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他是有过大功的人！”
毛主席曾经多次这样评价王稼祥。他对这位安徽籍的“红色教授”，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其中既有惺惺相惜的同志友情，也有一部分为国为民的感恩之情。
王稼祥
不过，王稼祥虽然载誉如此，但党内却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存在，虽然资历很高，但是地位却并不算高，甚至长期处在没有工作的状态下。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才将两个重要的职务摆在了王稼祥面前，让他挑一个去上任。那么，王稼祥的工作问题到底为何那么难以解决呢？这话还要从头说起。
王稼祥是安徽省泾县人，1906年出生。他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之后因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得到了升华。1925年9月，他加入了共青团，并且进入了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他转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非常难得的是，王稼祥不是那种迷信苏联的人。毛主席曾称赞他：“面对国内问题有国际视野，但同时又能结合本国实际。”他往往在得到了新的知识和思想之后，都会主动地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印证，琢磨外国的经验是否完全适用于国内。这在当时普遍迷信国外经验的风气中，是非常难得的。
1930年，王稼祥回国，开始从事宣传工作。第二年，他又进入苏区，从红军的政治工作做起，逐渐成为了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3年，王稼祥遭遇了一次改变他一生的厄运：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敌人的飞机来了一次空袭，结果炸弹就在王稼祥的身边爆炸，一块很大的弹片，击中了他的腹部，王稼祥的肠子被打穿了。以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来讲，这种涉及内脏的伤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况且，当时红军的医疗部门没有麻药，让一个人在清醒状态下接受大手术，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为了整个红军，王稼祥最终还是决定接受手术，给自己搏一个活命的机会。就这样，一台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惨烈经历开始了。医生被迫在王稼祥清醒的状态下，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医生不仅要清理腹腔，还要缝合内脏和肌肉层、真皮层，每一刀和每一针下去，都会伴随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红军军医
但是，王稼祥居然挺了过来。当手术完成后，手术台上已经全是他流出的汗水。事后很多人都表示，这场手术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了华佗给关羽实施的“刮骨疗毒”。
手术过后，王稼祥活了下来，但是伤口的复原却很不乐观。由于缺医少药，王稼祥的伤口经常感染，难以彻底愈合。逐渐地，新伤成为了老伤，即使后来恢复了一些，也往往会因为阴天下雨之类的外因而引起复发。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腹部伤口的复发成为阻碍王稼祥工作的重要因素。
虽然人在军职，但是王稼祥并不算是一个军事家。指挥作战、排兵布阵、制定总体战略，这些工作都非他所长。王稼祥的能力，是化解各方面的在指挥作战时发生的矛盾，保证指挥集体的团结。但是，他的这种角色，到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之时，也已经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
当时，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虽然仅仅是一个有些街垒战经验的半吊子指挥员，但是却有着欧洲人特有的傲慢。他一直认为，中国人不会打仗，自己的意见就是权威。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又偏偏是个外国经验的迷信者，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一来，红军放弃了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游击战术，改打阵地战和“短促突击”。同时，他们也对好不容易获得的军事情报置若罔闻。结果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红军伤亡惨重。到了1934年11月，难以为继的红军只能开始长征。
长征刚刚开始，王稼祥的伤势便复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让人抬着走。虽然身上疼痛，但是王稼祥的头脑却是清醒的，他在仔细思考着历次反“围剿”的得失，以及红军的未来。在一次毛主席来看望他的时候，王稼祥握着毛主席的手，非常痛心地说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让李德这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军事顾问下台。”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在军事上的得失，确定下一步的军事指挥核心和行动路线。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指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此时周恩来、朱德等几乎所有的其他领导都支持毛主席，但是毕竟博古的地位太高，不肯轻易地让出权利。在双方形成了僵局的时候，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站了出来，公开支持毛主席。最终，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小组，全面负责军事指挥。
三人小组中，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指挥能力都突出，自然是核心中的核心。而周恩来擅长执行，而且心思细密，有情报工作经验，所以成为了第一辅助。而王稼祥也继续扮演原来的角色，负责团结。三人配合无间，将红军从泥潭中拯救了出来。这也就是毛主席此后一直非常感念王稼祥，并且感谢其关键时刻支持自己的原因。
遵义会议画作
正当一切都步入正轨的时候，王稼祥的伤势复发。过草地时，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王稼祥的伤口开裂化脓。由于没有条件消毒，他只能一直硬挺着。耽误了一段时间之后，王稼祥的伤口里甚至爬出了虫子。这种巨大的痛苦，足以让任何一个人放弃活下去的勇气。但是，王稼祥没有，他一直坚持着，直到环境有所好转。
这一次，虽然他又挺过了一关，但是身体的情况却越来越差了。到达陕北之后，他的伤情再度恶化，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了。党中央只能通过秘密渠道，将王稼祥送去上海治疗。然而到了上海，那里的医院也同样束手无策。王稼祥撑到了1937年夏天，才借着抗战爆发的机会，启程去苏联治伤。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党中央安排他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红军过草地画作
但是，到了1944年，王稼祥的伤势再度复发，不得不再次去苏联治疗。这一次，他恢复了两年多。等到1947年他回来的时候，解放战争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正在陕北牵制敌人，无法让王稼祥跟随。所以经过考虑，党组织决定让他先在东北局城工部工作。
