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字狱，大家所能想到的首先肯定是清朝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百余年的风潮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那个时代，也成为了中国读书人最不堪回首的时代，动辄因言获罪，满门抄斩，自由的思想交流一去未能复返。然而，在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也曾出现过文字狱，而且酷烈程度也是一时无两，整整一代的南方学子被屠戮殆尽，让人触目惊心。而掀起这场文字狱运动的，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一，有果必有因，文字狱形成前朱元璋的心路历程
这场文字狱的起因，是朱元璋的出身问题。众所周知，朱元璋乃是布衣百姓出身，因为天灾，家里的地种不成了，他被送到黄觉寺出家当了和尚，然而和尚庙里也没余粮，他只能出门化缘乞讨，慢慢就是成了游民，甚至还要过饭。后来他来到濠州城，赶上红巾军郭子兴在此地征兵，朱元璋对自己的未来拿不准主意，于是算了一卦，卦辞说他走和不走都不吉利，于是他一咬牙投了郭子兴，从此人生开挂，直到坐上皇帝宝座。从他的经历上看，他一生共有五个身份标签：农民、和尚、乞丐、红巾军、皇帝。皇帝自不用说，千古最荣耀的头衔了；农民也不差，士农工商，农民在地位也排在前列，不算辱没先人；但其他的三个身份就不光彩了，和尚在当时是混饭吃的代名词；乞丐更不用说，受嗟来之食，一点尊严都没有；而红巾军更是名声臭的很，当时的很多人口中，红巾军依然被称为“红寇”，这当然是他们曾经涣散的军纪带来的后果，所以朱元璋的这个身份就更是他的短处了。
可偏偏朱皇帝本人又是个好面子的人，对曾经身份上的尴尬他会想尽办法去弥补。他一当上皇帝，立刻着手给自己的家族找一个著名的“老祖宗”，以提升家族地位。这当然不难找，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程朱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朱熹既尊贵，名气又大，非常合适。但是朱元璋看看自己家，上边两辈佃农，外公还是个跳大神的，硬往圣人朱熹身上靠，自己都有点儿不好意思。恰逢此时，一个徽州典史前来求见，朱元璋一看名字，此人居然也姓朱，于是打算话里话外的套套近乎，试试文人这潭水的深浅。于是他把朱典史叫过来，直接就问：“你是朱文公的后人吗？”朱典史当时就觉得一头雾水，不明白皇帝的意思。但是转念一想，皇帝杀伐决断，这句话里怕是有什么杀机，还是不要胡说八道的好。于是他照实答到：“臣与朱文公虽然同姓，但并不同宗。”
想不到听他一说，朱元璋倒感慨了起来，他想，区区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自己一个堂堂皇帝怎么这么没出息？想想自己的家族，几代以来，听都没怎么听说过徵州朱家，更别说和人家有什么瓜葛了。自己万一硬给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如果被那帮做学问的酸腐文人识破，岂不是贻笑大方？于是他便打消了这念头。而且，他心中一股雄浑之气却渐渐翻腾起来。我乃是大明的开国皇帝，文韬武略怎么是那帮哼哼唧唧的儒生能比的？咱的榜样可是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天子，起于贫贱，横扫天下，世间谁人能是我的敌手？我就是布衣天子怎么了？这才显得咱们有能耐呢！于是朱元璋决定不再与朱熹攀亲，反倒是处处强调自己是白手起家，不靠祖上余荫。如今拿了天下，那是因为咱们有真才实学！
他有了如此的想法之后，在口头上、文字上，就开始有动作了。他每次写文章提到自己，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处处强调自己是白手起家。他如此高调的做法，其实是对自己的出身的自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自己统治的不自信。他知道，自己出身寒微，那些世家大族和读书人看不起自己，老和自己对着干，那我就告诉你们，我是出身寒微，但是我是凭自己的双手打天下，我坐天下比谁都理直气壮！
二、文人集团不合作，朱元璋采取强硬手段
然而，世间的事情并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朱皇帝如此强烈的向人们夸耀自己的功绩，该瞧不起他的人还是瞧不起他。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一问出处，英雄立马变狗熊。我就是瞧不起你的泥腿子出身，怎么了？赶上朝廷征召文士做官，他们不想“屈尊”于一个农民、和尚、乞丐之下，能可对抗朝廷也不出山。他们对抗的形式也很奇葩，自残、自杀等极端方式屡见不鲜，给的信号很明确，我宁可残了死了，也不做你朱家的官！比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面对朝廷征召，斩断手指，立不做官。朱元璋很生气，将他们逮捕到京师，当着百官的面问他们:“昔世乱居何处?（当初乱世时候，你们在哪里居住？）”回答说:“红寇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红巾贼祸乱天下时，我们避世隐居在福建、江西的交界处。）”朱元璋最烦人家提“红寇”，因为他自己就是“红寇”，于是大怒：“朕知伯启心怀念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朕知道你夏伯启心里有怒气，认为朕取得天下是不和王道的）”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今去指不为朕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他夏伯启张嘴红寇，闭嘴红寇，肯定是心里有怨气。如今你宁可断指也不为朕所用，实在可恶，应该让地方官抄没了他的家，让天下那帮轻狂的人别学他。）”于是，朱元璋派人把他们押回原籍处死。
