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1988年了，当初涉及毛岸英和毛岸青的那段往事，保密期早就过了。现在你想说的话，可以说了。”
1988年的一天，早已退休在家的红色特工李云，接待了一个前来看望她的中央首长。闲聊中，首长提到了一些往事，两人深感唏嘘。谈话末了，首长突然说出了上面那句话，让李云稍感错愕。
李云老人
但是，也就是一瞬间，李云似乎想起了什么，呵呵地笑了一声，说道：“领导你要是不提醒，这件事我就打算带着它去见马克思了。”
众所周知，毛岸英和毛岸青是毛主席的儿子，他们和身为红色特工的李云怎么会搭上关系的呢？这件事为何还会涉及保密期呢？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辛酸的故事。
红色女特工李云
熟悉《水浒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梁山泊有个好汉叫青眼虎李云。此人是个捕头，曾经因为押解李逵而被赚上梁山。而咱们的这个红色特工李云，却不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而是瘦小纤弱的女子。
李云1915年出生在江苏苏州，后来为了躲避军阀混战，来到上海定居。李云的父亲是个思想开明的人，从来不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一套。他起早贪黑地忙工作，赚来的钱除了生活的开销之外，全部拿出来供李云上学。李云也很上进，在八岁时就进入了绍兴第一小学读书。
青年李云
当时的绍兴一小，是一所进步学校，老师和学生中有着大量进步青年。李云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并且立志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小学没毕业，她就已经加入了共青团。上了中学之后，她更是积极参加党建培训，继而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
1927年，由于蒋介石的破坏，党组织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由周恩来牵头，党中央成立了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工作性质隐秘而又危险，所以从建立之初，周恩来就特意物色那种形象不出众、放在那儿都不引起别人注意的人进入。
正好此时，李云刚刚读完初一，年龄已经15岁了。她的外形普通，身形瘦小，但却聪明机警，是当特科情报员的最佳人选。于是在一些人的介绍下，李云成为了中央特科中年龄最小的情报员。
进入特科之后，李云每天都会走街串巷地传递情报。敌人的军警看她年纪小，对她的盘查比一般人要松。而李云自己，则更是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外形特点，总是装出一副憨憨的样子。所以李云每次外出，都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从来没碰到过危险。
上海地区旧照
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对红军的“围剿”之时，李云迎来了自己特工生涯的最高光时刻！
一天，李云接到任务，要和我党闸北区委的领导徐强一起，接见国民党军第80师学兵营营长惠东升，听取重要情报。
惠东升和陈赓将军一样，都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很受蒋介石赏识。但是，他对蒋介石不断打击红军的作法却很不认同。后来，他的立场逐渐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随即便命令特科和惠东升建立了联系。在获取了关于第四次“围剿”的兵力部署等情报后，惠东升火速约见徐强，想要传递情报。
李云是特科中速记能力最好的人，所以为了安全，徐强带着她来会见惠东升，以减小书写情报可能造成的泄露危险。
会见非常成功，惠东升不仅将兵力部署和盘托出，甚至连河南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军用地图和密码本都交了出来。
第四次反围剿
地图和密码本的传递，并不是一个着急的事情。但是第四次“围剿”的情报，却是十分紧急的，必须尽快传递。况且惠东升提供的关于这方面的情报，都是口头的，没有任何纸质资料。如何尽快地把情报传递出去，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好在有李云。她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将这部分情报一字不落地全部背了下来。回到驻地，她用米汤将情报全部写在了一本旧书的背面，然后带着书，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穿越敌人的检查站。敌人根本没有注意她，所以很轻易地就让她混了过去。
