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6月份间的很多报纸上，都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只见很多拿着枪的解放军，一排排整齐的睡在上海的马路上！这形象似乎和传统的胜利之师趾高气昂的形象极不相符，但是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普遍赞誉。人们纷纷说着：解放军真是一只威武之师，仁义之师！这件事，和开国元帅陈毅有着很大关系。
总统府的迷思
1948年11月16日，在淮海战役已经开始的10天以后，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协商决定一切前方问题。到了1949年2月21日，总前委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对进行渡江战役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和其他的部队进行统一的协调指挥。
实际上，此时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虽然现在国共双方仍然在进行和谈，但是谁都清楚，共产党不会同意国民党提出的“划江而治”，而国民党也无法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取消一切反动军队和统治”。这次谈判，不过是大战之前的一次修整。
果不其然，1949年4月20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双方谈判破裂。第二天，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便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霎时间，在湖口、靖江之间的千里江面上，人民解放军分中、东、西三个强渡长江。而国民党士兵早就无心恋战，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很快土崩瓦解。
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这座历史悠久又灾难深重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可是很快，就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发生了。
按照原先的安排，南京应该是由陈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接管。可是由于战事发展太快，南京解放时，陈赓的部队还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地段，仓促之间赶不过来。于是总前委决定，由三野八兵团的鲁中南纵队和35军进驻南京。4月25日，35军103师307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带人为部队安排食宿。由于不熟悉城市的布局，三拐两拐，竟然闯入了位于西康路的美国驻华大使馆。
解放军的突然登门，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十分吃惊。这位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中国通”用汉语说道：“我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你们不经允许就进入使馆，就相当于侵犯了美国。你们必须立即退出去！”谢宝云没有受过外交方面的培训，对使馆的意义和作用并不清楚，只觉得多少年受外国人的气，如今解放了，哪里容得你们叫嚣！于是他高声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什么美国大使馆，只知道这是中国的地方，这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
此事后来演变成了一件十分尴尬的外交事件，很多当地的外国使节都纷纷表示了对自己人身安全的担忧。4月27日凌晨四时，中央军委给总前委发来了电报，其中有句分量极重的话：“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放任发展，可能会引出大乱子。”
拿着电报，陈毅和邓小平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在1949年年初，毛主席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的革命进入了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也将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主席要求政工和军事人员“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4月1日渡江战役开始前，解放军又公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其中明确要求部队在进入大城市后要“不住民房、商铺”。而中央军委已给总前委和华东局发出了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工作八条指示。可谁想到真到了进城的时候，还是出了岔子。
陈毅和邓小平加快了自己的步伐，于4月28日来到南京“总统府”之后，又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只见总统府东园满地是水，而原本象征隆重的红地毯，已经在被泡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原来是一个进驻总统府的战士，没见过自来水龙头，一时好奇，就扳来扳去地玩儿了一会儿。可没想到这么一弄，水龙头坏了，水止不住地流了一地，造成了现在这幅景象。邓小平为此大发雷霆，骂战士们是“败家子”，不珍惜东西。陈毅也赶紧命令部队将总统府好好打扫一遍，除了站岗的，其他人全部撤出总统府。
上海战役推迟
经过了南京的一系列事件，总前委的几位领导深切地体会到了，毛主席曾经说的那句：“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到底是什么意思。诚然，战士们的军纪是无须担心的，他们绝对不会干出烧杀抢掠的事情来。但是，毕竟解放军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没见过大城市的设施，有时候出于无心，也很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破坏。
为了如何顺利进驻上海，总前委再三开会研究。如果按照原计划，大概一周之后，第三野战军就要解放和接管上海。但是以现在情况看，这种设想有些过于乐观了。部队打仗没问题，一周之内攻下上海、歼灭或驱逐守敌汤恩伯部五万多人根本不是难事儿。但是打下来不等于接收好。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人员密集，成分复杂，如果出点儿什么乱子，比南京的影响还要更坏。在经过缜密的思考下，4月30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提出，攻占上海应该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方为稳妥。5月3日，毛主席批准了总前委的意见，并且明确表示，第三野战军要推迟进占上海，“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
丹阳整训
就在致电毛主席的同时，总前委命令准备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第十兵团集中起来，进行入城政策及纪律教育。为了引起重视，总前委特意强调，“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同时，总前委还对上海战役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打得好”，显示出解放军的威力和艺术；二是要“进得好”，入城后要展示出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
至于整训地点，就放在了东距上海200公里、北距南京68公里的小镇丹阳。
