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打啊！杀啊！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如今死得其所，有什么可怕的？等我的儿子和红军回来，一定会找你们算账的！”
1930年的一天，在湖北省黄陂的一个小村里，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正被绑在一棵大树上承受着酷刑。一件灰布短汗衫，已经被皮鞭抽烂，衣服下面的皮肤上有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但是，此人的情绪却依然激动，在那里大骂不止。
此人的对面，是一个身着黑衣的地主，他的身后则是十几个穿着灰布军衣的保安队士兵。地主大大咧咧地说道：“当初我是没加小心，所以吃了你儿子的暗亏。如今我回来了，你也落在我手上，还敢不服吗？好，我让你死得其所，我倒要看看你儿子怎么找我算账！”说着，他一挥手，后边的两个士兵走上前来，手里的刺刀寒光一闪，被绑在树上的人一声大叫，被刀子扎透了前心，挣扎了两下便失去了生命。
几天之后，在一个山坳里，一位红军战士痛哭着跪在了地上，对着南方不住地磕头。他的嘴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爹，我一定为你报仇！”
这位红军战士，就是后来的开国中将杜义德。而之前那个被绑在树上枪杀的人，就是他的父亲。那么，杀掉杜义德父亲的人是谁？杜义德又能否为父亲报仇呢？这咱们还要从头说起。
杜义德，出生在1912年5月16日，是湖北黄陂县的一位农民子弟。他家一直是地主的长工，所以家境非常贫寒，杜义德从小就开始干活，主要的工作就是为地主家放牛。雇佣他们的地主为富不仁，看不起杜义德，所以每次他放牛回来，地主都不让杜义德进屋，而是让他去牛棚睡，和牲口一起吃住。
北伐战争前后，湖北地区饱受军阀盘剥，苛捐杂税数不胜数。而地主和土豪，都把这些捐税转嫁在穷人身上。杜义德为了挣钱，只能去了武汉，在一个木匠的手下当学徒。但是，这个木匠为人苛刻，不但将家里的杂活儿都交给杜义德干，还动辄对他大骂。杜义德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忍无可忍，便提出要结账回家。而木匠不但不给工钱，还和杜义德讨要“生活费”。杜义德没办法和对方理论，最后只能空着手回到了家里。
幼年时期的不幸遭遇，让杜义德的心里有了一种很朴素的反抗精神。他并没有想着如何去找某一个人报仇，而是想要想个办法，推翻这个黑暗的旧社会，打造一片让穷苦人可以过上好日子的天下。
1927年，黄安、麻城一带爆发了“黄麻起义”，消息很快传遍湖北省的农村。黄陂地区的老百姓奔走相告：“红军要来了，咱穷人要有出头日子了。”果然，就在不久之后，红军第七军进入木兰山的塔耳岗区，和杜义德家乡近在咫尺。
杜义德此时，已经无心再当农民或手工业者，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的事。不久之后，他参加了赤卫队，并于1929年正式加入红军。他们一百多个黄陂老乡被编为了红11军31师4大队，主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农民运动，在群众中间做宣传。杜义德因为读过几天私塾的缘故，被选为了4大队的宣传队长。
但是很快，杜义德就爆发出了极强的战斗能力。杜义德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就是可以在漆黑的夜晚，通过摸树皮的厚薄，能够分辨出方向。因为根据光照和磁场的原理，一般的树木，南侧的树皮薄，北侧的树皮厚。
凭借这个技巧，杜义德可以带着队伍在黑夜像白天一样行军。不管是发动夜袭来杀敌，还是趁着夜色转移，杜义德的部队，总是给人神出鬼没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杜义德还会刻意地将敌人引到山里，趁着夜色加以消灭。逐渐地，杜义德在当地打出了名气，有了一个“尖黄陂”的外号。甚至那些地主组织的保安队，一听到“尖黄陂”这三个字就能给吓跑。
但是，随着红军的转战，杜义德也开始离家乡越来越远。那些被打跑的地主武装组成了“还乡团”，开始对黄陂地区来了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们对付不了红军，就拿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开刀。首当其冲的，便是让他们胆寒的“尖黄陂”杜义德的家人。
杜义德的父亲，本身也是革命者。在还乡团即将袭击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并且已经开始安排家人撤离了。但是，敌人来得太快，在一个下午踹开了杜家的家门。
杜义德的父亲被抓了起来，被还乡团绑在树上拷打，逼问红军的动向和情报。杜义德的父亲宁死不屈，不但不肯透露任何消息，还大声警告敌人，自己的儿子会回来报仇。最终，恼羞成怒的还乡团恼羞成怒，残忍地杀害了他。
杜义德的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托人给儿子捎信：千万不要回来！还乡团已经设好了圈套，只等他回来自投罗网。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只求儿子平平安安，暂时留住性命，报仇的事放在以后。杜义德得信后，痛哭失声，跪在地上，向着家乡的方向不住磕头，将那份刻骨的仇恨印在了脑海之中。
从此后，杜义德的作战风格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越来越身先士卒，打仗时总是冲锋在前，不惧生死。他多次受伤，有好几次险些牺牲，但是都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战友们都很佩服他，称杜义德叫“杜疯子”。因为在战场上的表现积极，杜义德的职务也不断往上提升，逐渐成为了红军的师政委。
随着职位的提高，杜义德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带兵”变成了“练兵”。他将自己的练兵经验总结为：一胆量、二技术、三战术、四行军、五作风。他以胆量作为一个士兵能战、敢战的基础，从这之中，似乎能感觉到他心中的那团复仇的烈火。
1935年，杜义德带领部队渡过嘉陵江，正式踏上长征之路。随着不断北上，他距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远。但是，他对于杀父仇人的怒火，却没有一刻停止燃烧。他深知，此时的红军还不够强大，他必须要等待时机，才能报仇。
