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们让钱学森院长去郊区轰麻雀了？乱弹琴。你们不能这么粗糙地理解咱们的政策和口号。他是科学家，接触工农兵的方式和你们不一样。党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不要叫他参加！”
1958年的一天下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党政负责人，被上级领导这样的批评了一番。负责人赶紧做出了一番自我批评，并表示今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殊不知，日后的情况却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让本该受到支持的钱学森先生一度陷入苦恼。直到聂荣臻元帅的不断支持，以及开国大将陈赓的一次表态后，才让事情得以解决。
钱学森的威名，在海内外是闻名遐迩的。在美国期间，他以二十八岁的年龄，便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课题，建立了“卡门-钱学森”公式。后来他更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曾经主导过美方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想要为祖国效力。但是因为他的研究领域太过敏感，美国方面对他设置了层层阻碍，甚至不惜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后来通过舆论、外交等各方面的努力，钱学森才得以在1955年的国庆前后回到祖国。
回国之后，钱学森立刻着手组织研究班子，开始设计中国自己的火箭和导弹。他先是去新中国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转了一圈，考察了著名的哈军工。之后，他又结合实际，在1956年写下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党中央非常重视，开始围绕钱学森打造科研体系。同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由钱学森任所长。1957年，又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担任院长。
此时，钱学森先生不过四十多岁，还不是党员，各方面资历都非常浅。而力学所和第五院内，都有不少资历深厚的老专家和政治干部。双方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意识都不同，时间一长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不少人背后议论钱学森，认为他“工作中不接触工农群众，成天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
钱学森在海外时，是个十足的倔脾气。那些国外的学生曾经表示他的教学方式十分枯燥，很多人看不懂。钱学森当时就曾经回答：“我又不是在教幼儿园，你听不懂不是我的问题！”但是回国之后，他整个人变得像春风般柔和。对于同志们的议论，他不加以辩解，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工农兵的思想改造当中。一些非本职工作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就比如说，本文开头提到的轰麻雀事件。
让一个科研核心成天去操心这些事，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主管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站了出来，公开表示了对钱学森的特殊照顾和对其工作的支持。慢慢的，类似的情况便很少发生了。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聂帅感觉很不是滋味。
第五院成立之后，红军出身的无线电专家、开国中将王诤担任了副院长。名义上，他是辅助钱学森工作的。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王诤却往往要压钱学森一头。
一次，聂帅去第五院听取关于导弹试验工作的汇报。会议上，由于王诤的资历老，所以他当仁不让地做了首先汇报。而钱学森在王诤说完之后，仅仅补充了几个不重要的点，然后便不再说话了。
聂帅突然察觉到，钱学森的政治威望不够，似乎有被边缘化的风险。所以他在会后，将王诤单独留了下来，告诫他说：“王诤同志，你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但是工作中，还是不能事事都冲在前面。以后再汇报工作，你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他是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些方面应该多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要是你先讲了，他即使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再讲了。”
王诤听聂帅一说，也觉得自己有些唐突了，于是立刻表示：“聂总，您放心吧，我明白了，以后一定注意。”
从此以后，再有涉及技术方面的汇报，王诤总是友好的请钱学森先讲，自己再补充。
后来，聂帅又找到另一位副院长王秉璋，向他强调说：“我们要相信和支持钱学森，通过最近的接触，我觉得这个同志很不错，讲话有分寸，该说的时候却也不憋着。他是有本领的人，在国际上有威望，是个大科学家，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普通工程师来用。”
同时，他又找到钱学森，对他说：“我们虽然是集体负责制，但是工作也是有分工的。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该抓的工作一定要抓，党委会保证你的。”
在聂帅等党中央领导的支持下，钱学森的工作越来越顺手。但是不久之后，钱学森却又找到聂帅，有些苦恼地表示希望降职！他说：“聂总，其实五院的院长不一定要我来做。即使我不做院长，也一样做这方面的工作。”
聂荣臻赶紧询问钱学森到底碰到了什么困难，结果钱学森叹了口气，说出了一件小事：
就在几天之前，五院下属的幼儿园要添置几条板凳。园长写了报告，不知要找谁去签字。结果一些同志推来推去，竟然让他去找院长钱学森去签。当钱学森看到这个报告时，整个人都懵了，怎么自己一个主抓技术的人，成了五院的生活大管家了？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情况还不是第一次发生。由于事先并没有说明，钱学森这个院长是专管技术的，所以有些人碰到一些行政、生活上的事，全都找他来签字。除了幼儿园之外，什么食堂、采购、桌椅板凳，钱学森都要管。这让这位技术专家简直是苦不堪言。
而更为离谱的是，由于钱学森此时还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党委会议。而第五院的很多研究课题，必须在党委会议上决定。这样一来，技术专家参加不了技术会议，却要去管日常的杂事，简直是有些匪夷所思了。
听了钱学森的叙述之后，聂帅才知道自己又疏忽了。他赶紧安慰道：“你不要有什么动摇，你做院长是非常称职的。不必有什么顾虑，行政方面的工作，我来安排，可以让你尽量少管。”
和钱学森谈话之后，聂帅又将第五院的党委集中起来，批评他们说：“党委的责任，是管好大政方针。你们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必须要让钱学森同志负责。日常行政的事务，你们要抓起来。钱学森不擅长这些，不应该去麻烦他。”
后来，聂帅又将行政审批流程加以优化，一些小事也指定了负责人。但是钱学森毕竟是院长，很多事情他仍然绕不过去。过多的杂务，还是困扰着他。
此事，后来传到了钱学森的好友陈赓将军那里。当年二人在哈军工一见如故，开始了一段不常见面、但肝胆相照的友情。在第五院草创阶段，陈赓从哈军工调拨了大量人力资源，解了钱学森的燃眉之急。此时陈赓决定，再帮朋友一把。
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陈赓向领导们提出意见：“现在，研究院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什么外加工的事、行政方面的事，都推到钱学森教授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行呢？钱教授是技术专家，他的精力应该是用到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上面。其他的事情，不应该推到他那里去管！钱教授只要提出技术问题，我们保障好就行啦。其他的事情，我看连让他知道都不需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让他一心搞技术，这样才会更好更快的让我们的火箭、导弹飞上天。第五院，确实应该再设立一个院长。至于人选，我自告奋勇，就我去当吧。以后，那些扯皮的事，尽管来找我！”
既然陈赓大将这么建议了，而这么做也确实更有利于工作。于是最终党中央决定，让钱学森降为副院长，主管技术工作。而院长的人选，国家没有让陈赓担任，因为此时陈将军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最后经过研究，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
此后，被解放开手脚的钱学森更加忘我的工作，最终在1960年春天，新中国的第一颗火箭在上海成功升空，中国的航空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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