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即将隆重举行，各方面的工作都在紧张地推进。而毛主席，也正在仔细地审核出席人员名单。当他看到“任弼时”这三个字时，却突然皱起了眉。仔细想了一下之后，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我看，就不要让任弼时同志参加开国大典了！”
任弼时的身份显赫，既是中央当时的“五大书记”之一，也是与毛主席并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他都有资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新中国的诞生。那么，为何毛主席会不让他参加典礼呢？这其中莫非有什么隐情？
其实，这倒没有什么隐情，有的只是一些基于自然规律的无奈。
任弼时是湖南湘阴县人，1904年4月30日出生。他的父亲，是个广受尊敬的乡村教师，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任弼时刚刚5岁的时候，就被送进学堂读书。在他上学时，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于是便在心里种下了爱国、救国的种子。
年纪稍长，他进入长沙明德中学读书，后来又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此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任弼时积极参加校内的游行宣传活动，表现出了优秀的组织能力。不久之后，他接受学校的聘请，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对贫民的教育。
1920年8月，在长沙的党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俄罗斯研究会”的团体，专门研究苏联的革命情况。得知这一消息后，任弼时立刻提交了参加的申请。第二年5月，任弼时受指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任弼时了解到了列宁是如何领导底层工农推翻了沙皇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的。他也看到了，“十月革命”的积极影响，以及让贫困的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现实。他心中对革命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1924年秋天，任弼时从莫斯科学成归国，很快就成为了江浙皖区委委员，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只有20岁，却已经开始担任代理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1925年1月，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在“五卅”爱国运动爆发之后，他积极地参与青年们的领导工作。10月，他又担任了党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委员，成为了人民军队的理论建设者之一。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了，革命形势变得极为困难。任弼时先后参加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紧急会议，积极地倡导主张土地革命。这一点，与毛主席不谋而合，为之后几十年的人民武装奠定了基础。
1928年，安徽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采取了错误的斗争路线，导致许多革命同志牺牲或被捕。为了解决安徽的内部问题，中央决定让任弼时担任特派员，前往安徽稳定局势。这虽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但是任弼时也没想到，自己竟会被人出卖，身陷囹圄。
当时，他正在一个村庄内工作，却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围堵。进出小村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任弼时只能束手就擒。不幸中的万幸，他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这让敌人难以确定他的真正身份。于是，任弼时坚称自己只是一个小商贩，不是他们要抓的人。
在第一轮审问没有效果之后，敌人将他押解至省城安庆。由于敌人行动十分严密，对外没有露出任何风声，党组织根本没有发现任弼时已经被捕。那么自然，也就无从开展营救工作。任弼时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在进入省城之后，突然高声喊冤，并且喊出密语，将自己被抓的消息传递了出去。党组织知道了他的处境，这才开始进行营救。
然而，营救行动无法一蹴而就，必须等待机会。在这段时间内，任弼时经常会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整整半年的时间，就在这种无边的黑暗之中度过。他的身体本就瘦弱，如今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半年后，党组织才成功将他从牢狱中解救出来。但是，任弼时很快又在江苏被捕。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暴露，但表现得更加坚定。但这反倒让敌人认为，他的身份绝不简单。丧心病狂的打手们，竟然使用了残忍的电刑。从此后，在任弼时的后背上，就留下了两个拳头大小的烙印。
虽然任弼时最终被营救了出来，但是两次入狱的经历，给他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拷打损坏了他的经脉，而电击更是对他的心血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本就瘦弱的任弼时，身体变得非常羸弱，看上去就好像随时会倒下。
但是，不管自己的身体如何，任弼时从未忘记自己的责任。重获自由之后，他立刻调整自己的状态，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0年，他分别出任湖北省委书记、长江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1年，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执行委员等职务，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1933年，任弼时又出任湘赣省委书记以及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任弼时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并于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年的10月，任弼时出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此时，距离他获释仅仅过去了7年，任弼时的年龄也刚刚三十出头。但是，由于过于劳累，他的精神总是显得很不好，外貌也给人一种五六十岁的感觉。不过，他仍然没有放下手里的工作，总是想方设法地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弼时成为了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在山西前线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作为和苏联的联络人，多次前往莫斯科。1940年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开始放在大生产和起草文件工作上，成为了毛主席在党内工作中最重要的伙伴。
任弼时为人谦和，在工作中更注重实际行动而非空洞的言辞，对同志们的关心也是情真意切的。党员们非常亲近他，甚至称他为“党内的妈妈”。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任弼时开始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艰辛的路程，让他的病情日渐恶化。但是，他仍在这种状态下坚持工作，亲自安排警卫和组织政治工作。由于太过操劳，他多次晕倒。主席多次建议他到苏联养病，但他都以战事未决为由而拒绝。结果病情一拖，就拖到了胜利之后。
直到1949年3月，任弼时和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跟随毛主席进了北京城。然而几天之后，他就再一次晕倒了。这一次，毛主席再也不允许他逞强，将他送到了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休养。但是，可能是心里的支撑突然消失了，任弼时的病越休养反而越厉害。
5月8日，任弼时再次昏迷。医生诊断之后，发现他的脑部组织已经受到永久性损伤，同时还有脑供血不足、糖尿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此时，不要说让他继续工作，就是完全的安心静养，情况都十分危险。
入秋之后，开国大典的脚步越来越近，大致的流程已经确定，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登上城楼观礼的人员名单。毫无疑问，任弼时具备观礼的资格，但是他的身体行吗？
其实，在这之前，毛主席就征求过医生的意见，看是否能让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但是，医生却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开国大典的时间将持续数小时，而任弼时的病根本无法支撑那么长时间。万一他在典礼上发生了意外，不仅他个人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还可能会对整个典礼的效果产生影响。
但是，任弼时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对医生说：“这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时刻，我不能不亲临现场。”他的态度很坚决，地位又高，医生一时也很难劝得住。
最后，正如本文开始所描述的，毛主席在拿到名单草稿时，亲自否决了任弼时参加开国大典的请求。甚至为了防止他自行前往，毛主席还专门发布了相关命令。任弼时也明白，主席这是为了自己好，于是便也不再执拗了。
1949年底，任弼时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并于次年4月回国。临回国前，医生再三告诫他，一定要多注意休息，不能过度操劳。但是刚刚回国，他就又开始工作了。
在1950年10月26日晚上，抗美援朝的第一枪刚刚打响之时，任弼时正在微弱的灯光下研究朝鲜方面的问题。突然之间，他感到眼前一黑，旋即就昏迷了过去。这次他倒下，就再也没有能站起来。27日中午，任弼时离开人世，年仅46岁。
任弼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最终因为病痛匆匆离开了人世。他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开国大典，这是他自己的遗憾，同样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遗憾。无法见证自己的胜利，这确实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痛苦。然而，任弼时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所散发出的光辉，将永存人间，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