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我坚决不信！你们不能这样污蔑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不信我试给你们看！”
1952年3月的一天，一个美国战俘大喊大叫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过志愿军医务人员手中的一个小玻璃瓶，倒出了里边的一只蚂蚁，一口吞进了肚子里。医务人员急了，赶紧过来给他人工催吐。可战俘的态度非常恶劣，歇斯底里地喊着：“我要证明你们错了！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这一天的半夜，该战俘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一晚上跑了20多次厕所。志愿军医务人员无奈地摇摇头，说道：“他也中招了。”
时间退回到1952年的1月27日，这一天的晚上，天格外的黑。在铁原郡的金谷里，一阵恐怖的嗡嗡声从云层中传来，这是美军的轰炸机来了。志愿军的防空部队如临大敌，高射炮立即就位，随时准备对露头的敌机进行打击。
奇怪的是，敌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进行地毯式轰炸，反而是在高空绕了一圈就走了。而第二天，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就在雪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苍蝇和跳蚤。
寒冬腊月，居然能有这么多虫子，这还真是个怪事！
接下来的好几天，很多志愿军的其他阵地上，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伴随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志愿军官兵和朝鲜老百姓，突然出现了上吐下泻、高烧寒战等症状。志愿军紧急组织医疗力量进行应对，但是病例仍然是层出不穷。经过检查，他们所罹患的，是鼠疫、霍乱等在朝鲜早已绝迹的烈性传染病！
2月17日，平康郡的下甲里上空，又有4架美军飞机出现。他们在第26军第234团附近扔下了几颗炸弹后就飞走了。奇怪的是，并没有爆炸声传来。志愿军战士在附近进行了搜索，并且找到了炸弹。炸弹呈开裂状，不但没有爆炸的痕迹，还从里边发现了大量活着的苍蝇。这一下，美军飞机活动与昆虫的异常出没联系在了一起。而通过对这些昆虫的检查，发现它们就是传染病病菌的携带者。
至此，一个让人担心的真相浮出了水面：美军已经对朝鲜人民和志愿军使用了生物武器。
1951年，是朝鲜战场的另一个转折之年。经过了年初的第五次战役、年中的自然灾害和绞杀战，以及10月份开始的美军秋季攻势，战场态势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谁想吃掉谁都不容易。因此，中朝美韩四方不得不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寻求和平的道路。但是，美韩方面为了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断在战场上施压。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日益强大的志愿军防御他们绰绰有余。
美军司令官李奇微对此无计可施。正在此时，美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斯迈耶突然来访，两人一番密谋后，决定使用生物武器。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他们的密谋，而是美国军方的一种思潮。在一份他们的内部报纸中就曾经宣称：“细菌、毒气是最廉价的武器”。二战结束后，为了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美国包庇了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石井四郎和北野政藏，让他们携带资料，协助自己研究生物武器。此次朝鲜战场局面堪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1950年12月就已经讨论过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只不过当时美军还有一战之能，他们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可是秋季攻势失败后，他们黔驴技穷，只能不顾一切地使用了生物武器。
在他们的一番动作下，朝鲜北部的7个道44个郡都出现了疫情。经过检验，美军投放的昆虫共携带有10多种病菌病毒。这场特殊的战役，刚一开打，形势就异常严峻。
1952年2月19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粟裕召开紧急会议，对打赢细菌战做出了具体安排。首先是现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各类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防疫用具紧急装车，连夜运往朝鲜。另外，再紧急赶制1000万份各类疫苗，分批送往朝鲜。
志愿军的前线，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日，以副司令邓华为主任，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抗疫。邓华上任后立刻发布命令，在全军的医疗设施内建立隔离室，并且抽调人力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收治已经被感染的人。在疫苗到位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大面积的接种。到了1952年6月底，全体志愿军都已经接种了鼠疫疫苗两次，霍乱、五联疫苗一次。主要交通线两侧的450多万朝鲜人民，也相继完成了疫苗的接种。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志愿军给战俘营中的“联合国军”战俘也接种了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的东北重镇沈阳的街头，也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不少女同志戴着口罩，穿得严严实实的，拿着各式各样的小瓶子，满世界捕捉昆虫。原来这种反季节的昆虫不止出现在朝鲜，在东北也屡有发现。很显然，敌人的细菌战范围，已经延伸到了中国本土。
1952年三四月间，中国对疫情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应对。在东北的国境线、海港和交通枢纽位置，设立了66个防疫检测站。共有129个防疫大队，在这些区域来回巡逻。而连接东北与首都北京的山海关，也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负责对过往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消杀。在卫生部的倡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卫生总动员也已经开始，各地群众拿起工具清理垃圾，消灭蚊虫、蟑螂、寄生虫，对水源、水渠等容易滋生蚊虫的地区，都加强了保护。
与此同时，一场舆论战也已拉开序幕。1952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美军侵犯中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径进行了控诉，并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制霸权。
消息传来，那些“联合国际”战俘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认为，这都是中朝方面的污蔑，美国绝对不会干出这么肮脏的勾当。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一部分战俘争相吞下中方采集到的虫子，以证明己方的无辜。结果没想到，他们的感染程度，比中朝军民还厉害，有人持续高烧三天三夜，在中国医生的精心护理下，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从此以后，他们也认清了现实，转而站在中朝军民的一面，对美国军方发起了控诉。有人甚至写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永远不要相信美帝国主义！”
与如火如荼的防疫战场和宣传战场不同的是，中朝的谈判代表团此时却非常安静。不少同志提出，应该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的罪恶，让他们难堪。但是作为带队队长的李克农将军，对此却非常谨慎。他先是制止了谈判代表这种情绪化的主张，然后发电报给国内，提出要对此事小心应对，尽量冷处理。
李克农提出这种建议，并不是怕了美军，而是有其务实考虑的。从世界范围来讲，美国实际上控制着主流舆论。对自己不利的消息，或者掩盖，或者通过污蔑倒打一耙。新中国此时还未被世界接纳，中朝方面的舆论宣传战，充其量只能影响到自己的两个国家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是太弱了。换句话说，中国在影响力上，依然与美国不在一个等级。
而朝鲜的停战谈判，此时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各国的记者云集，谈判桌上说什么根本藏不住。如果中方代表提了细菌战，美方掩盖不了，就只能污蔑，或者通过更加剧烈的军事行动来回应。战争各方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堵死！这显然，与中朝方面的谈判初衷是背离的。
很快，从北京发回了党中央的答复：同意李克农的建议，在谈判桌上对细菌战进行冷处理。也因此，谈判得以继续，并且在1953年7月达成协议，让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
朝鲜的停战谈判，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缩影。既然是停战谈判，那么范围就尽量限制在战争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要寸步不让。在别的方面，尽量的少涉及，给对方留面子，以显示诚意。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新中国的初代领导集团解决了90%以上的对外争端，也让中国交到了不少真正的朋友。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正是以这个为基础的。所谓“厚德载物”，智慧的革命领袖们确实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