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最大的本事，就是让人看不见他的本事。”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曾经对我党的十大元帅做过点评。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他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应该说，他的评价还是很有见地的。
很多人都认为，朱德的战功并不显赫，比起彭德怀、刘伯承甚至粟裕来，他缺乏过硬的胜仗来支持名头。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朱老总的本事在于，在战场情况顺利的时候，往往无法找到他的身影；但是在困难的时候，他却能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朱老总一生不打顺风仗，越是困难越能体现出他的价值。他就有这样的本事，在不知不觉间，为一支部队清理出方向，找到胜利的方法。
朱德的军事生涯起点很高，但是却高开低走。他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曾经追随蔡锷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战争，还参加过反对北洋政府和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他被授予过三等、五等文虎勋章，还有一个中将军衔。
但是似乎从这时候起，朱德的带兵之路就体现出一种另类的不顺利。别看他是个中将，但是真正的军职，最高也就是个旅长，剩下时间不是当宪兵的司令，就是警察厅的厅长。为何会如此呢？这可能和朱老总这样的人，在旧军阀中不吃香有关。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对于军阀的相互倾轧既看不惯，也不想附和，那么他自然就只能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了。
为了寻找救国之路，朱德在1922年前往德国留学，在此期间结识了周恩来。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之下，朱德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他此时的位置，仍然十分尴尬，周恩来给他的定位，是一个“好的参谋和好的向导”，对于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并不十分认可。
这种情况即使到了1927年的南昌起义时，仍然没什么改变。谁能想到，后来叱咤风云的朱老总，一开始并非起义的核心领导者。他所做的，不过是用一场宴会，缠住在当地布防的滇军团级、副团级以上的军官，给起义的成功创造条件。
如果南昌起义真的按照设想成功了，开启了新的北伐，那么可能朱老总的价值，可能就永远无法体现了。不过，历史给了革命军队磨难，也给了朱德一个机会。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队伍最终在三河坝分兵，朱德带领三千余人，负责阻击敌人。叶挺、周恩来、贺龙等人则率领主力，向潮汕地区进发。、
这一场阻击战，朱德打得十分辛苦。他手下的三千疲惫之师要面对的，是钱大钧部两万余人。而且，双方在弹药量和重火力上的差距，也非常巨大。面对困境，朱德以极其灵活的战术，时而据守山林，时而据险阻击，反倒打得钱大钧无可奈何。甚至有的时候，朱德还能造成敌人不分敌我，自己打自己。战斗打了三天三夜之后，朱德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趁着一场浓烈的晨雾悄然撤走。
而同时，起义的主力部队在进入潮汕地区后，敌人的围追堵截逐渐加强，起义队伍里，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也开始纷纷脱离队伍。最后，甚至叶挺将军率领的起义主力兵团，都已经难以维持。最终，叶挺、周恩来等人只能前往香港暂时躲避风头。
南昌起义的家底，此时只剩下了朱德手中的不到两千人。就是这些人，也是人心浮动，随时有溃散的可能。面对这个局面，朱德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坚毅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我要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如果有想离开的，我发给路费；如果想要一起走下去，咱们就要同舟共济！”
这之后，朱德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此时他们的位置，正好处在滇军、粤军的夹缝处。这两支军阀队伍看上去凶狠，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并不团结。只要起义队伍再坚持一段时间，敌人的追击力量就会越来越弱。届时只要再发展一些地方武装，革命队伍的生存不成问题。