王稼祥在东北，并不仅仅负责城市管理规划和经济复苏，还担任宣传工作。他的文笔好，政治能力突出，做这些工作得心应手。党中央在西柏坡安定下来后，毛主席多次对王稼祥的工作表示肯定。
时间很快到了1949年。经过三大战役之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尽数解放。而且，解放军的战斗力非凡，国民党精锐的重兵集团已经被消灭殆尽。在未来的南方作战中，他们已经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了。新中国的建立，已经是近在眼前了。为了统一思想，制定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党中央在3月5日召开了七届二次会议，也就是著名的“西柏坡会议”。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除了确定在北平建都之外，还对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等工作做好了规划。由于东北地区在各大解放区里起步最早，城市管理经验最多，党中央决定，从东北调一批干部出来，去全国任职。
西柏坡
王稼祥也是东北调过来的干部，也参加了本次会议。通过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有所预感：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动。果不其然，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毛主席便叫王稼祥过去谈话。
毛主席和王稼祥，这对红军时期的老搭档，此时已经有四五年没在一起单独谈话了。在西柏坡会议开始后，两人也都是在公开场合相见，并没有好好聊过彼此的近况。其实，他们的心里都一直想着对方。所以这次见面，两人好好地聊了一会儿天，时间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毛主席
寒暄之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王稼祥说：“全国快解放了，人事安排肯定会有变动。你不要回东北局了，党中央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现在有两个适合你的工作，我来说说，你看看愿意做哪一件。”
王稼祥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请主席决定就好。”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说道：“这两个工作，还是你自己挑一个吧。一个是中央的宣传部长，是个把握政治方向和文字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出任我们驻苏联的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你在苏联的时间长，各方面情况都熟悉。这两个工作都很重要，也都适合你，你看看，想干哪一个。”
毛主席王稼祥剧照
王稼祥想了一下，不敢轻易定夺。虽然毛主席的话轻描淡写，但是这两个职位都是非同小可的。如果做不好，对未来新中国的发展，是会造成不利影响的。王稼祥向主席要了一天的时间，说是要仔细地考虑一下。
毛主席点点头，说道：“你考虑好就告诉我，进了北平我就要宣布了。”
此时虽然还未最终确定进京的具体时间，但王稼祥明白，日子不会太远。不管自己如何选择，留给他的时间都不会太多。
其实，王稼祥说是考虑，其实是准备回到住处后，和自己的妻子商量一下。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是学医的，对于新中国的医学建设早有向往。这么多年来，朱仲丽一直担任着王稼祥保健医的工作，夫妻二人自结婚后几乎没有分开。王稼祥的工作选择，将会决定了自己未来在什么地方生活，自然也就决定了朱仲丽的未来。王稼祥很尊重妻子，这类的事情，他不会独断专行。
王稼祥夫妇
回去之后，王稼祥和妻子好好地谈了一下，并且希望朱仲丽给个参考意见。但是朱仲丽觉得，这个主意还得王稼祥自己拿，毕竟他适合什么工作，以及国家的需求情况只有他才清楚，自己不能干扰丈夫的选择。
最终，王稼祥告诉妻子，自己还是想去当驻苏联大使。他在苏联待了很多年，还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在苏联有很多朋友。而且，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中苏关系势必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勇于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朱仲丽对丈夫的选择表示同意。但是她同时，也为这个选择感到担心。王稼祥的伤病，始终是个挥之不去的隐患。朱仲丽明白，对于已经形成的老伤来讲，气温越低越麻烦。而苏联的纬度高，气温要比北京要低上不少，去苏联，无异于选择了一个更加不利的自然环境。看来，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于是第二天，王稼祥找到毛主席，给出了自己的选择。毛主席非常高兴，鼓励他好好准备，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成绩来。
党中央进京之后，王稼祥简单地准备了一下，便带着夫人朱仲丽，踏上了去苏联的旅程。
其实在那个时期，苏联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强国，是很有些“老大哥”气质的，十分喜欢干涉中国事务。比如说当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提出“划江而治”的提议时，苏联是非常同意的，甚至想逼迫毛主席同意。但是，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这就需要外交人员的解释和争取。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需要王稼祥这样既懂得中国国情、又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人来协调。
斯大林
同样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有大量的工业化工作需要苏联的援助。具体的项目如何谈，如何理顺谈判的管道，铺平谈判的道路，这都是关系到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国家发展的大事。这些也是王稼祥工作内容，也需要他去完成。
这些复杂的关系，最终都在王稼祥的手上，慢慢地梳理清晰了。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最终的结果，还算是令人满意。王稼祥的政治能力，再次得到了证明。不过，苏联的苦寒天气却让王稼祥落下了一个毛病——为了给腹部保温，他要经常带一个暖水袋热敷。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1951年，王稼祥回到国内，开始在中央工作。他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在许多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上发挥了作用。而外交工作，他也一直没有放松，经常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但是在历史的特殊时期，王稼祥却被迫赋闲在家。在毛主席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马上做出指示：“王稼祥是对革命有大功的，应该让他出来工作。”于是就有了1973年，王稼祥重回中央。但是，他的身体最终还是没能支撑下去。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病逝，终年68岁。
王稼祥是一位比较“纯”的革命家，虽然他没有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没有周总理的执行能力，但是他却是一个能够团结别人的，也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能够立足于本国实际，不盲从于所谓的“权威”，坚定地选择正确的一方，这在历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他这种坚持真理的作风，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