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同志，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要去哪里？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再弄？我是情报组队长，有什么事儿咱们必须先通气！”
1930年4月的一天，天色已晚，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上海的一间普通民居内，一个人开始着装打扮。此时已经是初春，天气回暖，但是此人仍然穿上了一件大衣，围上了一条能够遮住半张脸的大围脖，头上还戴了一顶礼帽。他照了照镜子，整理了一下，准备走出院门。正好就在此时，迎面碰上了一个身材中等，带着一副宽边眼镜的人。那个人略微吃了一惊后，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这两个人，正要出门的叫做伍豪，正要进门的叫做王庸。熟悉近代史的朋友，一定会熟悉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因为两个人的真名，一个叫周恩来，是中央特科的总负责人；一个叫陈赓，是中央特科情报组的队长！
在听到同志发问后，正要出门的周恩来说道：“你来得正好！黄第洪这个人你感觉如何？他是黄埔一期，和你也算是同学吧。如今他从苏联回来了，想让我给分配工作。我现在出去，就是要找他谈话。”
陈赓摇摇头，说道：“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去！这个人我知道，在校期间就有贪图享乐的趋势，恐怕没法长久和咱们做同志。我觉得，咱们等等鲍君甫同志的消息吧，让他从敌人内部调查一下！”
周恩来点点头。一天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真是险过剃头！如果没有陈赓口中的这位“鲍君甫”的话，会遭遇什么危险难以想象！那么，这位鲍君甫是什么样的人呢？
鲍君甫本名杨登瀛，是广东香山人。他十八岁时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后曾经短暂回国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是很快又回到日本工作。在这期间，鲍君甫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深，被誉为中国人中的“日本通”。
1924年之后，鲍君甫回到国内，参加了五四、五卅两场运动，彻底投身于大革命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个叫杨剑虹的人，两人志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杨剑虹投靠了著名的陈立夫，鲍君甫也因此和不少国民党高层相识。这一时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东风加持下，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1926年，鲍君甫结识了陈养山。陈养山是共产党交通员，此前在五卅运动中受伤，此时回到上海，一边休养一边开展统战工作。他早就听说鲍君甫这位日本通的大名，所以借着工作的机会前来结识。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
和陈养山的接触，以及多年和国民党高官的接触，让鲍君甫感觉出了两个政党的不同。国民党为了发展自己，对很多方面的势力都采取妥协的态度。渐渐地一些外界的不好思潮侵入国民党高层，让其有了腐化的苗头。而共产党的革命是彻底的，所以党员的人格魅力普遍较高。逐渐的，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鲍君甫，也开始向共产党方面转变。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打击！共产党员的人数，从6万锐减到1万。就算是剩下的党员，也都纷纷转入地下活动。也就在此时，陈立夫受命组建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鲍君甫因为杨剑虹的关系，出任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也就是国民党的上海特务人员的首领。
鲍君甫此时非常矛盾。他其实早就看出了国民党内的党同伐异和腐化，早就不想同流合污了。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形势下，他又如何能摆脱呢？他也早就想过跟着共产党走，但自己毕竟是个国民党，共产党能接纳自己吗？
这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鲍君甫的家门。他开门一看，正是陈养山！陈养山因为发动农民起义失败，只能先投奔老朋友来避避风头。之后的几天，陈养山就住在鲍君甫家，两人促膝长谈，更坚定了鲍君甫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他对好友表明了心迹，陈养山权衡之下，把鲍君甫介绍给了党组织！
不久之后，鲍君甫就等来了自己的直接领导——中央特科情报科队长王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陈赓。两个人做了一次深谈，陈赓很赞赏鲍君甫的态度，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陈赓要求他继续以杨登瀛的名字留在调查科，同时还要尽快想办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党组织提供尽可能多的情报！鲍君甫想到能为共产党工作，十分兴奋，答应了陈赓的一切要求。
