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进步到一个大交流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之间，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和世界进行沟通。不管是为了外交、学业、商业活动、工作还是旅游娱乐，外语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其实在人民解放军将近百年的战斗过程中，外语也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八路军中的“黄金搭档”刘伯承元帅和左权将军之间，就曾经发生过几个故事，让人感叹：掌握一门外语是何其重要。
“迟到”的同学——刘伯承和左权的同学生涯。
世界上有所谓“四大军校”的说法，分别指的是中国的黄埔军校、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这四大军校校园文化积淀厚重，理论精深，在二战中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军事人才。其中，在人民解放军的发展道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是黄埔军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黄埔不用说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一干著名将帅出自于此。这方面，伏龙芝军事学院甚至更加辉煌，光是1955年授衔的，就有5位元帅、3位大将、7位上将、8位中将和7位少将，曾经在这里访问或镀金。而左权和刘伯承，也是在这里相遇的。
从192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有一段非常友好的合作阶段。当时，我党意识到要想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拯救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牢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展开合作。而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还是孙中山，这位公认的“国父”也抱有相同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在一番精心准备下，在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具体纲领，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那个时候，中国的广东地区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两党紧密合作，不仅建立了黄埔军校，还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甚至两党合作北伐，消灭了广东军阀陈炯明，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在这一背景下，由广东政府决定，派出一部分人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通过层层考核，共产党方面的左权、陈启科，和国民党方面的李拔夫、萧赞育四人成为第一批军事留学生，在1925年前往苏联留学。
当时的留学生和现在的留学生没什么两样，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学过俄语的朋友都知道，这门语言发音怪异，和中国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伏龙芝军事学院又没有设置语言预科班，所以左权等四人到了那里，只能先花一段时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补习语言。可没想到，事情在这个当口出了意外。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为癌症，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一时间，中国国内局势剧烈动荡，蒋介石掌握了权利，立刻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限制。已经派去苏联的四个人，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资格，改由贺衷寒、杜从戎、王懋功、周明4人代替。国民党的李拔夫后来去了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军校，萧赞育则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左权和陈启科则无人问津，险些中断学业。经过不断地争取，才获准和第二批学员屈武、刘云、黄第洪、陆瑞荣、萧赞育等人一起，在1927年进入伏龙芝。
此时，国内再生变故。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事变，大肆打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继续革命，只能选择拿起武器，武装斗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诞生。起义成功后，部队迅速转移，在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经此一战，我当意识到了自身在军事理论知识方面存在短板，于是决定在1927年11月，派遣一部分指挥员前去苏联学习。刘伯承便在其中。学员队伍在上海集中，刘伯承为了掩人耳目，假扮成了一个客商（由贺龙改扮）的小伙计，衣着破旧，毫不起眼。
本来，这次中央选派的学员有30人，贺龙也在其中。但是后来贺龙考虑到国内武装斗争的需要，选择了留在中国。刘伯承只能与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一起从坐上轮船，从海参崴转火车前往莫斯科。这一阶段，他给自己取了个俄国名字：阿法纳西耶夫。
原本，刘伯承的选送学校是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在课外拼命地学习俄语，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攻克了语言关。此时他已经36岁，要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半年后，刘伯承成为唯一一个被保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人，和左权成了同学。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二人很快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学习和生活上互帮互助。
一年之后，刘伯承和左权认识了一个自己的学弟，这个人后来带领苏联红军横扫欧洲，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位重要将领。这个人就是以坚韧著称的苏联元帅——朱可夫。
学成回国，运用俄语帮同学脱困。
