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议由刘少奇同志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他的威望、能力、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为党内外、国内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大家都一致赞同的，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
1959年4月，毛主席多年的亲密战友朱德，突然写了一封信，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推荐刘少奇为国家主席。主席台下的代表们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他们纷纷投票表示赞同。会后，刘少奇顺利当选。但是，当人们向他祝贺的时候，刘少奇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他礼貌性地和其他人招了招手，然后就径自回到了办公室。
作为后来人，我们可能不清楚，毛主席不是新中国的领袖吗？为何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呢？而刘少奇当了主席之后，为何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呢？
这话还要从抗战的末期开始说起。
1945年8月9日，强大的苏联装甲集群冲过中苏边境，对盘踞在伪满洲国14年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围剿。短短几天之内，他们就击毙了日军8.3万，俘虏日军六十余万。后来日军投降，其中有着苏联人的一份功劳。
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对日本人留下的重工业进行了一番拆解和搬运。有人说，这是斯大林准备以这些东西当做日本的战争赔款。也有人说，这是苏联人在阻挠新中国进入工业化，并最终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留在东北的一点工业基础，就这样灰飞烟灭。东北民主联军到来时，东三省的工业水平已经基本回到了军阀混战时期。
不过，就是这样的工业水平，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东北民主联军不仅凭借着残存的工业设施打败了杜聿明、陈诚和卫立煌，还有效地支援了全国的其他战场。1949年，新中国建立。又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中国大陆全部解放。由于社会制度相近，毛主席给出了新中国的外交策略：一边倒，全面倒向苏联。
然而在1950年的下半年，朝鲜半岛风云突变，朝鲜和南朝鲜、美国大打出手。而作为苏联在东亚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势必不能不管。但是，要如何管呢？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钢产量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以这样的羸弱之躯，去和美国的飞机大炮拼命，显然不是很现实。
苏联作为整场战争的背后支持方，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大量的工业设施转移到中国来，帮中国进入工业化，用中国自身的实力来抵抗美国。于是，大量的苏联工厂被搬迁到了中国。而中国没有管理现代化企业的人才，所以这些先进的工业企业，管理者都是苏联人。
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确实让人惊叹。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工业水平就有了大幅度的增强。甚至毛主席此前做好的乡土社会经济布局，都因此而改变。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因此胜利完成。
但是，在辉煌的外表下，毛主席却看到了隐藏的危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在进步，但是大部分企业的领导权，仍然不在中国人手里。他们到底是中国的企业，还是设立在中国的苏联企业？如果让苏联人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那么中国的主权何在？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在1955年召开了座谈会，主题就是：如何改出全盘苏化！老实说，这个主题吓坏了不少人，但是也得到了很多中央领导的支持。虽然中苏关系此时还不错，但是苏联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不是中国人能够长期忍受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经济转变，无法一蹴而就。这次讨论，最终没能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
1956年，周总理在“八大”上正式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工业产值比1955年增加一倍，农业总产值增加35%，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一五计划的实现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但是在计划提出的同时，毛主席陷入到了一种忧虑当中，而给他忧虑的人，是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意外身亡后，如同火箭般蹿升到了苏联领导人位置上的。他和斯大林有着很深的私人恩怨，所以缺乏社会主义信仰，同时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态度暧昧。不过，对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那些兄弟国家，他又控制欲过强，有着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毛主席在国际会议上隐晦的批评过苏联，但是赫鲁晓夫依然故我。
1956年，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恶化征兆。这一年的十月，欧洲爆发了“波匈事件”，就因为赫鲁晓夫认为波兰和匈牙利没有“尊重”自己，便派出大军，暴力干涉他国内政。最后，在中国的斡旋之下，事件并未演变成巨大的分裂危机。事件之中，中国批评了赫鲁晓夫的蛮横做法，而波兰人更是公开打出了“我们有毛主席的伟大支持”的标语。虽然事后，中国表示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但是就连赫鲁晓夫都看明白了，他的国际威望，已经被毛主席完全盖过去了。
中苏关系会走向何方？如果脱离苏联，中国有没有能力独自成长？这类的问题，长时间占据着毛主席的脑海。多年的斗争经验让他有一种感觉，赫鲁晓夫早晚会对中国的主权下手。真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会如何发展？
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毛主席有了退下来的想法。他要集中精力，将党的队伍建设好，以应对国际局势。而且，如果是毛主席设计的乡土经济，自己是有把握来掌控和完成的。但是，既然中国已经开始工业化，自己掌控起来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既然如此，不如让贤给那些学过现代经济的人，这样可能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好处。
