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们今天的人，对护照、通行证之类的东西都是很熟悉的，这些都是我们出国或者去某些地区工作、旅游时，合法身份的凭证。现在的世界上，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差异，人员流动的壁垒仍然存在，护照和通行证的存在，既保证了具有合法身份的人流动的权利，也是对本国各种资源的保护。其实，这种类型的证件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有，比如在唐朝，如果想出国，就必须持有“过所”。但是，当历史发展到明朝，却出现了一个新的“通行证”，它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人员流动的作用，还成为了统治阶级禁锢人民的工具，更是间接的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就是“路引”。
话说还是洪武初年，朱元璋参考了古代的过所、公凭的制度，制定了“路引”。本来，它应该只是相当于现在的地区通行证或身份证的一类东西。但是从当时的法律条文上看，却让人有些害怕:“凡军民人等在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因，无引面生可疑之人。”也就是说，当时的人民只要出家门百里以外，就必须持有路引。如果没有，就会被立即捉拿送交官府。而且为了增加互相监督的积极性，谁先告发无路引者，还会得到重赏；相反如果是纵容这种行为，那就会与这个犯人同罪。同时，在比较重要的关卡还会设立巡检司，盘查所谓的奸细和走私人员，而没有“路引”的人则会被当做“可疑之人”，直接抓捕。
没有“路引”的惩罚那是相当严厉的：“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路引，私自穿越关卡和渡口，那抓住要被打八十大板；如果人员流动的时候不按照规定的关门或者渡口，被抓就要打90大板；如果是想偷越国境，那被抓住就会打100大板，然后再关三年徒刑；如果是他虽然成功的逃出境外，但后来又被抓了回来，那这个人会直接被绞死！可见对于明朝人来说，偷渡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这种“路引”制度，让人民基本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只要出门，不管是旅游还是工作，亦或是探亲访友，都要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如果请不到，那你就哪里也去不了，相当于被禁锢在生长的土地上。
作为我们现代人可能无法理解，原本只是一个偷渡或者非法活动的罪名，为什么要上升到打板子甚至处死的地步呢？究其原因，是朱元璋压根就不想让人民自由地去流动。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的骨子里对土地有着一种本能的依赖。推己及人，他觉得天下人都应该和自己一样，安土重迁。把你们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其实就是断绝你们做其他营生的念头，让农户专心务农，专心给他生产粮食，生产财富。
另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对人民流动性的恐惧。朱元璋对自己的统治，其实一直都有一种忧患。他以一介平民之身，在风云际会的乱世，靠着自己的才能闯出一份天下，确实十分不易。但是，他的成功也证明了，这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自己做了江山，他自然害怕有人来抢，既然害怕，就必须要斩断这种危险的来源途径。所以，他才以路引来禁锢人民的流动性，并让人互相监视，已达到自己安稳统治的目的。失去移动自由的人民自然也失去了交流和合作的机会，自然也就无法串联造反。不得不说，朱元璋这方面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
然而，这种残酷的制度，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却不是朱洪武一个草根能想到的了。中国的历史虽然是自唐朝以来就开始逐渐走向封闭，但实际是，宋朝的时候还好，它们的封闭只是在对异族的防御上。可在经济和文化上，他们的心胸还算是开阔的，南宋的海外贸易发展还一度的非常不错。但是，这种开放心态在明朝的时候戛然而止。究其原因，还是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对商人、富户本能的仇视，以及对商业的轻视。由于本身的出身，他能理解的，只有稳定但产出不高农业文明。而他对商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却是视而不见。所以，作为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就是人员流动的重要性，朱元璋自然也是看不见。于是，明朝继续沿用着古老的农业经济，直到后来，国家刀兵四起，统治者完全没有办法去筹集所需要的粮饷军资，最终导致了明朝的崩溃。
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人口的流动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一方面，大型的农业机械化生产保证了农村在低人口密度的情况下，产出不会下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经济集中发展的可能。可以说，现在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很大一部分就是得益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所有的文化、物质交流，都是在这种流动中才得以加强的。当你每年看着黑压压的春运大军在机场，在火车站，在汽车站等地方拥挤不堪的踏上回家的旅途时，你应该想到，他们正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与血液。而明朝，虽然通过对人民的禁锢，统治者获得了一时的心理安慰，但最终的结果，却只能是导致自己经济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