1930年春，左权与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旋即决定回国，为国内的武装斗争做贡献。他们没有选择从来路回国，因为走海路相对危险。当时的共产党人已经成了通缉对象，如果在船上被人发现，没有隐蔽和逃跑的空间，只能束手待毙。所以大家最后商议决定，从中国东北边境的陆路回国。
其实，此时的东北也不太平。奉系军阀张作霖在1928年6月被日军炸死，张学良在同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正式接受了蒋介石的领导。而对东北虎视眈眈的日军，为了阻止中国留学苏联的军事人员回国，在东北边境口岸布置了大量的特务，专门对出入之人进行跟踪，一旦觉得可疑，就会立即实施抓捕。在刘伯承和左权回来之前，已经有不少同志吃了亏。
为了避开特务，归国学员只能分开行动。左权与刘伯承也是如此，他们相约在过境之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车站见面，然后结伴回苏区。
按照约定时间，左权假装不经意地来到车站，看到了正在踱步的刘伯承，刚想过去打招呼，却看到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特务！”左权立刻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但是要怎么办呢？他知道，以刘伯承的能力，普通的特务早就甩掉了。之所以允许他跟到这里，肯定是因为赶上了高手，一个人实在无法脱身。换句话说，刘伯承这是向自己求助来了。
想明白之后，左权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只见他大步走到刘伯承面前，用流利的俄语和对方攀谈起来，就像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两人假装寒暄，其实是用俄语约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老实说，左权的这一行动是比较危险的。如果此刻附近的特务比较多，或者特务懂俄语，他也有暴露的危险。但是为了好友刘伯承，他愿意冒一下险！
这个险冒的比较成功，对方没什么表示，只是继续默默地把眼睛盯在刘伯承身上。等到左权和刘伯承商议完后，各自离开，特务仍然是默默地跟在刘伯承身后，距离保持得非常好。
刘伯承走着走着，前面就出现了一个杂货店。那个特务仍然不紧不慢地跟着他，像一块甩不掉的膏药。突然之间，从旁边的小巷中冲出一个人，一头就撞在了特务身上。那个特务没有防备，立即被装了一个人仰马翻。刘伯承见状，一闪身就进了杂货铺，从另一侧的门逃走了。
而那个特务，被这一撞搞得晕头转向，躺在地上缓了缓才起来。此时，哪里还有刘伯承的身影。至于刚才谁撞的自己，他也没看见。就这么一瞬间，他失去了目标，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不用说，刚才把特务撞倒的，就是左权。他这一手，正是在篮球运动中常用到的“挡拆”战术。看来，左权和刘伯承在伏龙芝学习期间，也经常进行体育运动。在撞倒特务之后，他也一闪身冲进了对面的小巷，没有给对方看清自己的机会。这对日后八路军中的传奇将帅，就这样成功地躲过了敌人的耳目。
搞好军事研究，翻译外军著作
党中央派人去苏联学习，不仅仅是要培养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一批有能力的军事导师，将苏联军队的先进作战和管理理念带回来，帮助年轻的红军成长。刘伯承的语言天赋极高，对俄语和苏联的军事思想有深入的研究，有“军事翻译家”之称。自回国之后，他接到命令，化名直木，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翻译各国的军事教材。而左权则回到苏区，在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两位老友暂时分开了。
刘伯承的翻译工作成就斐然。他首先从各国军队的从条令入手，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军事教材，成了红军建设初期，军事教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1932年刘伯承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依然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在这里，他又和左权重逢，两个俄语专家度过了一段共同翻译苏联著作的日子。当时，红军虽然很重视理论建设，但是毕竟指战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有人的文化学习甚至要从识字开始，对标准的军事用语一知半解。于是在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一起，主持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教科书《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事用语专著，为日后部队的发展和标准化起到了极大地作用。
1937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终于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同意联共抗日，一致对外。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久，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了129师师长，左权则成为了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二人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但是，对于军事理论的建设，二人谁都没有放松。尤其是对外军军事著作的翻译上，刘伯承和左权联手，再次为八路军献上了一份大礼。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得到消息后，刘伯承和左权立即决定翻译这部条令，为训练比较简陋的八路军，提供一些军事战术方面的指导。而且，为了更深的理解这部条令，二人还在翻译时特别注意介绍条令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这一点十分重要，八路军战士从中更深的了解了苏联的先进军事思想，对战争的认识也得到了提高。为了紧密结合我军建设的实际，实事求是的指导作战，八路军领导还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1942年，这部条令成为了八路军的步兵战术教材。毛主席看后赞不绝口，连声称赞左权“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俄语电话，敌人监听人员的噩梦
1942年夏季，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大扫荡，目标直指在太行、太岳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此次，日军似乎志在必得，使用了其第36师团主力、第1混成旅团一部、第3混成旅团一部、第4混成旅团主力、第8混成旅团一部和第110师团一部，共约2.5万余人，发起了“驻晋日军总进攻”，要对八路军实施“铁壁合围”！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驻晋日军第1军军长岩松义雄，为达到消灭“共军十八集团军军部及129师”的目的，执行了所谓的“C号作战计划”，让一部分日军分成小部队，化装成八路军，插入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各部队和军分区指挥机关驻地，伺机刺杀八路军各级指挥员，或者破坏指挥机关及弹药仓库。
