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还得是你出面。就说约他来看文件，不信他不来。”
1971年9月下旬，在北京到南京的列车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正在一个密闭的车厢里，对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小声地嘱咐着。曾经在许世友手下当过兵的王洪文，此时在老首长面前丝毫不敢怠慢，忙不迭地点着头。但是半晌之后，他却抬着疑惑的双眼，问道：“他要是不来呢？”
“不来？这个你自己想办法，必须把他弄来。实在不来，我就来硬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两个师的兵力，还怕他不成？”许世友将军有些轻视的看着王洪文，脑子里已经有了新的部署。
许世友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谈话中的这个“他”到底是什么人？会让许世友备下两个师的兵力来对付？
这个人确实不简单，他就是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空军第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
王维国，河北元氏万年人，在1938年抗战时期参加了八路军。他在1919年出生，父亲是一个开明的乡绅。由于是家中独子，王维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高小的文化水平，曾经在石家庄的师范学院读书。后来由于日军的侵略，学校被迫停课，他才决定投笔从戎，参军抗日的。
像王维国这样有文化的人，在当时的八路军里并不多，所以他参军不久，便被调入县委工作。他有过扛枪上战场的经历，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从事文职工作。他总是对身边的战士普及教育兴国的道理，让他们多读些书。在他的影响下，很多战士都成了文武全才。不久之后，由于工作出色，王维国被调入山西，到部队中任副政委。建国后，他被调去河南军区任职，表现仍然优异。
1952年，空军急需青年干部去补充，王维国也被调了过去，在某部政治部工作。逐渐地，他慢慢从副政委、政委的位置上一步步爬升，直至后来成为了武汉空军政治部的负责人。
这时候的王维国，一直表现得谦恭厚道。但是谁知道，他的骨子里却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小人。20世纪60年代，全国政治风云突变，一些势力集团开始将黑手伸入军队。王维国作为军队的政工干部，不仅没有保持该有的态度，反而趋炎附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断突破底线，成为了别人手下的一枚黑色的棋子。
这种投效，确实给王维国带来了一定的好处。1967年，他进入上海担任革命委员会常委；1970年，又成了上海革委会的副主任；1971年，他又当上了空军第四军的第一政委，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
正当王维国志得意满，以为攀上了大树的时候，事情却急转直下：在庐山会议上，他们这个小集团的阴谋被毛主席查知。在接下来的南巡之中，毛主席多次组织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开会，统一思想，并且再次批判了“天才论”，强调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同时，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
毛主席的言行，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于是，他们居然丧心病狂地制订计划，准备刺杀毛主席！最初的方案，是让人在上海动手，而执行人就是王维国！
根据计划，王维国要在毛主席接见自己的时候，用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实施刺杀。王维国也确实做了准备，在行动之前，他准备进入毛主席的专列刺探情报。但是，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尽职尽责，始终拦着他，没有让他得逞。
9月13日，随着外蒙古温都尔汉草原上的一次撞击，新中国成立后最危险的一次政治斗争宣告结束，毛主席彻底控制了局面。王维国听说后，赶紧将自己的亲信招来，让他们赶紧回家焚烧相关材料，并且串通好了口供，以备检查组到来时，可以应付过去。殊不知，他所做的这一切，全部是徒劳的。
9月17日，许世友将军接到通知，让他和王洪文一起进京开会。会议上，总理通报了相关的情况，许世友也表示了自己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心。散会后，毛主席让人将许世友叫到了菊香书屋，当面对他下达了命令：秘密逮捕王维国。
之所以要秘密逮捕王维国，是因为在他的周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同案分子要抓。如果这件事办得不周密，很可能打草惊蛇。许世友深知其中利害，于是就在回去的列车上，和王洪文一起制定了计划。
许世友首先对于王维国的下一步动向做了预测，那无非就是三点：领兵叛变、逃跑或者静止不动。
领兵叛变，这一点不得不防，因为王维国毕竟控制着空军的一部分力量，而且手中还有上海的警察可以调动。力量虽然不强，但是也不能不予理睬。所以许世友已经做好准备，先调一个陆军师过来，进驻机场，控制飞机的起降；再让第六十军军长张明调一个师，做好外围机动，防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至于逃跑，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王维国想要逃，只能是争取南逃出国。这也就意味着，他只能走三个方向：南京、杭州、苏州。南京有许世友自己坐镇，想来王维国没有这个胆量过来；杭州方面，还有另一名案犯——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要防备，张明已经做好准备，机场上三岗，跑道全部用军车封锁，也是固若金汤；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苏州了。许世友已经做好了部署，让两个营的兵力控制了苏州机场，堵住了王维国逃跑的最后通道。
