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在抗战时期，延安不仅是八路军的大后方，还是人民军队思想的大后方，很多的党校、政治学习和军事学校都设立在这里。也同样是在延安，还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没有固定的毕业时间，而且全校的学员都操着一口“土豆一麻袋”的流利日语。这是一所什么学校呢？
这所学校名为“日本工农学校”，这所学校中的学生，都是些在战场上被俘虏的日军。他们的命运比当时的很多中国人还要苦。本来他们在家乡都是些工人、农民和商人，被国家战争机器裹挟着来到的中国。在论资排辈的日军队伍中，他们也通常是被呼来喝去、没有什么地位的人。
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地袭击日军，俘虏的人员也不断增多。我军的政策，一直是优待俘虏，那么既然是优待，自然要想个办法安置他们。于是在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联名签发了《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其中规定：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不过，单纯的优待似乎并不可取。有时候被放过的日军，还会回去继续拿起武器。优待不等于纵容，必须有一个办法，让这些日军被俘人员不再与中国人民为敌。这种办法只有一个——教育改造。1940年6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处，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
1940年10月，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中国名林哲)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任务是改造日本战俘，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军队进行政治宣传。这所特殊学校就是本文开始提到的那所学校。他的正式名称，叫做“日本工农学校”。
改造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实际上，很多战俘受荼毒已深，对八路军怀着盲目的敌对情绪，拒绝中方人员的任何交流，甚至以暴力方式伤害救助人员。比如平型关战役时，有个日军受了重伤，八路军战士为其包扎，却被他咬掉了耳朵；还有个战俘竟然在医生替他换药时，用小刀将医生杀害！即使到了延安，他们也不服管教，将学习教育视作“赤化”宣传，频繁地捣乱破坏，甚至绝食抗议。
即便如此，八路军仍坚持俘虏政策，积极地帮助他们。
首先是在生活上的优待。
如果想要理解日军战俘所享受的待遇，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八路军各级官兵的待遇。八路军士兵的月津贴是1.5元、排级干部的是2元、连级干部3元、营团级干部4元、师级以上干部均为5元。除此之外，粮食、被服，特别是肉类的供给，全都不是非常充足。在抗战后期，八路军才做到了每个月人均一只鸡的供应量。
那么日军战俘和工农学校学员呢？
日军战俘所享受的规格，是同美军观察组同级别的：来到延安后发放被毡一套，每个月发放津贴费5元，每4个月发放鞋袜、手巾、肥皂、牙刷等物品。进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每月的津贴是3元，完全按照八路军连级干部发放。伙食上，主食经常是白面馒头，副食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细粮细菜不说，还餐餐有肉。除此之外，还每人每月特供猪肉大秤一斤、白面10斤。遇到中国的年节或者日本节日，还会发给一定数量的会餐费。这在当时，已经大大超出了八路军一般战士的生活水准，甚至是指挥员、司令员的水平。要知道，即使是朱老总、彭老总，他们每个月的津贴也不过是5元钱，吃的也和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
生活上的优待，仅仅是保持一个人身体的健康。而政治上和管理上的优待，则是改造一个人的深层因素。
首先是对战俘的态度。八路军对俘虏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从不在战俘营设立高墙岗哨，也从来不会侮辱、体罚、甚至殴打战俘。对他们的民族信仰，八路军也是非常尊重的。其次，是不对他们进行强行教育。工农学校的教学工作一般会分3个阶段进行：战俘刚来时，会先进行基础教育，之后再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审查，看其是否有学习的意愿，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合格者，则会接受大约2个月的预科教育，之后再转入正规学习。
日本战俘的素质和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于是工农学校将学员编为三组，由浅入深地给他们教授课程。而主要开设的课程，则是政治常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日本问题等课程，而且全程都是教员用日语授课。
八路军的优待，让这些日本学员感受到了在自己的军营中感受不到的温情。在一份重要的文献《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中，他们写道：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你们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做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做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看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过学习，通过切实感受中国人对和平的向往，很多日军战俘的思想开始蜕变。他们自发地组成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觉醒联盟”等组织，走上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这些国际人士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决不能简单地用杀敌数量来衡量。事实上，他们瓦解的敌人，争取的敌人，要比杀死的敌人多得多。所有的反战同盟都有一个共同的工作：宣传！为了宣传正确的思想，解救更多的同胞，他们印发了大量的传单和宣传册。这些人都熟悉日军的风俗习惯，了解日军的思想，所以写起东西来往往直指人心。很多日军在看了传单之后，主动地选择了投诚。
除了传单，日本学员的另一个利器就是喊话。在生死难料的战场上，一句用家乡话说的问候语，往往是最为感人的。所以，很多日本学员在毕业后，立即随着战斗部队来到各个战场，通过大喇叭向同胞诉说着世界的真理。事实证明，这种宣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1942年11月，山西省路安县老顶山日军分遣队在听到“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学员的喊话之后，全都放声痛哭；而清丰县的一个日军大队在听了“反战同盟”的广播后，大部分都扔下了武器，投降了八路军。
在他们的努力下，日军投诚的人数越来越多。战争后期，日本军队之所以不复当年之勇，除了被太平洋战争抽干兵力外，在敌后战场的大量投诚现象也是原因之一。
战争结束后，这些为反法西斯事业做过贡献的日本学员大致走上了两条路：他们一部分人留在中国，娶妻生子，彻底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另一些人辗转回到了日本，开始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发挥作用。但不管对谁来说，在延安这一段难忘的学习经历，都是他们心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