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庭杖，很多人的印象都和明朝有关。著名的从正德时期的王阳明，到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再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夺情事件。一片腥风血雨中，打掉的是读书人的体面，也棒杀了为官者和进言者的忠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残酷的刑法其实并不是明朝的首创，而是直接承继于元朝。
其实，中国周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的肉刑史还真算是源远流长，记载中比较奇葩的就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因为喝酒挨了底下大臣的一顿打，理由还不是喝酒误事，而是多吃多占。其实，这也和他们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底蕴有关系。
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基本上是同时起步，但是由于中原地区在西周建立之后有了比较统一的文化标准，渐渐地在生产力上超越了草原文明。但是，草原文明同时也开始享受到了中原生产力发展的红利，其享受方式就是劫掠。而这种劫掠，对战士的需要远远超过从事生产的人员需要。所以说，草原文明从发展之初，已经呈现出极端的军事化特征，一切以战争为中心。
而战争保证战斗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纪律。当然这种纪律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粮”的那种军纪，而是军队内令行禁止，保证统帅命令可以通畅执行的手段。这时，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军队中，军法也是非常森严的，更何况是游牧民族。所以，打人和挨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事儿，办不好事挨打，打完该干啥还干啥。中原读书人所谓的面子，统治阶级之中“刑不上大夫”的约定，在他们看来根本无法理解。打人和被打人都心平气和，也都不觉得是个多大的事儿。而作为皇帝，打臣子一顿，自然也没有啥说不过去的。
而中原的情况则不然。从宋朝以来，通过政策上的重文轻武，读书人士大夫的脸面思想已经培养起来，再加上传统儒家文化“士可杀不可辱”、“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种种思想的熏陶，挨打成为了一个和名声、体面相关联的惩罚。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明太祖建国之时，由于他个人对读书人和官员根深蒂固的偏见与仇视，才继承了元朝，让庭杖在自己这个纯汉族政权中被“发扬光大”。
之后，厂卫制度的建立，又让庭杖不可避免的和宦官专权、恐怖政治相关联起来。而且明朝中后期皇帝越来越荒唐，庭杖逐渐成为了他们私人维护脸面的政治工具。大礼议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左顺门外十六条人命和一百余人被打时的哀嚎，最终成功让嘉靖皇帝将自己的生父尊为皇帝，也一举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但是，随着庭杖制度的日益恐怖，造成的后果就是大臣与国家的离心离德。最终明朝灭亡之时，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李建泰假意带兵出征，实际上最后一次挖了国家墙角。崇祯帝最后一次上朝，一个大臣都不来，皇帝最终抑郁自尽，可以说是报应不爽。
现在的世界闻名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全球已经没有几个国家还保留肉刑这种残酷的惩罚形式了。虽然不可否认，肉刑的震慑作用确实是别的刑罚无可比拟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这种震慑的场合已经越来越少，希望在不久的未来，肉刑这种不人道的惩罚形式可以永远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