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黑，你这个大家闺秀就亮出了老八路的脚底板，你不怕暴露吗？你不知道敌人的眼睛是长在鼻子上面的吗？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工作的！你看看外面！”
1943年的一天晚上，一个国字脸、带着眼睛的男人，正神情严肃地对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低声批评着。在他们的窗外，一些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数量是平时行人的好几倍。女孩惭愧地低下了头，不再说话。
这件事，是我党传奇特工阎宝航生活中的一个缩影。曾经谁也没想到，这位和多名国民党高官交往甚密的基督徒，竟然曾经送出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情报。比如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日军轰炸珍珠港的情报，以及关东军详细的战略部署情况。以至于到了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还给他颁发过勋章。
阎宝航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望台乡小高丽房村，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他的家庭并不富裕，所以他的童年，是在不停地劳动中度过的。他有的时候给别人放牛，有的时候帮家人种田。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他还是会去上学。阎宝航学习非常刻苦，但是没有连续性，所以直到16岁才从高小毕业。18岁时，阎宝航考入奉天师范学习。
辛苦的求学经历，让阎宝航有了为贫困儿童办学的理想。师范毕业后，他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下，用他们的教室办起了一所“奉天贫儿学校”。来这所学校上学的儿童，不仅学费全免，还提供书本和文具。一时间，大量的贫寒儿童入学，社会影响力极大。也正因为此，阎宝航和基督教会有了很深的关系。
1920年，阎宝航受到“五四运动”风潮的影响，开始接收新思想，继而成立了奉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学习小组。1925年，阎宝航又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设施，创办了“奉天暑期大学”，专门教育进步青年。由于影响巨大，阎宝航此时和东北军张学良、郭松龄等人都有交往，这也为他日后的战略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是在这期间，阎宝航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长期以来，阎宝航都在为革命做工作。除了培养人才之外，他还通过报纸和期刊，不断地发表进步文章，以至于得罪了当权派，不得不到外国友人家中避难。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相当旺盛的斗志。1927年，国内的革命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危机。阎宝航逆势而上，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就在此时，他又同时接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出国留学的通知。党中央在权衡之下，让他先去国外完成学业，入党之事回国再议。
1929年，阎宝航回国，担任了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此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阎宝航组织起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 称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简称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称拒毒会）三个反日群众团体，又创办了《国民外交周报》（后改名国民外交旬刊）、《常识半月刊》、《拒毒月刊》等抗日期刊，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抵抗侵略者。
然而，抗日群众的所有努力，最终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政策下变得毫无意义。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阎宝航无奈，只得在友人的保护下撤入关内。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辗转中国各地，号召民众站起来督促政府抗日。同时，他还苦口婆心地劝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抗日，可惜毫无效果。
不过这一大圈下来，倒是让阎宝航认识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官员。由于他的基督教背景，蒋介石夫妇非常看重他，给了他一个少将的军衔，并且让他当了“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主席。不过，他对这个位置并不在意。他经常对外说：“新生活运动讲的是礼义廉耻，而‘耻’至最大莫过于国耻，我们所有人都要以为国雪耻为己任；而‘廉’是中国未来的关键。如今我们民穷财尽，主要是因为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对于他的这个言论，国民党高官都是不理不睬。阎宝航气不过，一度想要辞职，但被蒋介石拒绝。
1937年，阎宝航在西安结识了周恩来，并且很快在其介绍下正式入党，成为了一位战斗在隐秘战线上的“特殊党员”。1938年，阎宝航到重庆居住，周恩来干脆将情报工作的总部、东北救亡总会和《反攻》杂志的办公地址全都搬进了他的家里。这让阎宝航成了一个情报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枢纽人物。
阎宝航的身份特殊，所以结交的人，也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比如和他交好的元老有：于右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等人；军政、情报人士有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人。从这些人的只言片语中，阎宝航总能筛选出有用的情报，并及时上报党中央。
阎宝航有三子三女，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他送去了延安。在那里，这些孩子得到了进步思想的教育，总是嫉恶如仇。后来由于局势需要，一些孩子被派回了阎宝航身边。如何指导子女进行情报工作，也成了阎宝航日常的工作之一。
身处敌营，让阎宝航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他从来不轻易表露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给人感觉总是莫测高深。但是他的孩子们血气方刚，有时候总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表现。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特点小组组长袁晓轩也是东北人，和阎宝航是同乡，所以经常过来找他。阎宝航对他，总是笑脸相迎。但是，阎宝航的儿女们却看不惯袁晓轩，因为这个人是个可耻的叛徒。所以每次他过来，几个孩子都是冷眼相看。于是阎宝航教育他们：“鄙夷叛徒是对的，但也要含而不露，应酬自如，一切要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为了协助阎宝航工作，阎宝航长女阎明诗在1942年12月也被调回重庆。阎明诗和父亲一样，都有着很深的基督教背景。所以在阎宝航的指导下，她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但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阎明诗还是有所欠缺。
