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同志，那个就是老丁。看他那个样子，能是杀害毛泽民同志的凶手吗？”
1959年9月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陈炳夫，正在一个粮站保卫科干事的指引下，远远地观察一个貌不惊人的搬运工。此人中等身材，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正如保卫科干事所说，他的样子太普通了，似乎真的和传说中残害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刽子手扯不上关系。
但是，陈炳夫的眼睛，却不经意间落到了这个“老丁”的双手上。这个人别看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但是坐在那里腰杆挺拔，双腿自然而然地并拢，而两只手，则是十分规矩的放在膝盖上。
“这个人肯定当过兵！”陈炳夫低声说了一声。这个动作他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旧军阀时代，中下级军官的标准坐姿吗？于是，陈炳夫带着几个人走了过去，将这个“老丁”带去了公安局。
不过，在审讯之时，这个“老丁”却表现得颇为委屈。他矢口否认自己杀害过毛泽民，也不承认自己在旧军队里待过。陈炳夫等人也并未掌握真凭实据，所以也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不过，随着一件物证的出现，整个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身负重托的毛泽民
毛泽民是开国领袖毛主席的弟弟，在家里排行老二。在小的时候，毛泽民俨然就是家里的“好孩子”。他的父亲毛贻昌，是个从小农成长起来的生意人，对儿子上学的唯一要求，就是以后能算账。但是，作为长子的毛主席却心怀天下，整天醉心于历史和文化典籍，与父亲关系不和睦。而毛泽民却是老老实实地读书算账，成了父母勤俭持家的好帮手。
1910年，毛主席外出求学，家里的经济条件却出现了问题。为了帮助父母持家，毛泽民主动辍学，帮父亲干农活，做稻米生意，以支持兄长的学习。结婚之后，毛泽民成了家里的当家人。他凭借优秀的经商头脑，将自家的粮食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毛家的经济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缓解。
但是，从1916年开始，毛家却连遭灾祸。一把莫名其妙烧起来的火，将毛家的房产吞噬大半；第二年，军阀的兵痞过境，将刚有些恢复的毛家洗劫一空。毛泽民殚精竭虑，苦苦地支持一家人的生活。但是在1919年，他和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因病去世。转过年来，父亲毛贻昌也撒手人寰。接二连三的打击，没有击倒毛泽民。他仍然苦苦支撑着家业，供哥哥和弟弟上学。
1921年，毛主席回到家乡，开始劝说弟弟也进入革命的队伍。在团聚的饭桌上，毛泽民明白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于是毅然决定前往长沙，投身于革命队伍之中。由于他善于理财，很快就成了湖南革命队伍之中的“大管家”。他在主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之时，不但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粮食和肉蛋菜，还鼓励在校师生养猪种菜。省下来的钱，就用于减免困难学生的学费。在他的管理下，不少家境贫寒的学子都能上得起学了。
1922年，毛泽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了理财之外，他还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在帮助安源路矿工人期间，他担任教员，传播革命思想。同时，毛泽民还发挥自己的特长，创建消费社，为工人们弄来不少价廉物美的商品，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1930年，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遇难，抛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毛主席忙于革命事业，无法顾及家里，便将孩子托付给了毛泽民。毛泽民带着孩子们前往了上海，安排他们进入我党人员开办的“大同幼稚园”生活。而他自己，则开办印刷厂，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局势就发生了突变。中央特科行动队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导致大量的地下人员需要撤离。毛泽民在组织的安排下，从香港周转，进入了苏区。但是，三个孩子却被留在了上海。后来，老三毛岸龙夭折，毛岸英和毛岸英也险些流落民间。这期间，毛泽民比毛主席还要着急，唯恐有负所托。
不久之后，两个孩子被地下组织找到，并辗转送去了苏联学习，毛泽民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之后，苏区建立起了中央银行，善于理财的毛泽民成为行长。同时，他还担任了闽粤赣军区的经济部部长，每天为军区老百姓的生活殚精竭虑。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毛泽民担任十五大队队长，专门负责给红军筹措粮食和经费。他带着二百多名运输员，将红军的全部家当——2担黄金、12担白银，以及一些美元、珠宝，妥善地带在身边。每使用一些，他都有清晰的账目。等到达陕西之后，几个经济干部一起进行了物资清点，结果没有发现丝毫差错。毛泽民从此就有了一个称号：“红色管家”。