于是，这个仅有3万人口的小镇，很快就变得车水马龙。5月2日，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带领部分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来到丹阳。第二天，陈毅也从南京经镇江抵达丹阳。他到来之后，立即着手组织干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求部队先从思想上解决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之后，陈毅又安排的干部学习了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入城守则和纪律》等文件。5月6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也来到丹阳，召开了整训会议，进一步强调进入上海之后要遵守的政策和纪律，提出“要保持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传统和作风，一定要做到既能睡洋房、点电灯，也能睡牛栏、点油灯。一定要保持思想上纯洁，千万不能腐化。”
虽然经过了整训教育，在5月8日，陈毅还是看到了自己不愿看到的情况：这天他正在散步，突然发现当地的光明大戏院门前传来了吵闹声。原来是当天，戏院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没有买票，却硬要闯进去看戏，有的人已经闯进去了，占了座，让买票的群众无法入场。陈毅当即上前干预，并命令所有没票的军人全部退场。
这一情况，让陈毅既忧且喜。喜的是问题发现得早，要是进了上海再出现这种问题，那解放军的形象必然大受影响；忧的是部队还没进大城市，就已经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如不加紧整训，后果将非常严重。于是他下决心，加大整训力度。
5月10日，在丹阳镇的南大王庙，陈毅给所有即将接管上海的干部们作报告。刚一开场，他就大声地说道：“野战军不能再‘野’了！”并且接连举出光明大戏院、丹阳师范（也是陈毅在暗访之时，了解到有战士摘走了学校的一个灯泡）等一系列事件，批评说“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
陈毅继续说，上海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是个灯红酒绿的温柔乡，是百年来发展最为奇怪的复杂城市。想要接管好他，必须要有在各个方面谨慎小心，否则一定会栽跟头！进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道难关，也是一个伟大的考验。这次进去是否会被赶出来，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决定！入城纪律，是我党入城政策的前奏，是给所有上海人和中国城市居民的见面礼！如果搞不好，会影响后边的一系列工作。
会议上，陈毅特别强调了部队“不能进入民宅，在没找到营房的时候就要睡马路”这一点。这一点在4月1日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中已经被反复强调过了。在当初制定这一政策之时，曾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很多战士在根据地住惯了百姓的房子，有一种十分执拗的“老房东”情结。他们举出了很多困难，比如说天气凉，部队不住民房如果得病了，会影响战斗力；如果下雨，战士淋湿了不说，武器还无法好好保护等等。但是陈毅对这些意见就一句话：“这些困难必须想办法克服，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此时旧事重提，可见他对问题的重视。
当然，对于战士们的身体，党中央也是很关怀的。在5月1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和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建筑。”
最后，总前委的五位委员、三野副司令员粟裕，一起做了《怎样进入大上海》的报告。干部和战士统一了思想，认清了新的斗争形势，纷纷写下了保证书。丹阳整训胜利结束，部队浩浩荡荡开往大上海！
不久，毛主席收到了总前委的报告，非常欣慰，立即回电写道：“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秋毫无犯的解放军
进攻上海的战斗是艰苦的。这倒不是因为解放军战士的战斗力不足，而是因为在攻击时，他们总要设法保全上海的市政设施和财产安全。所以整个战役中，解放军都没有使用重武器。这种打仗方式被粟裕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让战士们出现了更大的伤亡。不过也正因此，上海的众多工商业设施得以保全，让战后重建工作事半功倍。
战役进行同时，已经被内部任命为上海市长的陈毅和三野政委饶漱石、副司令粟裕等人到达苏州火车站，共同商讨接管上海的问题。
5月25日起，三野的第九、十兵团攻入上海市区。战士们白天与敌人浴血奋战，晚上累了困了，就席地而卧，抱着枪睡在马路上。陈毅此时仍然不放心部队的纪律问题，于是就让警卫营教导员王致冰带着两个战士，去沿路探查。只见战士们在5月乍暖还寒的天气里，身着单衣，蜷缩的睡在冰冷的地上。此时天公不作美，撒下了点点小雨，但战士们仍然不为所动。有些百姓热情地邀请战士们进屋歇息，都被婉言谢绝。战士们如此，干部们也是如此，27军军长聂凤智就一边趴在地上，一边看着地图。
当王致冰把自己的检查结果汇报给陈毅时，陈毅说道：“好！一定要强调，部队在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不能惊扰老百姓。”
5月27日早上，上海市区的枪声已经越来越小，很多上海市民打开了自家的门窗，却惊奇地发现湿漉漉的马路边上，整齐的躺着一排排的解放军！他们怀抱枪支和衣而卧，在雨中睡了整整一个晚上！
解放军的纪律性，征服了上海市民。他们后来表示，从上海市成立到现在，他们见过租界中的外国兵，见过日本兵，见过国民党士兵，但从来没见过纪律如此严明的军队！很多人操着上海的方言说道：“从没有见过介好的军队！”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解放军很好地完成了“给党代言”的任务，让所有大城市的市民对新生的政权充满了期待。
几乎同一时间，第三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摄影组组长陆仁生出现在了街道上。陆仁生在1939年便在常熟创办过白雪照相馆，后来又担任过县委的宣传部长，对照相独有心得。几个月前，总前委五位领导的唯一一张合影就是出自他手。如今，他看到解放军战士们一排排地睡在上海的屋檐下，感慨良多。出于职业的敏感性，他用手中的照相机照下了几张极具震撼力的镜头。后来经过上级的审查，照片在5月28日被刊登在《解放日报》创刊号上。一时间，海内外读者都目睹了这极具冲击力的照片。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就感慨地说：“看了这张照片，我才明白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被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此后，就连美国人都纷纷刊登了这一照片。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也感慨道：“这是红色中国第一张‘上海公报’！”而曾经在南京和解放军发生过不愉快的司徒雷登，后来也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对民众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
如今，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将近71年，不但没有出现外国敌对势力所希望的内乱，反而是欣欣向荣，愈加富强，这与人民军队的有力保护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愧于是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在以后的岁月中，随着新武器的不断装备，人民解放军仍然会继续保护人民和经济成果，成为和平的守护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