如果王维国静止不动，那么就轮到王洪文出场了。王洪文和王维国两人以前多有交往，也算是有一层朋友关系。按照许世友的计划，王洪文要打电话，以看中央文件的名义，把王维国钓出来，然后再实行抓捕。他也知道，王洪文并没有什么果敢的行动力，所以这一次，他把抓捕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副手，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
肖永银将军，是一位勇猛与智慧并重的沙场悍将，深得刘伯承元帅的欣赏。解放战争之中，肖永银一举抓获了东陵大盗孙殿英，给解放军的威名之上又添上了辉煌的一笔。他除了勇敢之外，还有着超乎寻常的机智。将任务交给他，许世友十分放心。
很快，计划就开始推进。肖永银、王洪文带着几个人，十分小心地前往上海，住进了延安饭店。一路上，几个人始终小心翼翼，唯恐被王维国安排的眼线发觉。不过，这一点他们多虑了，王维国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在上海也不算只手遮天，也还没有大规模监控上海的能力。于是，肖永银等人的行动，得以顺利推进。
安顿好了之后，肖永银与上海警卫部司令员周纯麟、政委刘亚松秘密见面，让他们配合清查自己的内部，严格封锁自己已到上海的消息。周、刘二人都不是王维国的党羽，肖永银对他们很信任。
很快，抓捕工作就布置好了。剩下的，就是由王洪文打电话，将王维国钓出来了。在一天的上午，肖、王二人来到一个单独的房间，给王维国挂了电话。
王维国这几天，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出事。他正在闭目养神，突然有人来报告，说是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打电话找他。对于王洪文，王维国还是比较放心的，知道这个人素无城府和谋略，所以也就放心地接了电话。
只听电话那头说道：“王主任，你尽快过来一下。我这里有一份从中央弄来的文件，内容非常重要，你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研究。”
此时的王维国，对于离开自己的办公区域非常小心。虽然他听出来了，对方确实是王洪文，但是也不敢怠慢。他回答说道：“王书记，我这里过去不太方便，你能不能把文件的内容电话里告诉我？”
王洪文一惊，他怕的就是这种情况。王维国自己要是不想过来，自己绝对奈何他不得。正当他急得抓耳挠腮之时，却看到了一旁的肖永银，神秘地伸出了一根手指。王洪文立刻心领神会，说道：“这个恐怕不行，这份文件刚刚出炉，中央也只有一份。我必须保证，和你看文件的时候没有第三个在场！”
一听了这话，王维国突然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王洪文的水平他清楚，一个人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既然不能有第三人在场，那么也就意味着没人来抓自己，那还怕什么？于是王维国赶紧回答，自己马上过去。
很快，王维国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当他推开会议室的大门时，看到的根本不是王洪文，而是肖永银。正当他吃惊发愣的时候，肖永银一声令下，两旁的警卫人员走了过来，给王维国戴上了手铐，并且在他的头上蒙了一块红布。
很快，陈励耘也被如法炮制地抓捕成功。肖永银打电话给许世友：“您要的两个东西已经到手了，我们吃了饭就往回赶。”许世友则回答：“你们别吃饭了，赶紧回来。”可见，这位出身少林寺的将军，心情有多么急迫。
阴谋刺杀毛主席的罪人王维国，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逮捕了。许世友将军布置好的两个师一枪未发，一场危机便消弭于无形。
很快，同案犯纷纷落网，党中央对王维国等人展开了审讯工作。此时，他们的主心骨已经没了，只能是赶紧交代问题，以争取宽大处理。王维国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参与刺杀毛主席的阴谋、如何在军队中拉帮结派、打击异己、攀附权贵。法庭在记录之后，将王维国正式收监，择机再次开庭。
1978年4月，法庭再开，宣布了对王维国的判决：虽然他罪大恶极，但是政府仍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放了他一条生路，只判了他14年监禁。由于此前已经被关押了5年，所以王维国只要再服刑9年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那么，这14年的牢狱之灾，给王维国带来了什么改变了吗？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
1985年，王维国出狱，被安置在河北的一个筒子楼里生活。此时，他听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军籍和党籍后，便立刻对当地的党政人员抱怨道：“你们居然背着我取消了我的军籍和党籍，这是不合规定的。按照规定，你们在这么做之前，必须通知我本人。都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和我提过这件事！”
之后，他还经常对周围的人抱怨：“我干了几十年革命，就这么被全面否定了，这不公平。我对革命是有功劳的，这不能忽视。好，既然你们不认我，那我索性也不革命了。我累了，以后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他用政府给他的补助，买了一身西服和一根“文明棍”，每天穿戴起来，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招摇过市。
有人说，在他们的小集团中，王维国的认罪态度是积极的，但也是出狱后抱怨最多的。这让人很怀疑，他到底是否真的被改造好了？抑或是他的内心，他始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此时的王维国已经失去了作恶的能力。愿意成天把自己搞成那样，是他自己的事，也是在丢他自己的脸，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没有一点损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