抗战期间，杜义德先是在延安抗大学习，之后被调入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手下任职。当时，邓小平已经看出了这位打仗不要命的将领，眼里燃烧着一团复仇的火。可能是为了让杜义德有一个更平静的心态，邓小平首先安排他去创建、管理随军学校。通过这次办学，杜义德的战术和革命理论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很快成为了一名足以独当一面的将领。
1942年，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之后的一年多，正是日军侵略回光返照的高峰期，八路军平均每天要进行9次战斗。由于冀南地区缺少高山、森林和青纱帐，部队难以隐蔽，只能不顾疲劳地运动作战，与敌人周旋。而同时，严重的蝗灾、瘟疫又侵袭了冀南军区，杜义德要同时应付日本人和天灾，保证部队和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杜义德殚精竭虑，多次负伤，总算将局面维持到了抗战胜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之后，他长舒了一口气。但是，这段经历，却被他当成了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而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晚年时，杜义德每每提起，仍然经常落泪。
解放战争开始后，杜义德仍然跟随刘、邓老领导，在中原地区作战。然而到了1947年，野战军接到命令，准备千里跃进大别山。这种作战方式，其实有违兵法常识，但同时也是应对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一步妙棋。解放军直插国民党统治区腹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在这次战役中，已经成为六纵政委的杜义德，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本来，六纵作为先头部队，是抢先渡过黄河的。但是此时的国民党部队却想来一个“半渡而击”，袭击正在渡河的其他部队。为了抵挡敌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将六纵再调回来，抵挡敌人，掩护大军渡河。
六纵的司令员是有“疯子”之称的王近山，这也是一员沙场宿将。再加上杜义德，两人可谓是强强联合，能爆发出的战斗力非同一般。但是，让他们去负责抵挡敌人，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赶紧再一次渡过黄河返回来。这转眼间的一来一去，让不少六纵的战士不很理解。关键时刻，杜义德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通过积极的思想工作，保证了部队及时到位，并且成功地掩护了整个野战军。
部队好不容易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了大别山区。然而就在此时，杜义德却突然向邓小平提出了“离队”的申请。原来，大别山距离黄陂仅仅一山之隔，杜义德想在接下来的大战之前，先把“私事”办了，为那些被还乡团杀害的乡亲，还有自己的父亲报仇。
此时，敌人对大别山区的封锁和围剿仍在继续，部队正是需要杜义德的时候。况且，他走不可能自己走，肯定还要带人带枪。这对于力量本就不足的野战军来说，是一种削弱。但是，作为政委的邓小平，却根本没有一点阻拦的意思。他拍着杜义德的肩膀说道：“我同意你回去。你要记住，这次回去，不但要为你的父亲报仇，更要为无数被残害的烈士和百姓报仇，将那些捣乱的保安队彻底打垮！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及无辜。”
为了保证杜义德行动顺利，邓小平还特意调拨了一挺机关枪给他。要知道野战军为了这次挺进大别山，已经丢弃了大量物资，枪支弹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扔给杜义德特批武器，能看出邓小平对他的复仇行动的支持。杜义德感动得立刻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喊道：“保证完成任务！”
邓小平之所以能允许杜义德这时候离队去报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想让杜义德赶紧解决完私人恩怨，然后了无牵挂地应对接下来的战斗；第二，是想让杜义德借报仇的机会，打击一下那些隐藏在民间的小股反动武装，让他们不敢轻视解放军。
得到邓小平支持的杜义德，立即带着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杀回老家。当初杀害他父亲的那些恶霸和保安团万万没想到，骁勇的解放军来得如此之快。想要应对，才发现自己手下的那些保安团，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很快，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便被悉数打垮。
这一战，杜义德击毙地主武装组织成员百余人，不仅为父亲报了仇，还缴获了不少的武器弹药。王近山将军和邓小平政委听闻此事后，都不由得拍手称快。
成功为父报仇之后，杜义德的心中一片清灵，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战场之上。在1948年11月6日，杜义德参加了淮海战役，参与了围剿黄维兵团的战斗；1949年2月，杜义德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解放了川黔地区；1951年9月，杜义德率部进入朝鲜，担任了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在朝鲜东海岸的防御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9月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中，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1983年起，他当起了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09年9月5日，杜义德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爱憎分明的为人态度让人津津乐道，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