长期的辛勤工作，让毛泽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在苏区和陕北，医疗条件都不好，而且工作也太忙，毛泽民只能强忍病痛坚持。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陕北的经济有所缓解，组织上赶紧安排毛泽民去苏联治病。但是谁也没想到，他这一走，便再也没能回来。
两面三刀的盛世才
在祖国的西北端，情况最复杂也最简单的，就是新疆。这个占全国总面积六分之一的省份，很长时间以来都游离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后来，出身于奉系军阀的盛世才异军突起，在1933年4月推翻了旧军阀金树仁，开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所以盛世才实际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国王”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盛世才和我党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不仅多次要求管理干部进入新疆，还多次充当苏联和我党的国际物资援助桥梁。甚至还有很多次，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蒋经国挑拨他和我党的关系，但是盛世才丝毫不为所动。
看似进步的盛世才，其实在光鲜的外表下还有另一张面孔。作为奉系军阀出身的他，自然无法无师自通地掌握革命的道理。盛世才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共产党向苏联表示友好，获得一些利益。在协助我党获得援助之时，他便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占了不少好处。对于盛世才来讲，共产党是他的“摇钱树”。
但是，我党的政策，历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盛世才这样的人，当然是能争取就争取。抗战开始后，盛世才为了树立一个革命的形象，多次要求我党派干部去支援新疆的建设。我党以陈潭秋为首，派过去了不少人。而正好此时，毛泽民想要从新疆前往苏联。在经过迪化（今乌鲁木齐）时，他的身体有所恢复，于是便化名周彬，留下来工作。
然而，干部们纷纷到来之后，很快就发现了盛世才身上的一些不好的倾向。此人心狠手辣，动辄打人杀人，根本不讲法律。为此，支援干部没少劝导盛世才。但盛世才霸道惯了，什么时候有人敢对他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从这时开始，他和我党的嫌隙开始产生。而恰在此时，国民党中统局的陈立夫乘虚而入，导致了盛世才在思想上逐渐倒向国民党。只不过，他还需要共产党的招牌给他争取国际援助，所以并未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决裂。
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开始阶段打得不好，险些被德国人攻破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力继续对中国提供援助。新疆的国际援助路线因此断裂，盛世才再也捞不着好处了。于是，他和共产党人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
1942年8也，盛世才在进行了一番污蔑之后，突然对共产党人下手。曾经被他请到新疆的干部们，在转眼间就成了阶下囚。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的共产党员和亲属，人数达到了一百四十多人。
为了从这些干部和家属的口中套出情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火速前往迪化，帮助盛世才审讯。徐恩曾在新疆呆了四个多月，每天都用酷刑折磨着革命者。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那个从事经济工作的“周彬”，就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他们将“周彬”当做普通的干部来审理，每日酷刑拷打不断。毛泽民一身是伤，有时候伤口刚刚结痂，就又被残忍地撕开。特务们还曾经七天七夜不许他睡觉，一旦毛泽民犯困，就会被猛烈的化学药剂熏醒。敌人的毒打，又引起了他胃部旧疾的复发，让他每天都苦不堪言。但就是如此，他仍没有透露任何我党的情报，也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是遗憾的是，有人受不住毒打，把毛泽民的真实身份说了出去。盛世才认为，毛泽民既然是毛主席的弟弟，即使他不肯说出组织的秘密，政治象征意义也很大。他准备杀害毛泽民，向国民政府表忠心。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被秘密带入一间审讯室。等着他们的，是敌人的一记凶狠的闷棍。在被打晕后，有几个刽子手走上前来，用几根绳索，结束了这些革命者的生命。
这种行刑方法，是盛世才的残忍“发明”。由于不算公开处决，对外就可以秘而不报。后来，几位烈士被秘密埋葬在了迪化附近的一个荒山中。其间为了向蒋介石表功，盛世才还让人将几人的尸体刨了出来，进行了拍照。
真凶落网
就这样，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突然消失了。但是，盛世才却没有因此得到好的结果。1944年，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官员也产生了矛盾，随即又开始向苏联献殷勤。甚至他还给斯大林发报，希望让新疆以“加盟共和国”的方式并入苏联。这个想法，实在是有够黑暗和歹毒，即使是斯大林这样的铁腕人物，都已经看不下去了。于是，苏联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撤换盛世才。