凭借这些情报，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这背后，是李云和徐强、惠东升等人的努力。后来，徐强为了掩护身份，在上海闸北区开了一个钥匙铺，李云则经常以钥匙铺伙计的身份去传递情报。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并且最终结成了一对革命情侣。
李云与徐强
成立大同幼稚园
中央特科藏龙卧虎，不仅有陈赓那样翻云覆雨的英明领导，还有李云这样初出茅庐便表现优秀的小情报员。即使是上海的宗教人士中，也有特科的成员。
董健吾，就是身在上海宗教界的中央特科成员。他小的时候，家里曾经长期居住着一个外国修女。受她的影响，董健吾的前半生和基督教渊源颇深。自从开始上学以来，他几乎上的都是教会学校，所以也就学了一肚子的西方神学。
但是在五卅运动当中，董健吾由于受到同学的影响，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宗教无法解救中国人。于是，他愤然离校，开始投身于革命工作。
1927年以后，通过同学的介绍，董健吾进入到冯玉祥的军中，当起了随军牧师。但是，他却一边在军队中布道，一边宣传马列主义。有人看不惯，说他是“红色牧师”。董健吾索性顺水推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董健吾入党的事，后来惊动了蒋介石，并且亲自下令让冯玉祥逮捕董健吾。冯玉祥对这个牧师非常尊敬，给了董健吾一笔钱，然后就放他回到了上海。
董健吾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进入了上海圣彼得大教堂，当了一个牧师。但是，因为他已经加入了党组织，所以也同时接受特科的领导。在陈赓的建议下，他将教堂进行了改造，开辟了一间专门用来给党组织开会的小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在这里开过会。
1930年，董健吾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筹建大同幼稚园！
原来，由于革命的需要，大量的中央领导人一直过着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他们的孩子无人照看，有的境况十分可怜。为了照顾他们，中央特科决定建立一所幼儿园，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红色摇篮”的大同幼稚园。
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开一个幼儿园，那真是谈何容易。中央特科经费紧张，每个月只能拨出500元钱来进行支持。这无疑是杯水车薪，完全不能解决问题。董健吾为了筹建幼儿园，以教会的名义展开募捐，然后将自己老家的田产也全部变卖，但是仍然凑不足所需经费。后来还是宋庆龄出面，才最终凑足了经费。
大同幼稚园
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正式开园！当时在上海及上海附近的三十几个中央领导和烈士的子女，随即进入幼稚园，被妥善地照顾了起来。
顾顺章叛变，幼稚园停摆
就在大同幼稚园建立后不久，湖南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军阀捕杀了。
原来就在1927年年中，毛主席为了发动秋收起义，不得不离开家人单独行动。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秘密地回到了湖南老家。湖南军阀何健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展开了对杨开慧的搜捕。但是湖南的百姓全部组织起来，妥善地保护了杨开慧。
在度过了两年多的平安生活后，杨开慧有所放松，结果在一次回家探望母亲的时候露出了马脚，随即被军阀抓获。和她一同入狱的，还有8岁的长子毛岸英。
杨开慧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出一点党的秘密。军阀在发现无法从她身上获得情报之后，便在1930年的11月14日，残忍地杀害了杨开慧。
杨开慧死后，幼小的毛岸英在家乡父老的保释下，离开了监狱。此时，毛主席也已经知道了妻儿的事，于是赶紧托付弟弟毛泽民，让他来照顾毛岸英三兄弟。而毛泽民则立刻写信通知上海方面，将三兄弟送过去，委托大同幼稚园进行照顾。
杨开慧与儿子
毛氏兄弟进入幼稚园之后，受到了很好地照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三弟毛岸龙在一天晚上突发高烧，保育人员用尽了所有办法，也无法退烧。而作为幼稚园的负责人，董健吾此时正好外出工作，无法拿主意。最终，毛岸龙没有挺过来，在所有人遗憾的目光中夭折了。听到消息后，董健吾痛心疾首，认为是自己耽误了孩子。
紧接着，更大的危机到来：中央特科行动组的负责人顾顺章突然叛变，让幼稚园瞬间停摆。
