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同志，我最近接到东亚同文书院的招聘通知，我准备到该学校任教，伺机宣传革命思想，策反日军谍报人员……。”
1930年3月，一封密信被送到了上海的中央特科总部内。信上除了上述的文字外，还附有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拿着这封信，和身边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一番讨论。有了结论后，他郑重下笔写了回信：“同意你的意见，但务必小心从事。如果发现情况有变，则立刻撤离！”
谁能想到，周恩来此时的这个决定，不但让中央特科诞生了一个超级谍报人员，还影响了世界，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进程。这位超级谍报人员，就是一代传奇特工王学文。
早年经历
王学文是江苏徐州人，1895年5月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药材商人，家境还算殷实。常年跑生意场，让王学文的父亲有着独到的眼光。他明白，当时中国的老式学校已经无法培养出人才了。想要能获得更高的成就，就必须出国留学。于是在1910年，王学文在父亲的安排下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同文书院进修。在学习中，他和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成了同班同学。
1915年，王学文学有所成，而且也年满20岁了。此时老家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是给他订了一门亲事，要他回家结婚。对这种包办婚姻，王学文本来没有期待，但是毕竟父命难违，他还是选择回家完婚。新婚之夜，他掀开新娘子的盖头，竟然意外地被新娘的气质所吸引。在交谈中，王学文知道了妻子的名字叫刘静淑，是一位家学渊源很深的乡绅之女。两人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是却在新婚之夜一见钟情。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夫妻携手相伴，成为了终身的伴侣和革命道路上的同志。
婚后，国内的形式越来越乱。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变得越来越明显，西南军阀已经在蔡锷将军的带领下，积极进行讨袁战争了。江苏徐州自古是四战之地，局势几乎一天一变。王学文实在无法在这种环境下呆下去，于是便带着妻子返回日本定居。
王学文此时，已经有了很深的学术基础。再次来到日本后，他就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本科学位。在这里，他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他的导师河上肇。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经常喜欢在自己的课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王学文对这些理论很有兴趣，经常在下课后和导师切磋。河上肇先生也开始刻意引导王学文，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体系。
投身革命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蒋介石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王学文听说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止于此，他还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一心要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但是，此时他遭遇了一个特别尴尬的困难——经济问题。
在日本的日子，王学文的所有开销，都是由自己的家庭提供的。如果仅以他们夫妻二人来算的话，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是足够的。但是随着3个孩子的降生，王学文一家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拮据起来。而此时，父亲在国内的生意也不好做，给不了他更多的钱。这样一来，王学文一家的生活就变得很艰难。有的时候因为交不起房租，甚至要去佛寺中借宿。后来妻子刘静淑找了些门路，接了些手工活，挣钱贴补家用。但是王学文爱书如命，经常拿着这些钱去买书。所以几年下来，他一点积蓄都没有。现在要回国了，他才发现自己连船票都买不起。
此时，热心肠的河上肇先生找到了王学文，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王学文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想回到祖国。河上肇感叹这个学生可以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中勇赴国难，于是就把自己的200元积蓄双手相赠。靠着导师的资助，王学文总算是回到了国内。
王学文回国的第一站，来到了上海。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认识了周恩来。此时，党组织对王学文的定位，还不是一位情报工作人员，而是一个宣传员。党组织安排王学文去往武汉，担任国共合办的《海外周刊》的主编。
王学文到任后，工作非常努力，也很有成绩。但是没干几个月，“七一五”事件就爆发了，国共两党彻底分裂，《海外周刊》名存实亡。王学文正在困惑间，听说了周恩来正在准备南昌起义。于是他立刻收拾了一下，买了车票就往南昌赶去。可没想到路上因为兵祸，火车被耽搁了。等他到达的时候，起义队伍已经离开了南昌。王学文没赶上起义，只能遗憾地回到武汉。但是此时，武汉也已经不安全了，于是王学文决定第三次东渡日本，去那里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离开武汉的船上，王学文巧遇了祖籍台湾的中共党员杨春松。杨春松说，台湾此时仍然是一片马克思主义的荒漠，希望王学文能去那里做宣传。王学文欣然前往，并且在日本殖民者的眼皮子底下，举办了多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会。他号召台湾人们团结起来，坚持抗争。这一段时光，也让王学文成了在台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他的鼓励下，台湾的许多有志青年都站了起来，投身革命道路。
在台湾转了大半年之后，王学文又回到上海。此时，中央特科已经成立。王学文以社会名流、经济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开始慢慢地接触情报工作。在这一时期，他还见到过有“红色间谍王”之称的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双方有过情报方面的交流。
进入日军间谍学校
1930年3月，王学文突然接到一份招聘启事，上面写着，“东亚同文书院”希望王学文能过去任教，给在此读书的日本人讲述中国文化。王学文突然感觉精神一振，喜上眉梢。
王学文会有这种反应，是因为这所“东亚同文书院”可不是一般的学校。它的历史和职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独树一帜，非常重要。
时间回到1886年。这一年，已经成军的北洋水师威风凛凛地驶入了日本长崎港。此次航行明面上说是一次友好访问，实际上却是李鸿章震慑日本人的一次示威行动。看着体型硕大、船坚炮利的定远号和镇远号，日本人又是气愤又是羡慕。为了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日本派遣了大量间谍来到中国。其中一个名叫根津一的日本陆军少佐甚至扬言：“要用间谍战打败整个清朝！”
在一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当然需要一个表面上合法的身份。于是在日本参谋长川上操六的主持、大特务荒尾精的操作下，日军在中国开设了一个叫“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校。它明面是一所从事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校，背地里干的，却是培养日本青年间谍的勾当！
1893年6月，第一批150名日本青年间谍从研究所毕业。他们作为一支训练有素的谍报大军，渗透近了中国的每一个机构。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根津一对他们说道：“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为帝国崛起第一战！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务，所以希望诸君可以暗察敌国军情民情，为帝国效力。”
