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的礼物我们必须收！汪老为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我们说什么也不能伤了汪老的心。他送礼不是为了投机取巧，他的心中有大义。”
邓小平
1953年年底，党中央办公室突然收到大批珍贵的古董捐赠，捐赠者名叫汪云松。其中一件高一米多的明代大花瓶，则是写明献给毛主席当作寿礼。且不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毛主席本人，也一直秉承着节俭的生活习惯。收这么重的礼，既没有必要也不合规。但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却代替主席做主，收下了礼物，同时还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这位捐献古董的汪云松，其身份十分特殊。他曾经是清朝的末代知府，也是一位著名的商人、收藏家、教育家。严格说起来，邓小平还是他的学生。已经有如此身份的他，为何还会专程给主席送礼呢？这一点咱们还要从头说起。
汪云松
汪云松，祖籍湖北，出生于1873年。童年时他就随着家人迁居四川巴县，在重庆开蒙读书。他的天分很高，年纪轻轻就考取了秀才和廪生。晚清时期，朝廷大量起用新人做官，汪云松也很快就当上了知县和知府。后来吉林省的财政需要打理，汪云松又出任了吉林官办银号的总办、电灯总局总办等职务，官居四品。
此时，已经是清朝末期了，革命的烽火开始从南方的广州烧起，一步步吞噬掉这个腐朽的帝国。清朝的官员，不是官场的老油条，就是横征暴敛的残酷屠夫，甚至还有人与洋人勾结，鱼肉自己的百姓。尤其四川，当时爆发了保路运动，百姓与官府冲突不断。汪云松看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对官场逐渐厌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弹压不住，北洋派的实力人物袁世凯随即上台掌权，全国更加混乱。已经37岁的汪云松于是返回老家，开始跟着父亲经商。
经商初期，汪云松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书卷气浓烈的“老夫子”。几乎每一次外出回来，他都会带回好几只大箱子。里边装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大量的古瓷器和名人字画。都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拿着一堆这样的东西招摇过市，危险性不言而喻。很多乡亲都不理解他，认为他当官当傻了，还改不了酸腐文人的气质。
一般人还真不明白汪云松的苦心。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官场，但是对于文化的传承却仍然有一份责任心。每次看到那些遭世人遗弃的古董珍藏，他总会有一种悲凉之感。如果任凭这些东西流落民间，损毁是早晚的事。既然如此，不如自己收过来，好好地保护。所以每次外出买卖赚钱之后，他总是拨出专款，购买些古玩字画。逐渐地，他手里的珍藏越来越多。
当然，除了收藏之外，汪云松的本职工作一直没放下。汪家本来就是四川的大户，而汪云松在官场上的几年时间，也摸清了金融的规律。他一方面做实物买卖，一方面投资、开办银行。他先后在大中银行、浚川银行等多家银行供职，手里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且由于他有钱有势又不欺负人，重庆的商人都佩服他，后来更是推举汪云松当上了重庆商会的会长。
有了大笔财富之后，汪云松就开始兴办教育和实业。办教育是汪云松一直以来的心愿，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只能先从医学院开始兴办。当时的四川，医疗水平非常差，有水平的中西医非常少。反而是一大堆巫医、庸医充斥民间，让民众饱受其苦。汪云松决心改变这一切，于是就拿出大笔的钱来，筹办了巴县医学堂。
巴县医学堂的出现，确实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水平。这是一所典型的以西方的教育方式来育人的中医学堂，开办以来培养出了很多名医。其中受到毛主席称赞的针灸专家吴棹仙先生，就是医学堂学生的代表人物。
吴棹仙
在巴县医学堂落成之后，汪云松又拿出钱来，开办了重庆供水公司，还修建了重庆至北碚、璧山的两条公路。这些都是纯公益性的工程，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很多人都说汪云松傻，就知道乱花钱。甚至有人说，他是汪家的“败家子”。但是汪云松自己，则是乐此不疲，乐在其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四川的学生和工商业人士，开始用罢课、罢工、罢市等手段支持五四运动。汪云松也是激动不已，他以“五四难民”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援学生。这一举动让汪云松名声大噪，成了青年人眼中的明星人物。
也就是在这期间，汪云松和邓小平、聂荣臻两位后来的新中国领导人产生了交集。
首先说邓小平。
青年时期的邓小平血气方刚，想要到国外的先进国家学一些真才实学，回来报效祖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想要出国留学谈何容易。后来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总算打通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通路。然而，重庆的孩子们以前没有学习过西学和外语，直接过去难度太大。于是，在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些名人的帮助下，一所预备学校慢慢成形，这就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但是，这样一所着眼于未来的学校，很难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此时的四川、重庆一带，大小军阀林立，谁也顾不上国家的未来，也都不肯拿钱出来办教育。一时间，留法预备学校的经费吃紧，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
关键时刻，汪云松出手了。他不仅拿出了大笔金钱支持学校，还在报纸上帮助宣传。后来，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花钱也越来越多。而校方每次找汪云松捐助的时候，这位爱国的商人从来都是全力支持。后来，人们看汪云松本身也是满腹经纶，于是便推举当了留法预备学校的校长。
正好在这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来到重庆，听说了这所学校。他早就知道儿子有留学的志向，于是赶紧通知邓小平来参加入学考试。就这样，在1919年的9月，邓小平来到重庆，凭着自己的实力考入了留法预备学校。