事情的经过，非常的吊诡。1931年，顾顺章护送陈昌浩等人回苏区，返回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女人，瞬间落入情网。为了讨好女人，顾顺章以魔术师的身份，去武汉的一处大舞台走穴。他的行踪因此暴露，不久之后便被赶来的国民党军警逮捕了。
顾顺章此时，已经不再有坚定的信仰。几乎敌人刚一开始审问，他就全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说出了一些党的秘密。不过，由于他刻意邀功，隐瞒了部分重要情报。他声称，有的话只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国民党情报部门赶紧安排他去南京，但是由于当天天色已晚，顾顺章只能第二天动身。就这样，事情有了一天时间的空档期。
顾顺章
就是这一天的时间，让事情有了转机。由于该情报被地下党情报员钱壮飞获得，钱壮飞紧急通知所有党组织成员，让大家紧急撤退。大量的中央特科领导因此离开，而作为附属机构的大同幼稚园，自然也就无法保留了。
体贴的孩子毛岸英
大同幼稚园关门后，其中的不少孩子，都被自己的亲人领了回去。但是老家在湖南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在上海却是举目无亲。董健吾见两个孩子可怜，就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家。
此时，董健吾的妻子也在生孩子，实在无法照顾兄弟二人。于是，董健吾找到自己的前妻黄慧光，求她允许毛氏兄弟住在家里。
董健吾和黄慧光虽然已经离婚，但是仍然保持着工作关系。当时在黄慧光的家里，已经养了4个孩子，他们都是董健吾的骨血。原本就紧巴巴的一家人，如果在添上两张嘴，那压力就更大了。
黄慧光
但是，黄慧光意志坚定，心地善良，同意了前夫的请求。于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就住进了黄慧光的家里，和董健吾的孩子一起成长。
几个孩子很快就打成了一片，由于毛岸英的年龄最大，成了孩子们的头头。有的时候董健吾会分给孩子们一些零花钱，这些钱全都是统一交给毛岸英分配的。毛岸英每次都平均分配，自己毫不藏私。
而董健吾和黄慧光，对于这两个孩子也是尽心尽力。1934年，毛岸英和毛岸青同时生病，眼看着就要撑不住了。此时董健吾出外变卖家产筹钱，而黄慧光则背着毛岸英、抱着毛岸青，去一个十几里外的诊所看病。
这一次，两个孩子死里逃生。回家之后，他们对黄慧光的称呼变了。他们不再叫她阿姨，而是称她为“黄妈妈”。
因为工作需要，董健吾后来离开了教堂，专门从事革命工作。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让原本已经很拮据的黄慧光一家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帮董健吾渡过难关，党组织给毛岸英和毛岸英每个月10元钱的补助。但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这点钱简直是杯水车薪。因此，黄慧光不得不接一些洗洗涮涮、扎纸花之类的活儿，勉强度日。
董健吾
此时毛岸英年岁已经不小，毛岸青也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两个孩子不忍心黄妈妈太辛苦，每次都是积极地帮家里干活。干不了别的，兄弟二人就和董健吾的孩子一起，动手扎纸花。靠着大家的劳动，一家人的日子也慢慢过了下来。
但是，扎纸花毕竟只能赚些小钱。比起当时国民政府高起的通货膨胀来说，这些钱完全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当时的上海党组织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活动经费几乎断绝。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费，也是好久都没给付了。时间一长，黄慧光难免烦躁，对孩子的态度往往有些疾言厉色。
毛氏兄弟没有怨恨黄慧光。他们都明白，黄妈妈太累了。她本身就有四个孩子，再加上自己两人，生活的压力确实太大了。此时毛岸英想到，自己已经13岁了，弟弟也11了，怎么就不能自谋生路呢？非要靠黄妈妈活着吗？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
于是在一天夜里，毛岸英带着弟弟，悄悄打开了大门，离开了黄慧光的家。
直到第二天早上，黄慧光才发现两个孩子不见了。她赶紧通知董健吾，让他想办法寻找。
毛岸英兄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董健吾从来没有对黄慧光说过这两个孩子的父母是谁。所以，黄慧光对毛氏兄弟种种的照顾，都是出于道义和一个女性的本能，她的人格是伟大的。
寻找孩子
董健吾得到消息后，立刻就找到了特科的负责人，希望能够由特科派出一些人手配合自己寻找孩子。
