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建设不能盲目，不能搞得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
1978年的12月10日，刚刚成为党的副主席、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在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经济建议。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的革命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稳农业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陈云提出这个建议时，会场上却有人沉默，有人唉声叹气，似乎并不表示支持。他们都太想发展经济了，对于增长速度慢的农业有些看不上。而他们这次的忽视，险些闯下了大祸。
陈云，既是我国功勋卓著的革命家，也是能力非凡的经济学家。抗战开始后，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大量的青年潮水一般地涌入。贫瘠的陕北大地，无法供应这么多人的粮食，经济一度相当困难。陈云当时主持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他不仅解决了军队和群众的吃饭问题，还能做到让当地的财政有所盈余。几年下来，给边区留下了足够支取一年“家底”。在当时，不管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陈云主持的几个边区，经济情况都是最为健康的。
1949年，有“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终于解放。但是，由于不法商人大搞囤积居奇，上海的经济十分困难。而这种情况，又和国民党留下的高通胀烂摊子纠结在一起，十分难以处理。有敌对势力幸灾乐祸，到处说风凉话，认为共产党在上海不出半年，就会被拖垮。
关键时刻，陈云与陈毅共同进入上海，两人通力合作，一个下重手打击不法商人，一个调集大量物资入沪，和囤积居奇者打起了消耗战。为了能打赢这场战争，陈云与其他地区主管经济的领导通力合作，在粮食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调集了大量粮食，一举平抑了上海的物价，稳定了局势。
建国之后，陈云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当时的新中国，经过了前前后后一百多年的战乱，早已是满目疮痍。比较幸运的是，当时并没有大型的天灾，粮食的产量比较稳定。但是，全国的粮食必须有一个方式来平衡，否则，有的地方粮多，有的地方粮少，还是无法解决所有人的吃饭问题。于是，陈云参与制定了一套由国家统一调配粮食的办法，也就是后来影响了新中国数十年的“统购统销”。这一举措，不仅保证了新中国的粮食安全，还让国家有余力去支援朝鲜战场。
在1960年前，陈云都是国家无可争议的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他建立了一套全国统一财政、平抑物价、平衡收支的办法，让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前十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毛主席曾经高度评价陈云的贡献，说这时候经济工作的成功，是打赢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陈云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是以“实事求是”四个字为基础的。他反对任何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冒进，反对对于经济过于乐观的估计，反对在自身基础薄弱的时候，太过超前地提升产业结构。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陈云逐渐失去了权力。在之后15年的蹉跎中，他的身体健康也出现了不小的问题。但是他仍然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做贡献。
1977年，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华国锋成为了国家的领导人。当时，为了快速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他让另一位经济专家李先念继续主持工作，同时让邓小平复出，主持教育和科技工作。
邓小平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也是当时最有意愿改变国家状况的人。他多次召开座谈会，畅谈如何提高科技水平。他强调，如果不抓教育和科学，就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邓小平还指出，中国还十分落后，他希望，国内的干部，最好能出去看看，去看看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有无可借鉴之处。
邓小平的号召，确实起了作用。一时间，很多干部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向整个世界。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的差距，还切实学到了东西。而外国的一些商人，也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正在改变，于是他们纷纷表示，可以提供贷款，与中国人合作进行工业建设。这些意见，让干部们感到意外和欣喜。回国后，大家将这些心得体会进行了汇总，开了不少“务虚会”来讨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就要拉开了。
由于是畅所欲言，所以在务虚会上，干部们都敢想敢说。多从国外贷款、加速新中国的经济改造，大干快上，成了一种最广泛的意见。邓小平对干部们的情绪非常满意，为了鼓励他们继续放开手脚搞经济，他在听有人说，准备贷款一百亿美元来搞建设的时候，十分高兴地说：“胆子还不够大，为什么不想八百亿呢？”大家立刻心领神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然而，端坐在一旁的陈云，脸上却一点笑意都没有。自从1978年5月，他恢复工作以来，一直担心几十年前的那种冒进的经济政策会再次出台。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现在的新中国，还没有从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缓过劲来，财政仍然十分困难。偌大的国库，只有几十亿美元的家底。如果盲目扩大海外投资，万一产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拿什么去还债呢？更何况，当时的中国百姓普遍没有见过真正的工业是怎么回事，从管理经验到工作技能全都不行。真的弄起这么多工厂，到哪里去找那么多合格的工人呢？