后来陈赓将鲍君甫的所有情况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个人极为重视，决定利用组织资源，围绕鲍君甫打造一个情报中转平台。很快，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设立了办事处，由地下党连德生担任保镖，张红惠（化名安娥）担任秘书，专门负责鲍君甫系统的情报中转！同时，党组织为了提高鲍君甫的社会地位，特意给他配了一辆小汽车，并且每个月给予互动经费三百块现大洋。如果出现超支的情况，组织另行补充。这个待遇，在党组织内部可谓绝无仅有。
为了能让鲍君甫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周恩来和陈赓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经常会刻意准备一些文件、标语、革命印刷品之类的东西，然后让鲍君甫去“缴获”。更有甚者，还会设置一些专门配合鲍君甫的“假机关单位”以及过时的情报。鲍君甫将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报上去当做自己的功绩，很快就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
有一次，陈赓和鲍君甫联手，导演了一出将计就计的好戏。当时在上海火车站北站的华界地区，本来就有党组织的一个宣传机构。但是后来由于有人告密，致使机构暴露。但是谁也没想到，接待这个告密者的单位中，也有我们的地下党员。经过一番紧张的联络，地下党员将消息告诉给了陈赓。陈赓赶紧双管齐下：一边让人将重要的文件转移走，并将其他的宣传品全部留下；一边通知鲍君甫，让他赶紧向调查科上级举报。结果可想而知，鲍君甫“又一次发现了共产党的宣传机构！”陈立夫对他的信任更深了！
在从事情报工作的日子里，鲍君甫每天都在办公室、娱乐场所、大德路办事处之间穿梭。他会拿着从调查科或者警备司令部带出来的情报，交给办事处秘书张红惠，再由张红惠归纳整理后交给陈赓。同时，苏区如果需要什么特别的商品，鲍君甫也会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购买。另外，对于那些被捕的同志，鲍君甫也是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对于有哪些人当了叛徒之类的消息，鲍君甫更是会第一时间通知陈赓！
1930年4月，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苏联返回上海。此人本来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经由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的。但是由于受不了清苦的生活，他早已有心投降国民党。他回到上海后，听说周恩来也在此地，便一边申请面谈，一边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效忠信，说自己可以约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伍豪，希望国民党配合抓捕。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黄第洪还是比较熟悉的，也非常信任他。在听说对方邀请自己见面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殊不知，对方已经给自己织起了一张天罗地网！
这是周恩来情报生涯中，少有的大意之一。这倒不是他太信任黄第洪，以至于失去了警戒的本能，而是因为此时的斗争形势太艰苦了。上海的情报工作虽然成绩斐然，但是毕竟人手太少，很多敌人的部门中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能多吸收一个人，便会多一份力量。正因如此，在他看到黄第洪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才会放松了警惕。
于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就发生了。周恩来穿好衣服，收拾停当，就准备去见黄第洪。如果这次他真的去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幸的是，陈赓这时候刚好过来。在陈赓的劝说下，周恩来终于答应暂缓见面，先等鲍君甫搞清楚情况再说。
而鲍君甫一方，情况正发生着戏剧性的转变。原来，蒋介石在接到黄第洪的效忠信后，非常重视，便交代中统大特务徐恩增处理此事。而徐恩增恰恰把接待黄第洪的任务，交给了鲍君甫！这可当真是冤家路窄！鲍君甫在拿到黄第洪的所有材料后，马上就开车赶赴了陈赓处。他在巷口没有进去，而是用汽车喇叭打出了信号。陈赓刚刚劝住周恩来，就听见了鲍君甫的暗号，于是就马上出去接头。等他再回到周恩来身边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个大信封，里边全是黄第洪叛变的证据。周恩来看了这些材料后，恨恨地说了一句：“这个叛徒！”然后就安排红队行动，除掉了黄第洪！
鲍君甫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社会关系，博得了中统高层的赏识。陈立夫、徐恩增甚至将和租界巡捕联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鲍君甫也利用这一点，结交了巡捕头目兰普逊，并多次营救出了深陷租界监狱的共产党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关向应和任弼时。
1931年4月，情况急转直下。中央特科红队队长顾顺章在外出执行任务时，竟然迷恋上了一个女人。为了满足这个女人的需要，他开始抛头露面的表演魔术挣钱，结果就被国民党的情报机关盯上了。不久之后，顾顺章被捕了。谁也没想到，这位号称特工大师的老革命，竟然极为轻易地就叛变了！顾顺章故作姿态，强调自己的情报必须见到蒋介石之后才能透露。并且说在他说话之前，一定不能向南京方面通报。但是特务们为了邀功，当天就将情况电告南京。这一举动，让周恩来领导的地下组织有了喘息的机会，因为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是地下党的传奇特工钱壮飞！