于是在1957年的4月，毛主席在接见党外的民主人士之时，首次表达了自己不适宜再当国家主席的意思。这在当时，还真的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心。但是，毛主席的去意很坚决，在第二年即正式提出，自己将不会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让党中央考虑其他人选。他对别人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去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
消息传出之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让朱德来担任国家主席。毕竟两人是亲密战友，并称“朱毛”，由朱老总来执掌新中国再合适不过。但是，朱老总却认为刘少奇更合适。因为刘少奇曾经在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短暂地担任过党中央的第一领导，有足够的经验和威望。于是，朱老总亲自写信推荐，这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信。最终，刘少奇成为了新的国家主席。
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很高，也是长期担任我国核心领导人的人。如今成为了国家主席，大权在握，应该高兴才对。但是他为何脸上全无半点笑容呢？多年之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给出了答案：原来，刘少奇当时感受到的，不是权力的快感，而是排山倒海一般的巨大压力。
刘少奇作为一个同样高瞻远瞩的人，早就已经感受到了国际上的波诡云谲。虽然在1958年，中苏关系仍然处在蜜月期，苏联的援助和投资仍在不停地进入中国，但是，赫鲁晓夫的态度却越来越蛮横。双方关系的破裂，恐怕就在一两年之间。到时候世界会怎样，中国会怎样，他也没有把握。刘少奇身上的担子，正变得越来越沉重。
意料之中的事，最终还是到来了。1958年4月，苏联打算出资70%，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由于涉及主权问题，最终被我国拒绝；7月，苏联再次提出，想要在中国建立两国“联合舰队”，由苏联人担任指挥员。我方的答复，仍然是拒绝，理由也仍然是主权问题。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底线：中国的土地上，绝不允许出现其他国家的一兵一卒。
中国的两次拒绝，让赫鲁晓夫架空中国领导层的阴谋破产，也让他彻底恼羞成怒。赫鲁晓夫下令，撤回援助中国的所有专家和在建项目，撤回所有投资。几乎一瞬间，中国的工业化和科研工作都陷入了停滞。
接下来的几年，新中国的经济举步维艰。为了维持必要的科研和工业，产业结构不得不大规模调整。全国的经济，陷入了一个新的低谷。
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完成的。几乎每一天，刘少奇都在为经济而发愁。他将自己学到的所有经济学知识全部用了出来，但是仍然无法拉动经济的提升。到了1960年，中央财政的赤字，达到了81.8亿元。至此已经可以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刘少奇能做的，就是在经济的困境下，尽量保证人民的生活。
由于此前工业化而带动的城市化，让很多农民放弃了土地，进城当了工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在农业技术还没有达到相应高度的情况下，土地大面积撂荒，农业生产出现了很严重的下降。但是由于苏联人的撤资，工业化停滞，大量的人口又不得不回到农村。这不但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益处，反而产生了混乱。
祸不单行，全国在此时，又赶上了严重的天灾，让全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而曾经亲密无间的苏联老大哥，也偏偏在此时向中国索要当年的“债务”，并且指定要中国的生鲜农业产品来还债。重重压力下，全国又掀起了一波盲目、激进的风潮。一些地方设置了公共大食堂、土高炉。
这些设施到底对人民的生活有何影响，坐在中南海里肯定是不知道的。于是在1961年，刘少奇决定亲自去农村视察一番，了解人民的疾苦。
刘少奇选择视察的地方，是湖南的宁乡、湘潭和长沙。宁乡是刘少奇的家乡，湘潭是毛主席的家乡，而长沙则是湖南省会。刘少奇选择这三个地方来视察，自有其特别的意义。
为了能够看到最真实的情况，刘少奇没有坐在汽车上走马观花，而是走走停停，不时地下到田间地头去察看。结果他发现，真实的情况确实触目惊心，不少的农田已经荒芜得不成样子了。接下来，他又视察了村里的养猪场，发现除了几头已经很瘦的猪外，什么都没有。
刘少奇的心情低落，决定晚上就在老乡家留宿。老乡将最好的床铺收拾了出来，让国家主席休息。而刘少奇一看，老乡最好的床铺，竟然不过是一块很普通的木板，上面铺了一些稻草。这一晚，刘少奇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革命岁月，心中格外酸楚。
接下来的几天，刘少奇过得大同小异。老百姓生活的清苦，一次次地让他感到震撼。他的心情，在看到公共食堂的饭菜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责。他发现，食堂的饭菜没有什么油水，粮食也粗劣，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肯定吃不饱。而且，从群众的话里话外，他已经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公共大食堂的不满。
到了湘潭，刘少奇将当地的几个基层干部叫到自己面前，询问群众对集体大食堂的具体意见。但是当时，集体大食堂是标志着我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形象问题，谁也不敢对这项政策提意见。最终这次见面会，结果仍然是不了了之。
刘少奇看基层干部不敢说，就干脆去向群众要答案。他公开表示：“你们可以随便讲一些你们想讲的话，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管讲得对不对，都不会批评和辩论，也不会被戴帽子。”看着国家主席如此诚恳，群众们也放下了顾虑，畅所欲言。刘少奇发现，对于集体大食堂，村民们意见很大。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切平均分配后，让一些懒人钻了空子。他们见干不干活儿都有饭吃，就索性在家躺平，不参与生产。勤劳的人看有人躺平一样吃饭，自然心中不忿，生产积极性也必然下降。这项原本用来激励农民的政策，却打击了农民劳动积极性。
此次调研历时一个月，刘少奇几乎走遍了宁乡、湘潭和长沙的每一个角落，发现了不少问题。回到北京之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部汇集成一个报告，在政府的工作会议上公开宣讲。毛主席在听完报告之后，非常赞赏地说道：“我们都应该向刘少奇同志学习，多多进行实地考察，亲自去做调研。”
最终经过一番政策性的改革，像土法炼钢、集体大食堂一些不切实际、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干扰的现象被废除，国民经济的发展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随着一番减员增效的举措，国家的粮食产量终于有了大幅增加。更可喜的是，此时天公作美，天灾的影响也减少了，人民的生活更加稳定而富足。
刘少奇在任期间，曾经多次亲自外出调研，亲身感受国家的发展。也因此，他参与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经济的客观规律，让老百姓得到了不少实惠。在脱离了外资、几乎被全世界包围的情况下，新中国闯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其中，刘少奇主席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