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西方的学者都对东方持有偏见。他们的批评声主要集中于三点: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哲学、中国人缺少反抗精神,奴性太重。在西方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古中国的大门后,在中国设立了以他们的文化为基础的大学,以科学文化带社会文化,强推他们的价值观。所以,现在一些主流学者,通常也都持有这一观点。但是,情况是否真的如此?这恐怕就要看看中西双方的文化分歧了。
首先是,中国人是真的没有信仰么?信仰,根据一些学者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对于某人、某物和某个事件和未来,一种毫无保留的相信。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确实差异巨大。
西方的文化中,始终以宗教信仰为核心。不管是希腊神话、埃及神话、北欧神话等多神崇拜,还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崇拜,反正就是要有一个神。而有了神,自然就有了宗教。而有了宗教,尤其是一神宗教之后,排他性就出来了。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次因为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战争。在他们的眼睛里,不相信他们的神,就是“没有信仰”。
相比起西方,东方人的信仰更加广泛,也更加包容。从殷商时期的鬼神崇拜,到周朝以后的祖先崇拜,乃至后来的佛教、道教,就没有过纯粹的一神教崇拜。所以,中国人的宗教观,历来是包容的。而包容的结果,就是几种宗教相互磨砺,在大师的辩证研究之后,形成了中国人“什么都信,什么又都不信,什么有用信什么”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必然没有西方宗教一样的排他性。所以,一旦无神论开始普及,中国人就很容易抛弃宗教。
但是,抛弃宗教并不等于没有信仰。中国人除了神之外,还在乎自己的名声、荣誉,以及未来。为了名声和荣誉,中国人必须要行得正走得直;为了未来,中国人必须要奋斗。我们的世界里,没有神来帮我们,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中国人相信时代,相信自己,自强不息。而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无所不包,又无所盲从,最终还是靠自己去打拼。听上去虽然虚无,但是中国人的信仰,却比西方的宗教信仰更加实际和纯粹!
至于没有哲学一说,那就更是子虚乌有了。西方的哲学,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为先导,有研究社会的,有研究人性的,也有研究自然的,流派很多。但是,这些哲学家,基本都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主要的思想靠对自己想法的不断锤炼。虽然不能说不精深,但是总有些脱离实际的感觉。所以,如果没有一些基础,我们一般人很难看懂西方哲学。
而东方的哲学,从根上起就和西方不同。东方的哲学的爆发点是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诸子百家,其中涵盖有类似西方哲学一样研究虚无的,但更多的则是研究实际问题,也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相处技巧。至于那些虚无的话题,比如说人从哪儿来等等,中国的几大哲学流派基本不去研究和讨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和实际不沾边的东西,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必要去研究的。
中西两种哲学流派研究的方向不同,这在中国这个包容的社会来讲并不奇怪,完全可以和谐共处。但是,有着严重排他性思维的西方,却不能理解东方哲学,更不能允许东方哲学存在。所以,各种曲解、臆断和指责就产生了。于是,也就有了“中国人没有哲学”的说法。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哲学,而是中国的哲学,西方人不懂,更害怕懂。
至于说中国人没有反抗精神,奴性太强,这更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污蔑,只能说明西方的双标和狭隘。这一点,在历史上,有着非常明显地表现。
在秦朝之前,中国是真正的“封建制”,受限于自己的实力和统治手段,作为天下名义共主的天子,实际上无法对底层社会实现有效统治,于是就有了集治权、法权、兵权于一身的诸侯。这一时间段,中国的权力并不集中,各个诸侯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也都不足,所以王朝的统治时间较长,商朝有六百年,周朝有八百年。
但是在进入帝国时期之后,随着中国统治者权力的集中,王朝的持续时间就开始变短,能持续三百年以上的统一王朝基本没有,只有两汉加在一起,才勉强打破了这一魔咒。王朝的更迭,在唐朝之前,还有着一些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感觉。但是从宋朝开始,这种王朝的转换,就基本是砸烂前朝的一切,重新进行塑造了。而王朝的更迭期间,往往是农民起义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历史上,波及天下的大型农民起义就有五十多次,小规模的“民变”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只要是统治者有压迫,就会有相应的反抗。而统计起来,执法不公、土地兼并、极限的民力消耗,都是民变或者农民起义的主要导火索。而一些起义领袖提出的口号,也能很好地体现他们的诉求。比如说宋朝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明末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