钱壮飞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将情况反映给了自己的联系人李克农。随着李克农的进一步上报，周恩来迅速行动，在短短的一天时间之内，就将大部分机关转移，把损失降到了最低。而鲍君甫作为一个外围情报员，也接到了即将暴露的通知。
对鲍君甫的示警，是陈赓亲自去的。当时，陈赓很关切的劝说鲍君甫：“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一旦被抓了，是十分危险的。如今我们的机关都转移了，此地实在不宜久留，你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才是。”
对这件事，鲍君甫的反应却是十分冷淡的。他自信，以自己和杨剑虹的关系，以及杨剑虹的后台张道藩的关系，足够保证自己平安无事。于是他说道：“我哪儿也不会去的，就呆在家里。我就不信，一个初来乍到的顾顺章，能斗过叶茂根深的张道藩！”
陈赓见劝不动他，便说道：“你执意不想走，也可以。你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比较有利。如果顾顺章咬你，你就反过来咬他，其他的一句也不要多说！请你放心，日后肯定是我们共产党得天下，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送走陈赓，鲍君甫仍然不慌不忙。结果当天下午，中统行动队的人就砸开了他的房门，以“告密者”的罪名拘捕了鲍君甫。
不久之后，鲍君甫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事实上，对他的打击确实是雷声大雨点小。他毕竟是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这一系统上的人，如果坐实了他是共产党的话，这些的面子上都不好看。所以，鲍君甫在狱中没有受到严刑拷打，反而过得还不错。不久之后，和他熟识的陈赓也被抓了进来。敌人对待陈赓，可不像对鲍君甫一样客气，动辄就是严刑拷打。鲍君甫看不下去，便动用关系，给陈赓免去了不少酷刑。陈赓感动地说：“今后，共产党是一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不久之后，鲍君甫就离开了宪兵监狱。原来当初将他弄进特务机关的张道藩，为了自己的脸面，出面死保鲍君甫。他对陈立夫和蒋介石说：“杨登瀛（既鲍君甫）就是一个情报贩子，干事儿就是为了钱，不是大罪。而且，他也没少给我们做事，还是有功的，应该宽宥。”最后两位大佬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同意释放鲍君甫。而徐恩增方面，也同样是一路绿灯。就这样，鲍君甫被释放了。但是，特务的核心部门他是呆不了了，只能被安排去反省院当一个副院长。从此以后，鲍君甫脱离了情报工作，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渐渐变得简单而平淡。
抗日战争打响后，国民党特工总部西迁而走，而鲍君甫则作为一名弃子被留在了南京。他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艰难的生存着，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抗战结束后，国民党重返南京，但是谁也想不起来还有鲍君甫这么一个人，他只能是继续穷困潦倒。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鲍君甫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断了，只能是摆起一个小烟摊，辛苦度日。
1951年后，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开始登记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人。这次登记，实际上是给那些曾经犯过历史罪行的人一个自首的机会。鲍君甫此时觉得，自己曾经为共产党做过事，不应该算国民党系统的人了，就没有去登记。结果登记期限一过，他就被抓了起来。毕竟当初那些隐秘战线的事情，知道的人范围有限。
在审讯室中，鲍君甫表示，自己曾经在1928年到1931年期间，帮共产党做过事。并且他还说，陈赓和陈养山可以出面为自己作证。审讯人员为了核实问题，亲自找到两位首长了解情况。陈赓和陈养山这才知道，原来鲍君甫还在人世！他们不但写了材料，证明鲍君甫确实曾经是我党的情报人员，还指派地方，为鲍君甫的生活提供保障！
1956年春天，老干部们在北京举行聚会，陈赓特意指派南京军区，将鲍君甫接到北京一聚。就这样，分别了25年的同志们再次聚首！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岁月，感慨良多。后来陈赓、陈养山和安娥共同出面，通知南京市公安局，每个月给鲍君甫提供100元生活费。而安娥更是每一年都会拿出自己的积蓄，为鲍君甫一家添置棉衣！
1969年，鲍君甫病重住院，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在临终前，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内奸！但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周总理是知道我的……。”而已经是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也确实没有忘记他。在一次和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的谈话中，他提到了很多机密的名字，其中便有鲍君甫。周总理还说了一句很语重心长的话：“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鲍君甫的一生，确实很难总结和定性。他是中统在上海的特务头子，但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他的生活并不如党员一般自律，花钱如流水，但却也能为了营救共产党人而一掷千金。可不管怎么说，鲍君甫对于中国的解放事业是有功的，他也同样值得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