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心里有个疙瘩，关于他蒙冤的事儿，我还没有给他办好，打算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这次想要从正面讲，把一些不实之词纠正过来。”
1984年2月6日，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给粟裕将军的夫人楚青打了电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刚刚失去丈夫的楚青，含着眼泪，在电话那头不停地道谢。对于这一天，她和粟裕将军，都已经等得太久了。
杨尚昆副主席的这些话信息量很大。我们都知道，粟裕将军是开国第一大将，如果单说大兵团作战指挥，他的能力甚至凌驾于其他名将名帅之上。建国之后，粟裕的生活也是波澜不惊，似乎没受过苦。那么，他心中的疙瘩从何而来呢？最终，杨尚昆主席，又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决问题呢？
粟裕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在1907年8月10日出生于湖南会同，读过私塾和高小，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而逃出旧家庭，投身于革命。他从警卫员做起，一路成长，最终在决战中原和淮海大战中，立下了不世奇功。如果以杀敌质量来看，始终在硬碰敌人嫡系、主力军团的粟裕，比其他的将领，功劳要来得更大。开国第一大将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仍然兢兢业业地为军队的建设做贡献。此时没有仗打了，粟裕就担任了国家的副总参谋长。本来党中央想要让他负责更多的工作，但粟裕此时受困于严重的眩晕病，只能一边工作一边疗养。这也让这位沙场宿将，失去了不少锻炼政治能力的机会。
1954年，毛主席亲自作出批示：让粟裕去做总参谋长！国家的总参谋部，负责军队几乎一切的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此前分别担任这个职位的，是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后来的开国元帅。从这一点上看，毛主席对粟裕的器重，不在任何一位老元帅之下。
但是，粟裕却在这个职位上，接连犯了好几次错误，让自己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之上。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5年。当时，国家准备收复周边海域的那些岛屿。为了达到最好的进攻效果，毛主席早有指示，要一个岛一个岛地打。前方的将领，也是一直按照这个准备的。但是有一天，粟裕突然给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发布了命令，要他按照同时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三岛做准备。
粟裕的命令，与党中央的原则是相悖的。而且，皮定均还将“全面准备”理解成了“全面进攻”，一下感觉事情重大，于是请示彭德怀，想要复核命令。彭德怀一听也觉得不明所以，不知道粟裕到底要干什么，只能赶紧再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说之后，一改曾经对粟裕的无条件支持态度，十分冷静地说道：“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经过中央批准，这是错误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7年。当时，粟裕作为我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参加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在活动期间，粟裕突然开口，提出让苏联人提供些其国防部、总参谋部的建设资料，以备自己参考。苏联人感到很诧异，觉得这种请求不应该直接由军方提出。于是，他们赶紧去和中国的外交人员进行了沟通，询问是否中国有这方面的需要。外交部赶紧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弄得双方都很尴尬。
粟裕直接索要资料，确实不合规矩。按照规定，所有外交上的往来，必须通过外交部。如果军方有相关需求，需要由自己提出，也应该先和外交部打招呼，通了气再说。但是，粟裕此前并没有接触过外国军人，根本不知道这种规矩的存在，所以在表现上有些冒失。
其实，事情并不大，也并未引起不良后果。他的行为，往大了说是缺乏内部学习，往小了说可以解释为“客气”。除了说明粟裕不适合搞外交之外，并不能说明他“有罪”。
第三件事发生在1958年。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国还有十几万部队驻扎在朝鲜。到了1958年，撤军的时机已经成熟，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立刻提出申请，准备率部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立刻开会，原则上同意了撤军，但是对志愿军回国后的安排，仍然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但是在2月26日，粟裕突然以总参的名义，下达命令，让第一批留守志愿军部队回国。杨勇接到命令后，也是和国内复核，结果彭老总和毛主席大惊，不知道粟裕的命令从何而来。
类似的错误，在粟裕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发生过远不止这三次。这位沙场大将，虽然把军队建设得很好，但是却总是在这方面出问题。我们不知道，粟裕将军是不是还没有完全从战争年代走出来，还在强调指挥效率那一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有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想法。
然而，一场雷暴，正在粟裕的身边形成。就在1958年，突然有人提出粟裕“擅权”，对他进行了批评。而上面说的三件事，全部被解释为他“向国家要权”这样的严重错误。更有甚者，他们将和苏联要资料一事，解释成“告洋状”和“里通外国”。这一下，这位功勋赫赫的大将，名声迅速滑入了低谷。