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直指统治者的反抗行动,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同时,这些反抗行为,也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逼到没有活路而被迫反抗”,有的时候,即使是预期的危险,也会造成民变。就好比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隋朝的杨玄感、宋朝的侬智高、方腊等等,他们在领导起义之前,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是预期到了危险,振臂一呼便群起响应。而最终农民起义的高失败率,不过是由于自身水平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王朝被推翻时的彻底性,以及不过三百年的时效性,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王朝存续期间频发的农民起义、兵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的老百姓是富于革命精神的,并非西方人所指责的充满“奴性”。
而反观西方的情况呢?以欧洲为例,其实在几千年里,欧洲的王朝就那么几个。早期能和汉帝国分庭抗礼的罗马帝国,存续了将近五百年;这之后的拜占庭帝国,存续时间更是达到了上千年。王朝的“稳定”,确实是中国的那些帝国王朝所不能比的。但是,这又恰好证明,在西方,那些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反抗精神。
其实,欧洲长久以来,和中国的商周时期很相像,都是小国林立,互相攻伐。所以,他们才是“封建制”,而中国并非“封建制”。而能够将这些小国团结到一起的,中国是使用宗法和“天下共主”的称号,而欧洲则是使用宗教和神权。中国的“君权神授”和“天命观”,好歹还在老百姓和神之间插入了一个君主,对老百姓的精神压迫较少。而欧洲直接用宗教来压制民众,则显得更加粗暴和蛮横。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思想都很不开放,甚至布鲁诺说地球围着太阳转,还要被烧死。
在欧洲的封建时期,是否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答案是:有,但不多!首先,就是他们的国家太小,人数太少,形不成合力;其次,就是欧洲农业低下的生产力,让社会处于一种病态的平衡阶段,统治者和农民之间还留有一丝压迫的底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宗教压迫。贵族通过血统和战功,从国王那里拿到封邑的统治权;再通过向教廷的捐献和效忠,拿到自己统治权的合法性。所以,反对贵族也就是反对神。普通的老百姓,有谁会去反对神吗?这恐怕不敢。
至于那些比较有名的欧洲农民起义,比如说瑞士山民起义、威廉退尔起义、阿森彼得起义等等,和中国的农民起义相比,也并没有什么特殊性,都是被压迫之下的反抗,以及预期到危险的先下手为强。在这方面,欧洲人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革命精神”。
而这种反抗开始频繁发生的时候,正好是欧洲社会出现大变革、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从贵族手里抢到地位和权力,所以运用自己娴熟的手腕,在背后推动工人和农民,反抗传统的贵族。所以,自从英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反抗开始变得多了起来。其实,这并非是所谓的什么“革命意识”,而纯粹是因为有人在刻意挑唆。
应该说,欧洲的这种情况,和中国两汉魏晋时期,士族和新兴宗教起义者的争斗、两宋时期朝廷和新兴商业者之间的斗争,情况是差不多的。农民、工人等无产者,其实都是被资本家推上前台的工具。也因此,资产阶级的革命纵然成功了,最终的权力也没有回到无产者手中,而是继续被有钱有势的“新贵族”所把持。
至于说“中国人缺乏反抗精神”这一说法,并不只是一种偏见和蔑视,更是一种阴谋的低吟。如今的欧洲,已经消耗掉了自己抢劫而来的财富,还有自己战略上的强势地位。生产力难以维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凸显。而偏偏欧洲的那些民众,又习惯了高福利、低付出的生活,所以动不动就游行示威,搞得国家的领导者很没面子。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也将中国搞成他们那样,好让自己维持住一些产业上的优势,以及一丝颜面。
其实,中国人民确实不缺乏反抗精神,而是相比起欧洲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人来说,中国人更加理性,也更加懂得自律。人是国家的一份子,在保证自身温饱的情况下,服从于国家的大战略,这一点无可厚非。也正是这一点,让中国在清朝之前一直在科技和国际战略上,一直优于西方。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传承有序的古代文明。反抗精神是一种应激的武器,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可以净化我们自身;但是如果动不动就乱用,就会成为混乱之源。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有着自己的标准,不劳外国人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