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我国的军队中将逐步向苏联制度学习，推行‘一长制’ 。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可能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
1953年9月，正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对苏联军事顾问卡苏林说出了上面那句话。卡苏林似乎十分高兴，相当热烈地与彭老总握手交谈，交换意见，似乎改革已经看见了非常好的前景。
虽然看上去各方对这个意见都很满意，但是彭德怀却没想到，他就快挨批评了！而批评他的，竟然是他多年的战友和挚友——罗荣桓。彭老总脾气火爆，有的时候连毛主席见了他都不敢轻易发火。那么，一向以脾气好而著称的罗帅，又为何会批评他呢？这事情还要从两年多前说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军也正式开启了横扫模式，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稳健推进着。此时，彭老总还是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彭老总是指挥艺术家，西北野战军在他的手上，神出鬼没，将进攻延安的胡宗南、盘踞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洪奎搞得焦头烂额。最终胡宗南去了台湾，另外二马也都流亡海外。他们的部队，除了一部分被收编之外，剩下的都在战场上被消灭。
西北野战军和全国的其他部队一样，也是总司令和政治委员的共同负责制。但是，彭总的威望和能力都摆在那里，在大部分时间里，军事上都是他大权独揽。甚至在西北解放后，推进经济建设的时候，彭老总也是最忙的。
1950年末，由于美国人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运兵和补给线路，导致朝鲜半岛的形势急转直下。党中央权衡利弊之下，决定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这场战争非同小可，必须有一个军政能力俱佳、威望崇高的人来带兵。最后选来选去，毛主席选定了彭德怀。这一次，彭总的身份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真正做到了军政一体。
在经历了三年艰苦的战斗之后，朝鲜战争彻底结束，解放军的整编和改革也被推上议事日程。战争结束，马放南山，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如何将解放军建设成一支有规有矩、在制度上比较完善的军队，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思考。解放军虽然连续击败强敌，但是在官阶、军衔、战士待遇等方面，仍然没有形成体系。一旦军队没有仗打了，就需要完善的制度来维护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开始仿效苏联的制度，来改革解放军。
彭德怀是解放军中，第一个和西方国家交过手、同时又和苏联军事人员共事过的人。他对部队改革的意见，在一开始是主张学习苏联的。他曾经在1952年12月24日，主持了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在会上，彭德怀特意提出了要向苏联学习问题。他说道：“苏联军队打败了军事上极为强大的希特勒，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以及制度上的完整性。”
苏联的军队制度，虽然和欧美在细节有所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部队的“一长制”。也就是说，苏联每支部队的军事长官，是唯一负责人，也是唯一发号施令的人。在中国军队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政委、指导员”之类的政工干部，在苏联的部队里虽然曾间歇性地出现过，但是自从1942开始，便不再设立了，所有的指挥和管理都由部队长官负责。因此为了和对方接轨，军委也想要采用“一长制”，逐步不再设立政委职务。而彭德怀之所以会如同本文开始一样，对苏联顾问卡苏林说出那么一段话，就是基于这种设想。
但实际上，这个设想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就比如罗荣桓，他此时正在北戴河疗养，没有参加会议，所以就没有发表意见。他在听说彭老总和苏联顾问的谈话内容后，突然变得沉默了，心情也低落了好几天。很显然，他对“一长制”有自己的想法。
不久之后，彭老总去北戴河看望老战友，顺便将最近军委的工作做一下通报。只是他没想到，一次简单的探望，却招来了罗荣桓的一顿批评。当谈及“一长制”的时候，罗荣桓突然显得很激动，大声地说道：“政委制度是我们从井冈山时期，一直沿用至今的传统，我觉得是一种军事民主的体现。现在，某些同志是觉得这个传统过时了、应该丢掉了吗？那么，党指挥枪的原则如何体现呢？”
彭老总被对方的两句话，问得哑口无言。他听出来，罗荣桓嘴里的“某些同志”，就是在说自己。两个人曾经是红一方面军的老战友，彼此私交很深厚。虽然后来各自分开了，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但是仍然保持着通信。他们二人说话，是不用有什么太多顾忌的。但是，一向温文尔雅的罗荣桓，突然如此激烈地批评脾气火爆的彭德怀，这种场景真可谓是绝无仅有。