这些间谍，后来将清政府的军事调度、官场情况、经济状况等大量的情报，全部传回了日本。正式依靠他们，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甚至还是依靠他们，日军破译了清朝的军事密码，让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处处被动。靠着这些间谍，日本从清朝手中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赔款，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日本的间谍战，打得清政府抬不起头来。但是，腐朽的清政府无知无觉，反而将日本人当成了自身政治改革的楷模。比如两江总督刘一坤，就利用关系向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希望能聘请日本专家到中国，培育新式人才。日军一听，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派遣间谍渗透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不但同意支援办学，还支援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就这样在1900年5月，一所名叫“南京同文书院”的学校诞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间谍战的鼓吹者根津一，成了这所学院的第二任院长。
1901年，“南京同文书院”被搬迁到上海，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名字改了，但是职能没改。这所曾经让清王朝寄予厚望的学校，成了日本间谍的温床。等到了清王朝覆灭后，“东亚同文书院”已经成了一所纯粹的日本间谍学院。
到了1930年，日军侵略中国的脚步开始加快。相应的，对间谍的需求也就开始增大。为了更快的让学员熟悉中国文化，日本人开始寻找有日本留学背景的中国人来当老师。而王学文，既有将近十年的日本留学经历，又曾经在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呆了多半年，可谓是上佳人选。于是校方觉得王学文是一个早已被“争取”过去的“自己人”，便给他发放了招聘通知。殊不知这一次，他们招来的，是一位将日本送上审判席的人。
王学文在接到通知之后，十分兴奋。这“东亚同文书院”是干什么的，他心知肚明。但是，他的心里却有一个新的计划。他在留学之时，认识了不少日本人。他深知，并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受到军国主义毒害的战争贩子，大部分人还是善良而有人性的。如果自己能进入这所学校任教，不就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者，进而粉碎敌人的间谍战吗？于是，他给化名“伍豪”的周恩来写了信，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而党组织在研究之后，决定同意王学文的计划。在回信末了，周恩来特意叮嘱他要“注意安全，一旦情况有变就立刻撤离！”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隐秘战线工作
以王学文的教育背景和学识，所谓招聘面试不过是走一个形式。校方在考察后，十分看重他的学术水平，不仅让他当上了教授，还给了他可以在校内随意活动、可以和任何学生单独谈话的权力。这一下，王学文的下一步行动更方便了。
王学文的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语言幽默而深刻，这让他很快就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他开始对这些学生做逐一的甄别，看看有没有中毒较浅、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经过细心观察，他还真发现了这么十几个人。他们不但对战争深恶痛绝，对和平也是极端的渴望。后来在王学文的组织下，这些学员组成了“中共谍报团”。这些人中间，就有著名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中共谍报团”的成员在毕业后，纷纷走入了日军军界。他们很快就凭借优秀的表现，在各自的领域中逐步高升。而与此同时，数量巨大的日军军事行动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王王学文的手中，最终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催命符。而后来东京审判时，这些情报也成了日本战犯罪行的铁证！
这里，有必要大致说一下中西功。中西功是王学文最为优秀的学生，他在毕业之后，以其过硬的学术能力得到了日本陆军的重视，成功地进入到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特务部。从此以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地将绝密情报发给抗战军队。大到各战区日伪军的配置情况和行动方向，小到特高课对抗日军民的暗杀情况，还有日本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他的情报几乎无所不包。有人说：中西功传递的情报，详细得就像自己亲自参加了日军高层的会议一样。
在他情报的支持下，抗日军民将实力强大的敌人一步步地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不过不幸的是，在1942年，中西功被特高课抓获。从此后，我军便很难再获得日军的详细情报，八路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连参谋长左权也因此而牺牲。由此可见，中西功是何等的重要。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中西功曾经获取过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中国方面曾经通过蒋介石，对美国进行过提醒。所以如果从重要性上来讲，中西功的贡献甚至可以和佐尔格比肩！
多少年后，表演艺术家陈宝国曾经在电视剧中饰演过中西功。这可以算作中国人民对这位谍报英雄的致敬！
之后的岁月
在策反日本间谍学员的同时，王学文也开始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串联我党内部的情报系统。在当时，工作在国民党地图测绘第五室的姚子健，每周都会将最新绘制的地图和敌人部队的分布档案交到他的手上，并由他转交党中央；而王学文领导的舒曰信、华明之等人，又分别发展了沈伊娜、沈安娜姐妹。其中的沈安娜，是一名可以参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速记员。通过这些，敌人的绝密情报，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党中央的案头。王学文，不仅是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更是中央特科中能独当一面的灵魂人物。
1938年，党中央给王学文下达命令，让其撤离上海，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到达之后，王学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从此后，他逐渐放下了情报工作，转而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著书立说的同时，他还用自己别具一格的语言给人上课，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才。
1940年，王学文调任中央政治敌工部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这个部门，是专门改造日本战俘的。王学文用自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以及积极耐心的工作作风，对还在作战的日军官兵进行秘密争取，对被俘日军进行思想教育。通过他的工作，无数的日本人走上了抗日战场，或者成为了反对战争的排头兵。在这些人回国后，其影响甚至延续了好几代。
建国之后，王学文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且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晚年，他致力于研究《资本论》和财政经济问题，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著作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2年5月，党中央特别为王学文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表彰大会，感谢他多年来对革命的贡献。
1985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作为一位同时在隐秘战线和学术战线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的革命工作中，王学文先生当得起英雄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