此时的中央特科，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在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受损严重，能调出来的人手实在不多。想来想去，也就只有闸北区钥匙铺的徐强、李云夫妇可以帮忙。于是，董健吾赶紧找到徐强，希望能得到帮助。
而就在此时，上级的一道命令来了：由于毛岸英、毛岸青身份特殊，所以他们失踪的消息，已经被列为最高机密，轻易不要对外人提起。也就是说，想要登报寻找线索，或者使用其他公开渠道，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徐强只能使用最为“笨”的办法，就是让李云没事儿就去城隍庙、火车站、桥洞底下等人多的地方寻找，希望可以通过极小概率的“相遇”，来找到两个孩子。
旧上海
李云领受了这个任务，就开始成天不着家地寻找。但时间过去了三个多月，她仍然是一无所获。
另一方面，毛氏兄弟却是每一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来。为了养活自己和弟弟，毛岸英找了一份“报童”的工作，每天没日没夜地卖报纸。但是，上海地区鱼龙混杂，有时卖个报纸都可能会踏进帮会的片区。不懂江湖规矩的毛岸英，经常莫名其妙地就挨上一顿打。
为了拓宽收入来源，毛氏兄弟还经常给车夫和码头工人帮工，以求挣上一两个铜板。比如如果看到有黄包车夫拉车上桥，两兄弟就会过去帮忙推车。过桥后，好心的车夫会给上几个钱，心肠硬的则直接扬长而去，两兄弟只能“望车兴叹”。
后来，毛岸英回忆这段时光时曾说道：“我们除了偷东西，还有给资本家当儿子之外，其他的都干了。”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困苦。
另一方面，李云在经过了三个月毫无结果地寻找后，也改变了策略。她开始频繁出入一些流浪汉聚居之地，希望能有所收获。
旧上海
在上海城隍庙的西侧，有一个粥铺。每天李云结束一天的寻找后，都会在这里喝上一碗粥，休息休息。终于有一天，她看见街上走过来两个衣衫褴褛的小兄弟，正眼巴巴地看着路边的食客。
李云心中一动，赶紧买了两碗粥，然后招呼两个孩子过来。两个孩子走了过来，喝了粥，但是始终一言不发。李云不管问什么，兄弟二人都是紧闭双唇。
此时的李云，有一种预感，这两个孩子就是自己的“目标”。她晚上把两个孩子带回了家，并且让当时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冯雪峰前来相认。冯雪峰认识毛氏兄弟，一进门看见了眼前的孩子，立刻高兴地说的：“岸英啊，我是你的冯叔叔啊，还记得吗？我是你爸爸的同事啊。”
毛岸英端详了半天，这才认出了冯雪峰。孩子哭着讲述了自己将近半年的经历，并且说，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而且湖南口音也太惹眼。所以平时，他就和弟弟一起装哑巴，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现如今找到了党组织，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不久后，毛氏兄弟又被送回了黄慧光处。但是，董健吾也已经明白，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情。于是，他通过关系找到张学良，让其送毛氏兄弟去了苏联。当然，行动期间，他始终没有透露兄弟二人的真实身份。
这之后，毛氏兄弟在苏联学成回国，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抗美援朝时期，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毛岸青则因为身体不好，长期休养。但是当初那条“最高机密”的命令，却一直没有撤销。
后来，李云逐渐从情报工作中退了下来，开始从事地方建设工作。但是当年的那些秘密，她始终深埋在心里。
1988年，中央特科的所有事情已经过了保密期。一位领导在和李云谈话时，提到了这一点，并且说，毛岸英的事情也已经可以说了。李云则表示，自己本想带着秘密去见马克思的。这也就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后来在2011年，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去上海看望了李云老人，并且说：“如果没有您找到我大伯（毛岸英）和我父亲（毛岸青），就没有今天的我。您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
毛新宇和李云
2013年，李云老人与世长辞。她的去世，标志着参加过中央特科的人已经全部离世，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正如李克农将军说的一样，他们都是“无名英雄”。他们的贡献和丰功伟绩，将会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