同时，陈云还有另一个忧虑。当时的中国，有九亿多人口，但是粮食产量却明显不足。虽然当时全国80%的人口是农民，但农民普遍十分贫穷。每一年，国家都要拿出财政中60%的钱去进口粮食。而就算是这样，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一次性将外汇清空，全部去搞工业建设，万一不顺利，老百姓的米袋子怎么办？
虽然自己想得比较成熟，但陈云对自己的意见，还是保持一种相当谨慎的态度。他首先是去找了李先念，和他探讨了一下。最后两人得出了结论：经济工作不能着急，应该给财政一个两到三年的调整期，先打好基础，然后再大规模引进外资。
有了李先念的支持，陈云的心里便有了底。在7月31日的座谈会上，陈云提出：“我们的务虚会，最要用几天的时间，专门听听反面的意见。经济工作应该谨慎，我们当然要听正面意见，但是也要听反面意见。”
但是，大部分干部此时仍然沉浸在大干快上的亢奋中，始终没有重视陈云的意见。陈云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12月10日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要先把农业这一头安稳下来；
第二，工业项目的引进，要循序渐进；
第三，不管是生产还是基本建设，都不要有材料缺口；
第四，材料如有缺口，不管项目是地方还是中央的，全都不能安排；
第五，财政要留有盈余，不能弄得到处紧张！
但是，会议现场，不少人对陈云的建议反应冷淡。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他们太想在经济上作出突破了。于是，他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有了一些十分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华国锋曾指示余秋里，在全国“建设十个大庆油田”，靠卖油增加外汇储备；再比如，在当年的总体经济计划中，对外资的需求量达到了120亿美元，远远超出财政偿还能力。
于是在1979年1月1日，陈云和李先念共同对未来两年的经济计划做出了批示：“国务院通知中指出，1979年建设任务的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宁可降低指标和减少建设项目，也不要留缺口。有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
很快，陈云的批示就被放在了邓小平的案头。作为未来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没有人比他更加急迫地想要让经济起飞。但是，他也深知，盲目地建设，很可能会对脆弱的国家经济造成新的伤害。于是在1月六日，他将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四位同志叫来谈话，说道：“今明两年的经济建设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认为，还是不留缺口的计划比较好，宁可降低指标，也不要给国家财政留下隐患。这个一件十分重要，请你们计委再考虑一下。太过勉强的项目和指标，要压缩一下，不能不切实际。”
最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计委重新修改了计划。不过这份计划虽然有所收敛，但仍然有些大。但是，当这个计划出炉的时候，陈云却因为身体原因，住进了医院。他休养了大半年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在看到一些计划已经在推进、并且很多企业已经准备大量接纳外资的时候，立刻感觉到了一些不妥。
然而，还没等陈云说话，一些问题便一件一件地冒了出来。一些国外运过来的机器设备，根本没有合格的操作员来操作，以至于工厂无法运行；至于建设新油田的事，则情况更加严重：矿业部门经过了大面积的钻探，根本没有发现那么多的新油田，大庆油田的奇迹，被证明无法复制。国家已经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赤字高得离谱，再不想办法，整个国家都将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
面对这一紧张情况，陈云再次作出批示，要求全面回缩经济建设，先消化掉现有的成果。等到两三年后，再重新把速度推起来。
邓小平此时，已经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领导人。看了陈云的意见后，再次表示了支持，并且将一些做计划的老干部叫来，作了一番指示。最终，很大一部分涉外的建设项目被叫停。
但是，邓小平固然可以叫停自己人，但是却无法同样叫停外商。这些项目，有些已经签署完了合同，不推进的话，是要违约的。如果让外商有了中国人不讲信用的印象，以后的合作都不好开展了。
权衡之后，邓小平决定自己亲自来解决这件事。他以一贯的真诚和友好，去和那些外国的商会谈判。他十分大方地承认，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经验不足，犯了错误。如果这些错误造成了对方企业的损失，自己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他紧接着指出，中国的经济，是一定会走向繁荣的，希望不要因为这次违约，降低了日后大家的合作意愿。在他的一番斡旋之下，这件事最终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事实也确实如陈云所料，经过了两三年的发展，中国的新一批领导干部和工业人才，也慢慢地成长了起来，已经可以承担更高更大的生产目标了。而中国的农村，也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造下，连年五谷丰登。粮食问题，终于初步得到了解决。而这，也正是未来几十年间，中国高速的发展。
以经济方面而论，陈云确实是一位奇才。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去做事，既不故步自封，也不好大喜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得以平稳发展的最大功臣之一。而邓小平，能够克制坚定不移地支持陈云，并且亲自出马，去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实际问题，这一点同样值得称道。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就是在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通力合作之下，才慢慢拉开序幕的。他们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