那一时期，留法预备学校共招收学生一百多人。校方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程度，被分为了初级班和高级班。邓小平此前只读过一年中学，所以被分到初级班，课程相对简单。但是，想要真正获得去法国的资格，那邓小平就不得不和高级班的同学竞争了。他为了能掌握主动权，每天读十几个小时的书，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即使是吃饭的时候，他也不放下手里的书本。
经过了一年的努力，邓小平总算获得了留学法国的资格。可是，此时他的家里突然出现“财政危机”，父亲很难拿得出高额的留学费用。到底还要不要出国，邓小平的心里犯了难。
汪云松十分注意学生们的情况，他发现邓小平的状态有些起伏之后，便将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经过一番谈话，汪云松了解到，邓小平确实有一颗拳拳的报国之心。像他这样的人才，如果因为经济问题而无法出国，那真是太可惜了。于是，汪云松拿出了三百块银元，资助邓小平。
汪云松的举动，让邓小平感动不已。来到法国之后，他果然不负所望，勤奋地学习知识，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直至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但不管他身居何位，都不曾忘记汪校长的深情厚谊。
而汪云松和聂荣臻的关系，也绝非一般。如果说汪云松帮邓小平是出钱的话，帮聂荣臻就是出力了。
也同样是在1919年，聂荣臻也萌生了去法国留学的想法。但是，他想要报考留学预备学校的时候，学校的招生已满。聂荣臻留学心意坚决，他和几个同乡一起，想要自费去法国。
在当时，出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大堆的手续要办理。聂荣臻根本不懂这些，就约上那几个同乡，冒冒失失地来到法国驻重庆领事馆，想要办理留学事宜。可想而知，什么东西都没准备的一行人，最终什么事也没办了。
聂荣臻
经过朋友介绍，聂荣臻找到一位报社的编辑帮忙。但是这位编辑对相关手续也不清楚，于是便交代几人去找汪云松处寻求帮助。在当时的重庆地区，汪云松俨然已经成为了青年赴法留学的指路明灯，谁要遇到困难都可以去找他。
很快，聂荣臻就见到了汪云松。虽然是初见，但汪云松却被对方的热情所打动，决定帮他去办理手续。接下来的几天，汪云松放下自己手里的其他事，亲自来往于重庆市政府和法国领事馆之间，从准备材料到填写表格，再到拍照片、花钱疏通关系，汪云松可谓从头帮到尾，最终成功地将聂荣臻等几个人送出了国门。
1949年，全国解放，人民当家做主了。邓小平和聂荣臻，都成了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按理说，对他们有恩的汪云松应该轻松才对。但是，当时的他却总是心惊肉跳。那时，全国的很多地区已经开始推进土改和经济改革，一些曾经鱼肉乡里的劣绅和地主被打倒了，一些无良的资本家，也遭到了清算。汪云松不了解我党的政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被斗争之列，整天忧心忡忡。
1949年底，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清扫掉了所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不久后，大军进入重庆，旋即派出工作队，开始推进土改。汪云松得知消息后，愁得整天在家长吁短叹。几天后，他又听别人说，解放军正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汪云松觉得，自己可能是被解放军盯上了，于是便决定躲起来，闭门谢客。
第二天，果然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找到了汪家门前。汪云松躲入后堂，然后嘱咐儿子，就说自己出了远门。几个解放军没有纠缠，了解了一下情况后就走了。但是几天之后，他们又来了，询问汪云松回来没有。接连半个多月，他们每隔两三天都会来一次。汪云松觉得，是祸躲不过，不如会会解放军，看看到底对方能把自己怎么样！
解放军再来的时候，汪云松亲自接待了他们。这才知道，这几个人是替他们的政委邓小平来下邀请函的。
邓小平这个名字，汪云松早就听说了，知道他现在负责在西南地区主持经济工作。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邓小平为什么会邀请自己。由于当初邓小平留学之时，使用的名字是邓希贤，所以汪云松一时对不上号。
经过战士们的解释，汪云松才知道，原来邓小平就是自己的学生邓希贤。这一下，他的心里放松了，跟着战士们就来到了解放军的驻地。在这里，他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邓小平。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汪云松和邓小平都改变了相貌。但是他们的感情，却仍然像当年一样深厚。邓小平拉着汪云松的手，亲切地称他为“老校长”。汪云松看着眼前这个有出息的学生，也是非常欣慰的。
当天晚上，一向节俭的邓小平准备了一桌简单的晚餐来招待老校长。虽然简单，但是却有鸡有鱼还有酒。汪云松十分感动，当即表态，要全力支持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
几个月后，汪云松受邀前往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汪云松和邓小平、陈毅等国家高级领导人同桌吃饭，共商经济和文化大计。在交谈中，汪云松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热忱和负责，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回家之后，汪云松做了一个决定：将自己珍藏的一大批古董敬献给党和国家。
汪云松的收藏很多，他挑选藏品用了一段时间。到了1953年年底，他终于选定了三十多件精品。就在他准备捐献的时候，突然听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于是汪云松便挑出其中一个一米多高的大瓷瓶，在捐赠时单独注明这是给主席的生日礼物。
捐赠的藏品，相关的工作人员十分高兴地收下了，并且给予了相应的补偿和荣誉证书。但是这个瓷瓶，却真的没人敢替主席收下。毛主席生活节俭，早就做过规定，自己不过生日。更何况共产党人纪律严明，一针一线尚且不能从老百姓手里拿，何况是这么贵重的古董呢。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办公室的同志决定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听说后，立刻替毛主席做主，收下了瓷瓶。同时，他还说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汪老的礼物我们必须收！汪老为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我们说什么也不能伤了汪老的心。他送礼不是为了投机取巧，他的心中有大义。”
当然，这个瓷瓶最终没有成为毛主席的私人收藏，而是被转送到了博物馆。这件珍贵的古董，成了老百姓爱戴主席、拥护共产党的一个象征。而汪云松自己，则在后来成为了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开始在文化事业上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