粟裕没有解释什么，只是默默地卸任了自己总参谋长的职务，默默地回了家。从此之后，他一直处于半闲居的状态中，没有再得到过什么职位和权力。虽然他多次以军事访问人员的身份，出访其他国家，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遭受冷遇的境地。甚至连他立下的赫赫战功，都无人提起了。
对于粟裕将军的批判，不仅有些言过其实，其中更存在着一些冤屈的味道。据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回忆，这三条指控，都有不实之处，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就拿撤回志愿军的那条命令来说，那是他修改过好几次，并上报给中央军委的。后来军委没有通过，粟裕便没有正式发布这个命令。那么很自然，“擅自调志愿军回国”这件事，根本就是一种牵强附会。说这也是罪，那真是冤枉粟裕将军了。
1979年，新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不一样的空气。粟裕将军感觉，他也应该出来，为自己说几句话了。他首先去找了叶剑英元帅，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在为自己平反的实操阶段，他却总是感到阻力重重。自己所有写的材料，做的申辩，全都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粟裕将军本就不是一个喜欢去争的人，如今看自己说话没人听，便本能地又缩了回去。但是，这种冤屈的感觉，却始终像针一样刺痛着他的内心。长久抑郁下，粟裕将军形成了心病。这也就是杨尚昆主席所说的，他心里的那个“疙瘩”。
1984年，一代战神粟裕将军去世。直到此时，他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这既是他自己的遗憾，也是后来者对他的亏欠。
不过，好在还有杨尚昆。
杨尚昆和粟裕，在战争年代并没有多少交集，只是毛主席当时总是说，粟裕是所有的解放军将领中，最能打仗的一位，这才让他注意到了这位看上去都十分低调的将军。建国之后，两人因为互相钦佩，所以关系越走越近，逐渐成了朋友。如今，看着老朋友含恨而终，杨尚昆也是义愤填膺。他此时是军委副主席，于是就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将粟裕将军的问题彻底说清楚。即使粟裕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他也要将一些话写到讣告中。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时，他打给粟裕妻子楚青的那通电话。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在粟裕的讣告中，只对其历史贡献有了客观的评价，对于他的冤屈却只字未提。看到这种结果，杨尚昆无可奈何，而楚青则是心灰意冷。她开始觉得丈夫的冤屈不会得到承认，也逐渐不再提这些往事了。
三年后，又一个机会来了。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马上就要开始撰写。而粟裕作为开国第一大将，是不可能不被收录的。如果能在他的条目中，对他的冤屈有所说明，那对这位沙场大将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于是在中央军委的一次讨论会上，杨尚昆再次提出，要为粟裕洗脱冤情。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在改革开放的敏感期，一些旧的事情很多人不愿再提。于是在一番争论之后，中央军委常委会最终同意，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中，写了这么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但对于已经等待了将近三十年的楚青和粟家子女来说，已经是沙漠里的甘霖了！这么多年，总算是有人公正地为粟裕说一句话了！
但是，杨尚昆却仍有自责。他派人告诉楚青：“这件事我虽然费了很大力气，但现在只能办成这样了。”一种无奈，从这句话里透了出来。
时光飞逝，转眼间又是6年过去了。1993年，国家的风气更加开放，也更加自由了。而粟裕将军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也很快就来到了。一些粟裕的老部下，开始站出来，为自己的将军说话。他们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那句话分量不够。党中央应该站出来，正式为粟裕平反。
为了向党中央表达自己的意愿，以金冶、谭肇之、秦叔瑾等人为首的老干部，联名写下了《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对粟裕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党中央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视。在1994年2月5日，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亲自拜访了楚青。他诚恳地告诉这位将军的遗孀，中央决定以正式文章的方式，为粟裕平反。
这一年的12月25日，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了一篇名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其中说道：“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而文章的署名，正是张震和刘华清。
这篇文章，也代表着党中央对于粟裕将军的正式评价，以及对他冤屈的平反。在蒙冤36年、去世10年后，粟裕将军终于等来了这样一个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但是我们仍然要再说一遍那句话：公正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对于粟裕将军，我们除了崇敬，还能有其他的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