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欠我家的钱，我觉得就一笔勾销吧；我们自己的耕牛，也可以给乡亲们去用；咱们穿不着的衣服，尽可以送给乡亲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家只是小家，只有国家才是大家！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小家，而放弃了大家。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才能让我们真正地富强兴盛。”
1921年正月，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给自己的家人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动员。他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可以跟随自己，走上革命之路。虽然这段话表面上是说给所有人的，但实际上，却相当于是说给弟弟毛泽民听的。正因为这次谈话，毛泽民从一个民间的小农民，走上了创建新中国经济体系的道路。他用自己和自己创办的公司，在极端困难的时期，解决了十万红军的吃饭问题。
毛泽民是毛主席的二弟，但是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两人的角色似乎应该是倒过来。毛主席一生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对于继承家产、经商算账这些营生毫无兴趣。这一点，让其父亲毛贻昌很不高兴。但是，二弟毛泽民却主动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协助父亲务农、做生意，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正因为有他在背后支持，毛主席才可以在外面安心求学。
1920年，毛贻昌去世，毛主席立刻回到家乡，开办学习班和夜校，传播革命思想。但是，不管是干什么，都需要经济的支持。为了革命事业，毛主席只能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和自己一起走上改天换地的道路。而他最为看重的，便是理财有道的二弟。而毛泽民也确实没有让哥哥失望，他仅仅通过学校里的几块贫瘠的菜地，便建立了一套经济循环模式，解决了学校的吃饭、吃肉问题。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借着这个势头，党中央的湘区委员会委派毛泽民，创办了矿工工人消费合作社。这是一个基于当时的民间经济，结合国外金融经验兴办起来的实体，相当于工人自己的金融机构。为了支撑合作社的运作，上级给毛泽民拨付了1万元的启动资金，并指示他号召工人认购合作社的股票。
毛泽民一起深入浅出地搞宣传，让工人们认识到了股票认购的重要性。在一番经济运作下，毛泽民共收上来了工人认购的股金七千八百元，完美地验证了这种经济形式的可行性。
在当时，矿工是受到矿局和矿主、银行家的三重剥削的。其流程是以矿局给予矿主资格，来印制所谓的“矿票”，也就是一种取款凭证。而当矿工们拿着矿票去银行提款时，却要支付票面价值20%的手续费。这样一来，矿票的实际价值便仅剩下了80%。这对于已经生活困难的矿工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合作社成立之后，却通过和矿主的斗争，保证其废除矿票，支付现钱。这样一来，虽然看起来矿工的收入没有增加，但是实际到手的钱却多了起来。这样一来，矿局、矿主和银行家对矿工的不合理剥削，被实际上减轻了。
而且，在合作社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毛泽民通过铁路优势，购进便宜的南方物资，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逐渐地，合作社的周转资金开始充盈了起来，于是毛泽民提议设立“储蓄部”，鼓励矿工存款，并且小范围地发行自己的纸币。虽然这些纸币的流传范围很小，但却为我党最早的货币发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正式进入到了武装斗争阶段，全国的起义烽火此起彼伏。但是，在敌人的联合镇压之下，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之后，党的武装力量组成红军，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的部分地区建立起了苏区。不过，苏区大多处在敌人的封锁之下，经济状况很不令人乐观。一时间，红军的生存问题，成为了头等大事。
那么，当时的中央苏区，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呢？当时，我党所接管的地区，几乎都是农村。农村作为中国经济的基础，有其厚重保险的一面，但是也同样有着发展缓慢、无法迅速提高经济实力的一面。更何况，当时的党中央还没有建立严谨的税收制度，更没有大的商人资助，一切的花销都要从农业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致相当数量的军队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同样也为了发展苏区的工业，解决武器生产问题，当时党中央准备建立一些企业。但是，以当时农业的基础，是无法为工业提供足够的资本的。那么，开工厂的钱要从哪里来呢？
1932年3月，中央苏区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而富有经济头脑的毛泽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第一任行长。
银行的行长，听起来是个多么风光的职位。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银行”，当时并没有可用于汇兑的存款，也没有可增值的资本。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满打满算也不过才5个人。这样的“空壳银行”，显然是无法担负起振兴苏区经济这一任务的。那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毛泽民冥思苦想。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些办法。
毛泽民的第一个办法，是请求援助。事实上，在银行成立前，共产国际便承诺拨款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是，别人的钱总是不好拿的，这笔援助在拖欠了很久之后，最终实际到账了20万元。至于另外的80万什么时候给，那真可谓是遥遥无期了。