国民政府对于这种为了自保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也是深恶痛绝的。但是，盛世才在新疆树大根深，无法逮捕，只能找了个借口，将他调回内地。盛世才此时已经是众叛亲离，根本没有和蒋介石较劲的余地，所以便乖乖地听从了安排。就这样，新疆以一种很戏剧性的方式，被国民政府接管。
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进行了和平谈判。周总理此时向“和平将军”张治中提出，在新疆还有一百多名共产党人被扣押。张治中十分重视这个消息，在一番运作之下，所有在押共产党人在1946年7月回到了延安。
毛主席一直在盼望着弟弟的归来，但却只等来了弟妹和侄子。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讲述了丈夫在1943年最后一次来信的情况，从一些细节上，毛主席隐隐感觉到，自己的弟弟可能已经遇害。但是此时，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这一猜想，于是毛泽民就成了一个“失踪”的人。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第二兵团火速进入新疆，全面接管这里的治安工作。政治部副主任刘护平，出任了新疆公安厅的第一任厅长。
刚刚解放的新疆，土匪横行，有大量的治安工作要做。刘户平在肃清他们的同时，还开展工作，寻找当年失踪同志的下落。尤其是陈潭秋、毛泽民两人，现在也该得到一个结果了。
很快，刘户平就破获了一个隐藏在迪化的特务网络，其中一个人交代了盛世才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的事实。同时，此人还交代出了三个具体行刑者的姓名：李英奇、张思信、丁海寰。三个人都是盛世才的亲信，手上的血债都不少。
刘户平赶紧安排抓捕行动，不久之后，张思信落网了。据张思信交代，当初盛世才失势之后，曾带着他们几个亲信去了重庆。但是，他们在国民政府里根本混不出名堂。所以后来，几个人便各奔东西了。张思信自己去了甘肃做皮毛生意，李英奇则去了北京。至于丁海寰的下落，他也不知道。
按照张思信提供的线索，刘护平很快在北京西单抓获了李英奇。在确凿的历史证据面前，这位罪行累累的敌特无可辩驳，很快就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但是，丁海寰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
这个案件一拖，就到了1959年。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时，当年盛世才手下的大队长汤执权在沈阳落网。从汤执权口中，公安战士终于知道了丁海寰的大致情况。原来，两人私交不错，在重庆分别之后，他们还保持着通信。而丁海寰最后一次的寄信地址，竟然是上海！
办案人员马上奔赴上海，但是并没能按照寄信地址抓到丁海寰。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这个人曾经在上海提篮桥海关码头当过海关警察，但解放后便不知所踪。这一下，案件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为了配合调查，上海警方也派出了以陈炳夫为首的一些侦察员。陈炳夫走访了丁海寰通信地址的附近地区，结果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很多老人都说，曾经有一个叫“老丁”的人，能弄到额外的粮票。
“老丁”的这个姓氏，十分地诡异，在上海并不常见。陈炳夫认为，此人有可能就是丁海寰！如果真是的话，他很可能在粮食系统工作。于是，他带着几个人，开始拉网式调查附近的粮站。结果在上海的杨浦区，他们还真找到了这个“老丁”。
正如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一样，这个“老丁”并不符合陈炳夫心中敌人的样子。他看上去并不高大强壮，举止也很普通。关键是，他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而根据相关情况显示，丁海寰是说东北话的。难道真的搞错了？
但是，这个老丁的动作，却引起了陈炳夫的注意。他在坐着的时候，腰身十分挺拔，双腿很自觉地并拢，双手平放在大腿之上。这种坐姿，是旧军阀里中下级军官的标准坐姿。陈炳夫由此断定，此人绝对当过兵。即使不是丁海寰，也有调查的价值。
于是，他出面，以“配合调查”为理由，将“老丁”带回了公安局。但是，“老丁”的态度十分恶劣，根本不承认自己当过军阀的士兵，更不承认自己就是丁海寰。陈炳夫越看他越觉得可疑，于是便申请了搜查令，搜查了“老丁”的住所。结果，他们发现了一张委任状，上面有三个醒目的大字：丁海寰。
面对如此铁证，这个罪行累累的刽子手终于低下了头，交代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以及其他革命者的事实。自此，这件时间跨度长达16年的悬案终于告破，烈士的英灵也得以告慰。
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有很多，毛泽民并非是一个特例。他的妹妹毛泽建、弟弟毛泽覃，也都先后献身于革命，而且去世得比毛泽民还要早。可以说，毛主席的至亲兄弟姐妹，已经为了革命牺牲殆尽。说毛主席一家满门英烈，这一点并非夸张。但是，毛泽民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在红色政权的经济工作中，曾经发挥过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如果他能活着看到新中国诞生，必然会在祖国的建设中，发挥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