很快，日军从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中，抽组成了两支“特别挺进杀人队”，一支以益子重雄为队长，一支以大川姚吉。其中益子重雄的那一支，就是著名的“益子挺进队”。两支队伍有分工，益子挺进队负责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大川姚吉挺进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
很快，129师师部收到八路军总部的通告：“敌扫荡胶东时，曾冒充我军，每到一地即用我军代[番]号发出通知通令，贴布告，以‘收容’我失散人员及部队，刺探军情。彼等以白毛巾、镜子、黑色旗为记号。”
不久，386旅旅长陈赓也发来急电：“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装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刘伯承在分析了这些电报后，对参谋长李达说：“敌人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而且是夜间秘密行动，这就说明敌人已经查明了我军各统帅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要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都要马上转移。”
不久，就有实际的情况传来：在根据地小曲村附近，当地民兵也发现了一支小部队，询问他们的番号时，他们有人问答：“我们是新6旅的。”可是，当地民兵都习惯把386旅称为“老6旅”，从没听说过有“新6旅”，因此生疑。仔细一看，好家伙，这些人还都穿着皮靴呢！于是民兵便说：“先缴枪再说别的！”带队人马上命令队员们向民兵开枪射击，借着混乱得以逃脱。
民兵们把这一重要情况，详细报告给了太行军区第五分区的首长。小曲村与129师师部驻扎地会里村不远，该分区首长立即电告刘伯承。刘伯承立刻下令转移。
真的是好险！据后来李达派出的侦查员报告，师部刚刚转移之后3小时，伪装的敌人就到达了这里。他们抓住了不少老百姓，询问刘伯承的下落。
李达立刻下达命令：所有重大军事命令，一律不得在电话里说！
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是因为敌人在特种作战之时，会对八路军指挥系统的电话进行监听。这种监听方式非常简单，俗称“扎针”，就是在电话线路外围旁通一根线，接上听筒就可以监听。当时的电话线路一铺数十里，敌人可以随意地选择监听地点，让人防不胜防。
按说，129师负责着八路军总部的安全，在通电话是应该更加小心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刘伯承在和八路军总部打电话时，从来都不用加小心。当时的一些老战士回忆，刘伯承给总部打电话是个很有喜感的画面：
每次拿起电话时，刘伯承都会先向电话那头说一句：“请左权同志听电话。”
不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了左权的一声招呼：“喂！”
然后，刘伯承就会从嘴里说出一阵叽里呱啦的语言，对方的左权则是“嗯嗯”几声之后，用同样的语言对话。除了语气助词之外，刘伯承和左权全程都不说中文。两人一聊就是好一会儿，可别人能听懂的，可能也就是个“哈拉少”。最后二人互相道一声“再见”，挂断电话。此时，刘伯承总是莫测高深地看着自己的同志们，露出微微一笑。
其实，谁都知道，刘伯承和左权说的，都是地道的俄语。刘伯承断定，日军的监听人员都是些技术兵，教育程度有限，日本话、中国话能说利落了就不错了，哪里还能会俄语！所以他和左权这个老同学用俄语交谈是相当安全的，完全不怕敌人监听。
刘伯承在与挺进队擦身而过之后，用了几天时间和他们“捉迷藏”，并随时通过俄语电话，和左权沟通情况，通告了日军小股部队的行动规律和路线。他特意告诉左权，一定要转告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建议总部机关尽快转移。
正是这几通电话，拯救了八路军总部！接到通报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立即收拾东西，向安全地区转移。
但是，八路军总部的转移，最终还是出了一些岔子。总部机关过于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的物资过多，因此造成了行动迟缓。而且因为协调的问题，总部转移还没有分路进行，结果和其他机关的转移队伍，还有特务团的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狭窄的十字岭一线，一夜才走了二十里！
这一情况，后来被益子挺进队掌握，他们立刻呼叫，招来了敌人主力。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大量敌人从四面压缩过来，以南艾铺为目标，再次进行‘铁壁合围’！
面对这种局面，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以及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商议，让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其他部队向太行六分区突围。
战斗打响后，彭副总司令率先向北山口冲去。左权同志则负责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到了下午四时左右，总部机关已经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此时左权还在沉着地指挥疏散。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至。左权同志一边高呼‘卧倒！’一边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安然无恙，可是左权却被弹片击中头部，不幸牺牲。
刘伯承接到消息，已经是五月二十八日了。当时，发到129师师部的电报电文是这样的：“总部于二十四日晚在偏城南的杨岩、索堡、麻田、阳邑敌共三千余压迫下，被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于二十五日午被包围。后向石灰窑以北突出敌围，电台五全失，左权阵亡，罗（瑞卿）主任、（杨）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详情不明。”
此时，刘伯承没有时间为这位老同学哀悼。他已经得到消息，日军以为自己的这次打击，重创的是129师的师部，正在报纸上自吹自擂呢。党中央决定将计就计，就说129师损失严重，以迷惑敌人。直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之后，左权将军的死讯才得以公开。
之后，应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党中央决定将左权的牺牲地辽县更名为左权县。1942年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129师和边区政府为左权将军及其他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和5000名群众参加了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