码头上船，此时还没有确定。
得到具体命令后，阎锦文欣喜若狂。他觉得，处决的当天就是最好的营救机会。保密局既然不想担罪名，处决当天便不会有太多人参与，自己就可以和张澜等人一起，趁机逃过魔掌，奔向光明。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张、罗二人在被押送去往吴淞口之前，不要出什么意外。
阎锦文剧照
接下来的几天，阎锦文都尽量待在疗养院里，暗中保护张、罗二人。他的担心后来被证明是必要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大队长、保密局特务聂琮，接到了蒋介石的另一份密令，准备带着人，将张澜和罗隆基处决在疗养院里。阎锦文以两个命令相冲突为理由，故意拖延对方的执行。而此时上海的特务们已经人心惶惶，比起执行任务，聂琮想的更多的是如何逃跑。他一看阎锦文那副“公事公办”的劲头，也不再废话，撂下一句：“一切拜托老弟。”之后，便扬长而去了。
1949年5月24日，阎锦文接到了最终命令：当晚10点钟，将张、罗二人送往到吴淞口十六铺码头，连人带车送到102号汽艇上，到江心再行动。
阎锦文一看，也开始着手进行自己的计划。他带着自己的两个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了疗养院，就把何隆庆派去的3个杀手给换了出去。然后，他找到张澜，告诉对方：“今晚我会救先生脱险，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一切听我的安排。”
张澜看着阎锦文，半天不说话，但是眼神却充满了怀疑。他知道，上海即将解放，不少潜伏的地下党都在活动。但是，让他这么无凭无据的相信一个保密局特务，他仍然做不到。
阎锦文一看张澜的表现，知道对方不相信自己，便给杨虎的夫人田淑君挂了电话。田淑君是杨虎指定的行动联络官，而且平时和张澜熟识，她的话分量足够。果然，听了田淑君的解释之后，张、罗二人放下心来，表示一切听从阎锦文的安排。同时，田淑君还向阎锦文表达了杨虎的最后嘱托：成败在此一举，务必小心谨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阎锦文知道事情重大，当即再次表示，即使搭上性命，也必然完成任务。
放下电话，阎锦文让潘云龙、庄儒伶仔细照看张、罗二人，自己回缉查处看风声。当晚九点，阎锦文全副武装，开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吉普车，又一次来到了疗养院。刚一进门他就开始喊：“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他的喊声十分嚣张，吓得疗养院的大夫护士连大气都不敢出。
张澜和罗隆基知道，阎锦文嘴上不好听，但却是自己人，于是便老老实实的走了出来，在潘云龙和庄儒伶的推搡下，上了吉普车。阎锦文脚踩油门，车子立刻飞驰起来。只不过，他们去的方向却并不是吴淞口，而是杨虎位于蟠龙路的宅邸。
一路之上，大小关卡无数，阎锦文数次遭遇盘查。但是他的身上，有警备司令部的证件，所以哨兵根本不敢拦他。有个别胆子大的，问他吉普车上坐的是谁。阎锦文便说道：“他们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哥哥，有问题吗？”检查哨的人一听他口气不善，也不敢过多阻拦，便直接放行了事。
阎锦文剧照
眼看快要到达蟠龙路了，阎锦文却从后视镜上看见了好几辆疾驶而来的汽车。他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保密局的追兵。自己营救张澜等人的事，看来是泄露了。但是此时，胜利已经在望，他必须要拼一下。于是他狠踩油门，和后面拉开了一段距离后，果断命令几人弃车。此地距离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墙之隔，只要翻过一道并不高的院墙，他们就脱险了。
但是，张澜、罗隆基二人都是文人，平时没有这种亡命的经历，关键时刻跑不快。阎锦文赶紧命令潘云龙、庄儒伶一人背一个，以最快的速度撤离。潘、庄二人年轻力壮，即使背上多了一个人，仍然健步如飞。很快，几个人便翻过了院墙，将敌人彻底甩开。
然而没走几步，阎锦文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只见杨虎的住宅前，突然出现了十几个便衣的武装人员，手里都拿着冲锋枪。难道是杨虎遭遇不测了？阎锦文不及多想，掏出枪来就想先下手为强。但是此时，对面的却喊了起来：“是阎先生吗？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都是自己人，别开枪！”原来，这些人都是解放军，是专程来解救张澜等人的。
解放军进上海
就这样，张澜、罗隆基二人逃脱了魔掌，并且在1949年的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而杨虎，后来却晚节不保，在50年代因为待遇问题而投靠了国民党，最终被判了死缓。至于阎锦文，则先是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后来又进入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工作。
后来，阎锦文曾经数次来北京公干。而张澜则始终感恩戴德，每次阎锦文到来，他必然亲自设宴款待。一个民主人士和一个原保密局特务在一起推杯换盏，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象。
在后来的历史大潮中，阎锦文被停掉公职，遭受了打击。80年代初，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身份。对于自己的遭遇，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补偿要求，而是提出，希望党中央将自己的待遇从“退休”改成“离休”。
退休和离休，仅仅一字之差，待遇却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对阎锦文来说，待遇并非是最主要的，他真正想要的，是国家对自己历史贡献的承认。对于他的想法，邓颖超洞若观火。于是，她做出了本文一开始的那段批示，表示绝不会亏待阎锦文。最终，阎锦文享受到了离休待遇，他的历史功绩也得到了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