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一共产生了十位元帅，他们都是为民族和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元帅的头衔实至名归。可是历史上也有一些人，本来也有机会获得这样的殊荣。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失去了授衔的机会。比如说凯丰，他当初在红军中的地位甚至要高过后来的几位元帅，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关键时期，他片面讲究义气，反对撤销博古的指挥权，表现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弱点。从此以后，他离开了部队指挥的第一线。那么他的结局如何呢？
凯丰是江西萍乡人，1906年出生，原名何克全。他的家世并不显赫，但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925年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他的文笔非常好，经常为进步期刊投稿，还担任过校刊的主编。1927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并且凭着实力，争取到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在苏联，他认识了一个叫秦邦宪的人，并且逐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这个秦邦宪，就是对凯丰的前半生影响最大的人——博古。
1930年，凯丰回到国内，担任团中央的巡视员，以及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因叛徒的告密，凯丰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党的秘密。后来党组织将他营救出狱，并辗转送至苏区。在这里，凯丰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其党内地位比肩后来的元帅聂荣臻，比徐向前、林彪等开国元帅地位还要高。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当时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在军事上没有主见，极端的相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是个仅仅上过3年军事院校的战场新人，对中国的国情、地形和敌我实际情况还不清楚，就坐在屋子里，凭借地图来指挥作战。其结果是惨烈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未来的前途问题，凯丰也是参会人员之一。会议之前，博古已经感觉到风向不对，便托好朋友凯丰去找聂荣臻谈话，希望他能支持自己。凯丰先后去过三次，但是聂帅的军事眼光比他们要强得多，断然拒绝了支持博古的请求。凯丰只能无奈地感叹道：“聂荣臻真顽固！”
会议正式开始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批判。为了强调事情的严重性，话说得很重。凯丰渐渐地就不爱听了，决定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冷不丁地站起来，指着毛主席说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照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主席反唇相讥：“你说我只会照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那我问你，《孙子兵法》你看过吗？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吗？知道它有几篇吗？知道第一篇的题目吗？”
凯丰被毛主席的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渐渐地就没了气势，但仍然反对解除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只不过他的意见属于绝对少数，最终被忽略不计，会议因此得以顺利进行。最后，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方式，确定了毛主席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而散会后，凯丰依然不服，大声地说道：“谁正确，谁错误，咱们走着瞧!”
而“走着瞧”的结果，就是证明了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两个月后，在事实的面前，凯丰心悦诚服，转变为了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后来张国焘大搞意气之争，反对毛主席的北上主张。此时凯丰不仅首先表态支持毛主席，还撰文公开批评张国焘。其文笔之犀利，让张国焘都大为光火。在后来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的活动期间，又是凯丰主持宣传工作，把握了正确的舆论导向，用一支生花妙笔坚持了真理，将不良影响降到了最低。
凯丰的文笔，让毛主席看到了他身上不同寻常的闪光点。1938年4月10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凯丰被毛主席列入了学校董事会名单。从此后，凯丰一直活跃在党的宣传工作和教育、文艺等工作上面，主持并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培养了大批的宣传人才。但是，他支持过博古的历史错误仍然是一道翻不过去的大山。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凯丰虽然努力争取，但依然落选。对此，连毛主席都觉得十分可惜。
解放后，凯丰依然在自己的阵地上奋战。1953年，他更是担任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专门指导几大报纸的编辑工作。因为过度劳累，凯丰积劳成疾，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49岁。
对于凯丰的病逝，毛主席非常难过，所以经常对人提起他们俩之间的历史趣闻。当然谈到最多的，还是遵义会议上的《孙子兵法》事件。毛主席总是说，其实当时他也还没看过《孙子兵法》，能唬住凯丰全凭借一股子气势。事后，毛主席赶紧找来《孙子兵法》，读了一遍又一部，直到把这部书印在了自己的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