罗荣桓没有理会彭德怀的哑然，而是继续畅所欲言：“苏联的军事制度有其长处，应该学习，但是不应该生搬硬套，他们的意见也不一定就对。还记得第五次反‘围剿’吗？那时候那些军事顾问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可是教训啊。我认为，‘一长制’会削弱党对军队的控制，也会滋长部队长官的傲慢情绪。保留政委职务，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彭老总一边静静地听着，没有辩解和争论，而是陷入了思考。他此时还没去过苏联，但是对苏联人的刻板和蛮横已经有所领教。抗美援朝中的第三次战役，彭德怀在一帆风顺的进攻中，突然察觉了敌人“磁性战术”的阴谋，继而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而苏联大使特伦蒂史蒂柯夫将军却认为，此时的志愿军应该长驱直入，继续追击。而战场的发展证明，彭老总的意见是对的。虽然这件事最终有惊无险，但是苏联人当时的蛮横态度，可真是让彭老总领教了。这样专横的军事主官，是不是苏联的“一长制”造就的呢？这种制度真的适合中国军队吗？彭老总也感到了一丝不安。
其实，“一长制”这种制度，在军事上确实有着一部分积极地意义。如果熟悉中国的军事历史，我们都会发现，在军事主官旁边放一个不懂军事的人，能起到的作用往往是负面的。比如说唐朝、宋朝、明朝，就经常以太监、衙内为“监军”。这帮人不懂军事，但却有军队的决策权，所以经常干出些不知所以的事情来。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战役失败，名将被杀，留下千古悲歌。
但是，这种制度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以苏联来说，问题就不少。一战之后，由于“一长制”的问题，苏联的军事主官变得愈加蛮横。而这种蛮横，是有制度支持的。比如，苏联的军事条令中明确写着：“首长的命令，应无条件地、准确地执行。”这就造成了部队内部的人心离散。战斗指挥，成了首长一个人的事儿，士兵即使看出问题，也不能提意见，只能机械执行。既然如此，又为何要提意见呢？
而且，这种“一长制”发展到极致，更是造成了一些部队中的丑恶现象。首长如果对士兵的某些行为不满意，不管是私人的德行还是形象，只要他不满意，就可以肆意地体罚士兵，侮辱士兵。反正不管自己命令什么，士兵都必须照做，即使过分些也不会被追究。这就造成了一个现实：苏联官兵关系紧张，互相视对方为死对头。
相比起来，中国军队的情况则很不一样。虽然还没有一套严谨的规矩，但是在“官兵平等”的基调下，干部和士兵的关系亲如一家，士兵们也乐于和上级分享自己的战斗经验。朝鲜战场上，中国士兵的战场妙招层出不穷，打得美国人哭爹喊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而在照搬苏联军事制度后，解放军部队却出现了一些和苏军类似的问题。士兵和军事干部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张。基层连队的禁闭室，也逐渐变得“人满为患”。干部处罚士兵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些是因为谈话态度不好，有些是因为单纯地看不上，更有甚者，是有些干部觉得士兵不爱喝“胡辣汤”，和自己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而具体到政委的问题上，中苏双方也有不同。苏联历史上的那些“政委”，其实大部分起到的是“临时司令”的作用。战斗之前，临时设置一下，将几个部队进行短暂的整合，进行越级指挥。这个职位在战争需要时就设立，不需要就撤销，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制度。而中国的“政委”，虽然是政工干部，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军事小白”，他们往往自己就是军事家，不会拖军事主官的后腿。他们的存在，能够在战场上起到润滑剂和镇静剂的作用，同时保证整个部队的团结性。只要想保证部队的思想始终如一，政委就必不可少。
这一点，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罗荣桓，比长期担任军事主官的彭德怀，有着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才会出现他批评彭德怀的情况。
彭老总虽然脾气火爆，但是却明白事理。对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也有着很深的认识，只不过没有罗荣桓考虑得那么深。经过老战友一提醒，他也马上醒悟了过来。其实在他的心里也明白，苏联的那一套，可能适合于苏联军队，但是照搬到解放军这里，肯定存在问题。虽然他挨了批评，但是也同时也更加清楚了，要想进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确实需要动一番脑筋。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立刻着手修改相关意见。经过了深思熟虑，“政委”这个职务，最终在军中得以保留。同时，由这件事情入手，部队中很多刻意模仿苏联军队的地方，也慢慢得以纠正。就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那条：“首长的命令，应无条件地、准确地执行”，被改为：“首长的命令，部属应当坚决、准确地执行。部属如认为命令中确有不适合具体情况的地方，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首长未作修正前仍按原命令执行。如情况不允许请示的时候，部属应当在不违背首长总的意图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地灵活地完成任务。”条令中：“惩戒与奖励，是巩固纪律的两方面”这一条，被改为：“惩戒是维护纪律的一种辅助手段，但严格禁止体罚和侮辱人格。”
经过这一番修改，中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苏两大阵营的新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得以保留，不适用的条例被全部摒弃。至于政委制度，更是在一干开国将帅的力挺之下，成为了我军传统的一部分而得以保留，继续为部队的政治建设作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