朱德的话，团结了那些革命意志坚定的军人。他们继续坚持了下去，最终在1927年11月等来了好消息：滇军和粤军矛盾重重，几乎完全放弃了对起义队伍的追击。而滇军的将领范石生，甚至主动要求给起义队伍补充弹药和冬装，每个人还发放了两个月的军饷。这一下，革命队伍起死回生。
生存不成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发展了。1928年1月起义队伍进入湖南，迅速占领了几个县城，补充了物资。朱德还在湖南省发展部队，建立起了一支总兵力超过八千人的新队伍。4月，朱德率队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从此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后来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朱老总以其一贯的运筹帷幄，将八路军的所有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虽然他没有彭德怀百团大战、115师的平型关大捷、刘伯承的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一系列辉煌战功，但是他却在后方调兵遣将，不断地将合适的人派上战场。他对整个队伍战斗力的保持，仍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朱德的作用又一次得到了非常具体的体现。
日军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始了和平谈判，并且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国内的和平前景向好。党中央鉴于这个情况，向各个军区发出了裁军的命令。这个命令其实是有一定掩护作用的，并不是让军区的领导真的去严格执行。像苏北地区的新四军，不但没有裁军，反而积极招募军队，发展力量，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但是，作为全国最大根据地——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领导，聂荣臻却真的按照命令执行了。原本晋察冀军区有士兵三十余万，而聂帅却直接裁掉了十万。同时，大量的兵工厂也关停了生产设备，甚至拆毁。
应该说，聂帅的决定也不能算错，晋察冀军区虽然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但是供给三十万士兵，压力还是太大了。为了保证生产，聂荣臻不得不忍痛割爱。
但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开始武装进攻了。因为裁军而导致力量不足的晋察冀军区，损失非常大。国民党傅作义、孙连仲部，合兵杀向华北重镇张家口。晋察冀军区解放军兵力不足，难以进行有效防御。最终在1946年10月，张家口失守。
张家口是华北到东北的通道，此处一丢，我军就有了被分割包围的风险，对全国解放的大战略影响巨大。聂荣臻为了总结教训，在涞源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结果没想到，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指责聂荣臻裁军过于草率，语气很不客气。聂荣臻刚刚遭遇失败，心情非常不好。烦闷苦恼之下，竟然一反常态，和对方吵了起来，甚至动用权力将郭天民撤职了！
涞源会议的影响极其恶劣，一时间，晋察冀军区士气低迷，人心离散，战斗力进一步下降。不久之后，党中央又传来命令，撤销已经设立好的晋察冀野战军机构，只保留三个纵队的编制。本来革命形势向好的华北，一下子变得困难重重。
相比晋察冀，其他的军区却打了不少胜仗。东北地区，民主联军已经在一些工业城市站稳了脚跟，形成了和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分庭抗礼的局面；苏北地区，粟裕将军七战七捷，打出了解放军的威名；山东方面，虽然初期形势并不顺利，但是在1947年1月，陈毅、粟裕却完成了华东野战军的建立，未来可期；3月，虽然国民党悍将胡宗南打进了延安，但是却在彭德怀的不断打击下寝食难安。
全国形势都有转机，唯有晋察冀军区仍然持续低迷。聂荣臻对此有些束手无策，急盼中央前来支援。
1947年4月，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在朱德、刘少奇的带领下，来到了阜平县城南庄。本来，中央工委是要去太行山区的，但是朱德在发现晋察冀的困境之后，决定留在这里主持工作。
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比较让人错愕的。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是聂荣臻，但朱德、刘少奇的地位更高，三个人在一起，到底要如何分配权利呢？其实，这一点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刘少奇和朱德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干涉聂荣臻的指挥。他们只是想帮助军区梳理关系，调整战略，让部队恢复战斗力。