一天晚上，雾都重庆天降大雨。阎明诗外出交接完情报，踏着夜色回家。在距离她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段路没经过整理，崎岖难行。阎明诗穿着高跟鞋走路，十分不方便。于是他索性把鞋脱了，光着脚板往家走。光脚走路，在延安是家常便饭，阎明诗也没有在意。可没想到回到家后，父亲却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天一黑，你这个大家闺秀就亮出了老八路的脚底板，你不怕暴露吗？你不知道敌人的眼睛是长在鼻子上面的吗？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工作的！你看看外面！”这便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后来阎明诗虚心接受，也成了一个胆大心细的情报员。
阎宝航不同于其他的情报人员。他的位置太高了，所以获取的，都是能决定反法西斯战争胜负的战略级情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
那是1941年5月初的一天，阎宝航参加了国民党高官的一个小型聚会，聚会上有一群元老参会，他们都和阎宝航关系甚密。酒过三巡之后，元老于右任走了过来，悄悄地告诉阎宝航：“知道吗？最近我得到消息，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具体时间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的一个星期！”
此时，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若即若离，显然蒋介石没想把消息告诉苏联。但是对阎宝航来说，这却是个不能不上报的特级情报。但是，消息是否属实呢？他必须要核实一下。于是他不露声色，问了一下在座的另一个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科认真地说：“这个消息确实是真的，是蒋介石亲口告诉我的！”在得到确认后，阎宝航借故提前回家，并通过情报网络将消息交给了延安。
延安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将这一重要情报电告苏联。而就在阎宝航情报的前一天，号称“红色间谍王”的佐尔格也传出了相同的消息。两下一印证，斯大林立刻觉得消息属实，于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了最大可能的准备。这些军事准备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最初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月30日，苏方致电延安表示感谢：“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不仅仅是苏联军方和斯大林，就连整个苏联人民，都很感谢阎宝航的帮助。以至于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已故的阎宝航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的功绩。
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加快，苏联的远东战线也开始进入筹备阶段。但是，这条路上挡着的，就是号称日军精锐的日本关东军。关东军自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打过太大的战役。虽然很多人看到大量的日军老兵，从中国东北被调入太平洋战场。但是关东军的具体部署和整体实力，仍然是一个谜。
但实际上，那位有“最神秘的人”之称的戴笠，早就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把关东军的情况摸了个底儿掉。只不过，这个资料保存在国民党的核心机关内，从不对外公布。显然，蒋介石还是没想和苏联共享情报。
作为最高级别的战略情报员，阎宝航接受了盗取敌人这一机密的任务。就在他谋划的时候，陈诚突然找到他，想让他去国民党军委三厅做一个调研，研究日本关东军的最新动向。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阎宝航欣然前往。
国民党军委第三厅，正好就是存放关东军情报的地方。阎宝航找到其副厅长钮先铭，说陈诚让自己研究日本关东军动向，但自己手中没有资料，想请他帮忙。钮先铭立刻拿出关东军的材料，递给了阎宝航，并且对他说：“材料放在我这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就拿回去看把。但是这可是绝密资料，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阎宝航满口答应，拿着资料回到家后，就立刻研究了起来。
就这样，关东军在东北的陆空军配置、要塞地点、人员情况、布防情况、武器状况，以及部队番号人员数量和军官姓名等材料，全都被阎宝航掌握了。之后他将这些情报汇总成册，送回了延安。之后党中央又将这些情报电告了苏联，使苏联也对关东军的情况有了详细了解。最终在苏联对日宣战后，这些情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红军用极具针对性的部署，仅仅几天时间击穿了关东军的防线！阎宝航对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作为一个情报工作者，阎宝航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1941年，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制定了偷袭美军珍珠港计划。该计划后来别我党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中西功所侦知，并且很快反映到了阎宝航这里。阎宝航在和自己得到的消息进行汇总后，将情况上报了延安。
本着情报共享的原则，党中央将这一情报告诉了蒋介石。而蒋介石也非常重视，很快又告诉了美军方面。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情报没有引起美军的重视，或者就是美军为了参战而选择了刻意隐瞒。最终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成功的偷袭了珍珠港，给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情报工作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有的时候即使得到了情报，也改变不了任何事。虽然现实总是如此残酷，但阎宝航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同时，作为一个资深的红色特工，阎宝航虽然有特殊身份作掩护，但也随时面临着被捕或牺牲的危险。对此，阎宝航毫不担心。他总是淡定地说：“我必须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
阎宝航的抗日立场，让他在抗战后期，逐渐成了国民党中的异类。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地情况下，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官甚至认为，宣传抗日等同于共产党！一次，重庆卫戍区司令刘峙突然带着不少士兵，来找阎宝航谈话。刚一开始，他就厉声的问道：“老实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如果换成一些斗争经验欠缺的人，被敌人一诈，可能就露馅儿了。但是阎宝航不同，他淡淡一笑，说道：“是不是疾呼复土还乡，引领企望白山黑水，力争中原沃土还我中华的，都是共产党？那你抓我吧，我自报一名。”一番话说得无懈可击，刘峙被噎得哑口无言。
抗战胜利后，阎宝航离开了情报工作，再次率领社会各界，为国家的和平而奔走。在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阎宝航也回到家乡，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解放后，他又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晚年又参加了党史的编写工作。1968年5月22日，阎宝航在北京逝世，给人间留下了一段“东方佐尔格”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