还有对抗不那么强烈的，用印度圣雄甘地的话说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例如浙江山阴人杨维桢，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被征，婉辞不去，洪武三年(1370年)又被征召，于是赋《老客妇谣》明志，大意说，已经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见谅，那我只好跳海自杀。朱元璋虽然遗憾，但是因为杨维桢名气很大，自己不好过分勉强，只能先让他过来，但是不给安排工作。杨维桢在南京闲住了几个月，便请求回家。宋濂赠诗给他，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却出乎人意料。杨维桢侥幸逃脱，回到家中，按照将死之人的礼节更换了床席，然后很着急的写下了《归全堂记》（全堂应该是他的堂号），掷笔而亡。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来分析，杨维桢很有可能是自杀身亡。反正，一代文宗就这样死的不明不白。
这样一部分士大夫的不合作态度，让他非常头疼。这类人人数虽不太多，但其影响确实非常大。后来朱元璋也想通了，对付他们，就是四个字：严刑峻法。他特别制定一条法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不肯为朱元璋所用，他便用监狱、死刑以至抄家灭族一套武器，强迫他们出来做官。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作我朱元璋的人，以后就不要再作人了”。一时间天昏地暗，士大夫们不得不在强权和自身的清高之间做选择，国家和文人展开了一场长期流血斗争。最终，迫于压力，很多文人还是选择了低头。
三、功臣集团攻击文人，开启文字狱大幕
虽然士大夫们大部分终于还是合作了，朱元璋却知道这些人还是从骨子里看不起自己，同时也痛恨这些人曾经的抗拒，所以心中难免有一些不快。正在此时，曾经为明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淮西功臣们却因为嫉妒文臣，做了件挑拨离间的事儿，让朱元璋对读书人的看法彻底改变。
过江之前，朱元璋本不是小心眼儿的人，也不会指摘文字。他喜欢阅读文臣们给上的贺表，也成表笺。虽然这些东西空洞无物，但是辞藻华丽，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意思。可是，在过江之后，随着文人集团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淮西旧臣们嫉妒之心日盛，于是就开始进谗言。开始，无非是书生们没有什么本事，懂什么治国之类的。但是朱元璋不为所动，他明白，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想要天下太平，文人治国是必须的。见屡劝不动，有人就说:“陛下可不能过于轻信文人，否则容易被他们骗了。文人卖弄文采，好挖苦毁谤人。例如张九四（张士诚），一辈子宠信文人，好吃好喝高工资，礼貌也很周到，把文人棒上天。称王之后，他要起一个大名，文人居然替他起名士诚，这不是胡闹吗！”朱元璋说:“没毛病啊，这名字挺好的啊。”那人说:“不然。张士诚自己挨了骂都不知道呢!《孟子》书上有云：士，诚小人也。’这句改下句读，立即就变成：士诚，小人也。骂他张士诚是小人，他还挺高兴。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自，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查了《孟子》，果然有这句话。从此他疑心病大起，开始注意臣下所上表笺，对里边的含义只从坏处琢磨，果然许多地方都有“和尚”“贼盗”的字眼，都像是在存心骂他的。甚至有的成语，转弯抹角一琢磨，好像也是在损他。这样一来，他在对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怨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一般文人运用文字动机的怀疑。他开始用他自己的政治标准和文化水平来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一旦发现有问题，就下令将写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洪武时代的另类“文字狱”就这样诞生了。
朱元璋挑刺儿，主要的根据是自己的所谓禁忌，这其实含义是非常广泛的。例如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特征便是光头，所以，“光”“禿”这类字对他是犯忌讳的。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朱元璋的宠妃郭宁妃的哥哥郭德成进宫拜见，朱元璋请他喝酒。不知不觉间，两人都喝的有点儿多了。郭德成感念朱元璋对自己一家的恩情，借着酒劲儿就要给行个大礼！这下好了，几个头磕下去，帽子掉了下来。郭德成中年谢顶，头上没几根头发。朱元璋看见，忽觉有趣，说道：“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了，是不是酒喝多了？”郭德成笑道：“就这几根还嫌多嘞，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的脸色登时难看了起来，酒宴不欢而散。郭德成回到家中，酒也醒了，突然想起自己的话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立时害怕起来。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剃了，找了件袈裟穿了起来，还在那里假装念经，前言不搭后语。朱元璋差人来看，得出了郭德成有间歇性精神错乱精神病的结论，才让这位外戚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