无奈之下，毛泽民便开始从战争上想办法。在当时，红军每次战斗的时候，都会缴获大量的战利品。由于我军有“一切缴获要归公”的传统，这些战利品最终都交由经济部门统一分配。如果是枪支弹药，就直接补充到部队之中；如果是机器设备，则根据相应的情况开设工厂；如果是美金、黄金、银元等金融硬通货，则交由国家银行统一使用。
如此，就构成了一个看似还算是良性的循环：战斗之前，银行为军事行动筹措粮款；战斗之后，银行再通过战利品来收回之前的“投资”。战斗规模越大，前方打得越好，银行的收益就会越多！
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并不保险，一旦战斗失利，银行拿不到战利品，那么就很难持续地支持红军进行战斗；即便是胜利了，敌人的一把大火，也很有可能将一切可能的收益化为乌有。况且对于越来越凶猛地敌人来说，红军防御尚且需要竭尽全力，更何谈进攻呢？这种战时经济，注定是无法长久的。
那么要怎么做呢？经过研究，毛泽民决定要顶着一切压力，在苏区内发行自己的纸币，激发经济潜力。
但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条件困难，很难印刷纸币。先不说高精尖的防伪措施，仅仅是印刷用纸，就已经难住了毛泽民。纸币印刷需要质量较好的纸张，苏区当时根本没有。如果从外面购买的话，不要说封锁，就是昂贵的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那么要怎么办呢？毛泽民最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造纸！
货币用纸不同于普通的用纸，要求一定的韧性和抗污能力。毛泽民请人不断地试制，最后终于用麻袋、树皮、竹子等物以及石灰水，做成了合格的纸张。最终，合格的纸币发行成功，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军币”。红军币上印着两个人的头像，一个是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另一个就是毛泽民。
货币发行成功了，但是敌人的封锁仍然在继续，这也就意味着，苏区的经济结构，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毛泽民必须想一个办法，从产业上实行经济升级。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式——开矿。
在苏区附近，广泛分布着一种非常有经济价值的金属矿物资源，那就是钨矿。钨是现代工业中广泛使用的一种金属，当时的白炽灯灯丝需要用钨来加工，很多厂矿所使用的模具仪器，也需要钨来制作。同时，钨还是中国当时出口量很大的一种自然资源，国民政府仅仅通过钨矿石的交换，就从德国获得了可以装备几十个师的装备，数量远超英国、美国援助的总和。
由于需求量大，钨矿的销路非常好。即使是在敌人封锁最严密的时候，钨矿石的经济价值仍然远远超过粮食。当时，一担稻谷只能买两块大洋，而一担钨矿就能卖八块大洋。如果再加上提炼和售卖，一担钨矿砂可以卖到80甚至90块大洋。毛泽民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就带人来到了昌县地区，了解这里的钨矿生产情况。
经过一番分析之后，毛泽民很快就提交报告，准备成立中华苏维埃钨砂公司。1932年3月，中华钨矿公司成立，矿石的开采和售卖有了统一的方式。在之后的两年间，中华钨矿公司成为了苏区经济的支柱，成为了红军战斗和生存的基石。
但是在干了将近一年后，钨矿的生产没有丝毫起色。毛泽民赶紧亲自下去做了调研，结果发现当地的人民，仍然热衷于种地，对于能增收的采矿业并不热心。矿业公司招不到足够数量的员工，自然无法有效开矿。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民决定将当初合作社的经验拿到矿业公司上。他开始组织人马，带着相应的矿工合同，去挨家挨户地动员农民采矿。如果仍有人觉得有顾虑，毛泽民就给他提供短期的无息贷款。他这么做，相当于给矿工提前发了工资。朴实的农民原本对钱没有概念，此时真的见到真金白银，立刻便心动了起来。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矿工队伍，生产和用工的矛盾，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在毛泽民的带领下，中华钨矿公司逐渐步入了正轨，光是公司的正式员工数量，就有5000多人。这之后，苏区又先后成立了丰田钨矿、泰和钨矿等五个集体采矿合作社，年产钨砂最高纪录达到了4000吨！
能生产出来，还要卖出去，才算是完成了财富的累积。在当时，我党出口钨矿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赣州出口，一条是送往福建。尤其是赣州地区，距离苏区较近，而且商业活动活跃，是苏区的主要出口途径。为了让当地的商户为己所用，毛泽民亲自出马，联系了当地富商——广裕兴商号的老板曾伟仁。
曾伟仁是个纯粹的商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觉得，红军讲信义，和他们做生意过程非常愉快。红军为了促成交易，往往要价偏低，这让他更加有利可图。而且，曾伟仁同国民党驻广东军队的司令长官是同乡，有着很深的官方背景。只要打通了他这一关节，钨矿的出口便不是问题了。
为了谈成和曾伟仁的合作，毛泽民用朴素的真理和实在的利益同时感召对方。很快，曾伟仁就同意，从苏区大量进口钨矿。同时，他还将自己的那个同乡司令官也拉进了卖买中，让钨矿的出口更加畅行无阻。很快，曾伟仁就成了苏区最大的钨矿买家之一，几年间共过手钨矿五千多吨。
从1931到1934短短3年内，中央苏区共开采钨砂近8000吨，为中共苏区直接带来了600多万的经济利益。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从钨砂开采得到的经济收入占全部财政的七成以上！可以说，红军之所以能在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仍然能生存和战斗，毛泽民厥功至伟。也因此，毛泽民有了“红军大管家”的美称。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矿业生产戛然而止。这之后，毛泽民在到达陕北后，被派往新疆支援财政统一运动，结果被当地军阀盛世才所杀，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毛泽民从一个乡野农民，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没上过新式的学校，没学过现代经济学，居然能对经济和金融有如此的理解，不得不说是有一些天才的。如果他没有牺牲，一定会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常人所不能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