朱德常驻晋察冀之后，立刻挥出了自己的“三板斧”：谈话、正规化、战斗力重建。
晋察冀军区的问题，最表面上的就是不团结。除了聂荣臻和郭天民的矛盾之外，另一位大将——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经常是牢骚满腹。朱德到来后，立刻展开了分别谈话。
聂荣臻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心思透彻，所以朱德和他的谈话不用太深，点到为止。聂荣臻很快就表示，自己犯了过于乐观的错误，“太相信美国人了”，所以才贸然裁军，导致了整体形势的被动。对于自己和其他人争吵的事情，他也做了检讨。聂帅的工作，这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是和郭天民的谈话。朱老总指出，郭天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方法用得不对。聂荣臻毕竟是军区司令员，劈头盖脸地批评和指责是不可取的。讲话柔和一些，态度好一些，可能情况就会好很多。郭天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同时也表示，自己和聂荣臻的矛盾已经形成了，害怕以后无法弥合。对于这一点，朱德也想到了，他派郭天民去了晋冀鲁豫军区，给刘伯承当副手。
郑维山的情况，其实也很简单。他之所以心里有火，是因为他觉得在晋察冀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打仗打得太憋屈。这种心态，是此时晋察冀军区大部分指战员的心声，所以做郑维山的工作，相当于做所有人的工作。
朱德和郑维山谈话之后，很郑重的对他说：“晋察冀不会总打败仗，肯定会打胜仗。党中央一定会帮聂司令员重新完成军事建设。日后，华北有很多硬仗、恶仗要打，到时候会有你郑维山的用武之地。”
其实，郑维山并不是真的要走，只是发牢骚。如今牢骚发出去了，又得到了朱老总“日后打硬仗”的承诺，于是不再说别的，从此安下心来干工作。这一下，几乎晋察冀军区的所有指挥员，都不再有怨言了。
重新将人心团结起来后，朱德便开始了下一步工作：正规化。
晋察冀军区是个大军区，每块土地上的物产和经济都不一样，而且部队直接参与生产和分配。有些部队能通过生产和做生意得到不错的收入，所以指战员们的生活条件较好。有些部队则因为驻地经济不行，弄得连吃饭都成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些经济上的矛盾，虽然平时看并不明显，但是关键时刻，会造成部队之间的不团结。
朱德到来之后，立刻开始了军队和经济部门分离的改革。他命令，所有的部队全部退出经济生产，所有的工商业、农业，统一交由军区经济部门统一管理。所有的税收不能经过部队的手，而所有军事人员的津贴，全部按照标准统一发放。另外，部队的武器弹药，全部由后勤部门统一发放管理。如果部队有了缴获，一律上交，进行统一分配。
朱老总此举，相当于拉开了解放军正规化改革的序幕。从此后，部队和经济分离，变得更加纯粹。统一分配的原则，让那些损失大、打硬仗多的部队可以得到更好的补充，部队的凝聚力因此而增强了。
前两步解决了宏观上的事，下面就要重建部队的战斗力了。
老实讲，在晋察冀军区，有不少军事干部，还没有完成从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心理过程，打起仗来没有章法。甚至有些人曾是游击战的名将，但却无法适应大兵团作战。就是聂荣臻自己，在军事指挥上也有短板。对于这一点，朱老总心知肚明。为了尽快完成对部队战斗力的重建，他决定从其他地区引进能力强的军事干部，加强晋察冀军区的总体指挥水平。
不久之后，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三人，便被调到了晋察冀地区。他们之中，杨得志来自晋冀鲁豫，罗瑞卿来自西北，耿飚则是一直从事统战工作。朱老总围绕着三个人，重建了晋察冀野战军，并让三人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晋察冀野战军的战斗力直线上升。改革当月，野战军就打响了正太战役，歼敌3.5万人；6月，又攻克了克青、沧县、永清、徐水、固城五个县城。1947年十月，晋察冀野战军又完成了清风店大捷，并且乘势解放了石家庄。自此，晋察冀军区从此前的摇摇欲坠，变成了锋芒毕露。这也就难怪毛主席在渡过黄河之后，将自己的下一个落脚点选在了西柏坡了。
小说里有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用这句话来形容朱老总，是再合适不过了。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指挥过什么大型的歼灭战，没取得过什么辉煌的军事胜利。但是，每一场胜利的背后，好像又都离不开他的努力。顺境中不争锋，逆境中不逃避，通过调整部队的状态来左右战争，这才是朱老总的真正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