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另类文字狱，不看上下文，专挑关键字
朱元璋如此忌讳“光”“禿”等字眼，连带着就连“僧”这个字也让他很不舒服。无限遐想之下，竟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他也觉得有问题。这可真是要了亲命，“生”字是常用字，使用频率相当高，百官开始还不知道他有这个忌讳，所以频频中招，给自己招致莫名其妙的惩罚。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一句，“生”字便被读作“僧”，犯了忌讳，随即糟了大祸！
相比“光”“禿”“僧”“生”四个字，朱元璋的红巾军经历让他对“贼”“寇”这等字眼也非常敏感，曾经在韩林儿部下打过仗的人，都是最恨人说他是“贼”是“寇”。往下再一联想，连和“贼”字形音相像的“则”字，他看着也也觉得是骂他。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他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了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隋把徐一夔拿下，沉江而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朱元璋把所有的“则”统统都念成了“贼”。这真是无妄之灾，想起学生时代，老师说班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如果用洪武皇帝的解释，那岂不是就是老师鼓励班干部偷东西干坏事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朱元璋的脑洞还不止于此。怀庆府学训导为本府所做《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一句，“帝扉”被读成“帝非”，成了诽谤皇帝的典型；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的“取法象魏”，“取法”被读作“去发”，又成了骂朱元璋当过和尚；毫州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官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句，“式君父”被念成“失君父”，被朱元璋说成是咒诅；尉氏县教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在洪武皇帝看来问题就更严重了，“法坤”就是“发髡”，讽刺秃头；“藻饰太平”是“早失大平”，是骂他治理国家失德；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有道”被说成是“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指代和尚庙，又是一个双重的“错误”。朱元璋下令把这些作表笺的人一律处死。甚至陈州州学训导为本州作《贺万寿表》的“寿域干秋”，虽然念不出花样来，但人还是被杀。
不仅是贺表容易出事，就是地方官出于本身职务，有所建议，一字之嫌，也会送命。卢熊做兖州知州，上奏本说州印的“兖”字刻的不好，看着像“衮”字，请求改正。朱元璋看后非常不高兴，说:“秀才无理，便道我衮哩!”原来又把“衮”字读作“滚”字了。不久，卢熊便以党案被杀。
五、文人想辙保命，但很多人还是躲不过致命一刀
接连不断地案子把礼部官吓坏了，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朱元璋特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以后凡是有庆贺谢恩的，就照着这个样子来写。底下官员也会偷懒，每次写贺表都是照规定表式抄录，只更换官衔姓名，一点都不敢发挥，他们的性命才算有了保障。
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二十九年(135年)，前后达十三年。这其中也有幸免于难的，他就是輸林院编修张某，此人在翰林院时说话惹祸，被贬作山西蒲州学正。虽然是贬官，但照例还是要作庆贺表谢恩。朱元璋记得他的名字，看表文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立马生气了，说:“这老儿还骂我是强盗（道）呢!”他差人把张某逮捕，当面审讯，说:“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话可说?”张某心想，反正认罪也是死，不如拼命一搏。他说道“臣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死也不迟。陛下不是说过，表文不许杜撰，都要出自经典，要有根有据吗？现在我就和您说说根据！“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这都是正经的经典。您说臣誹谤您，不应该啊。”朱元璋立马愣住了，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次被人顶撞，但是人家说的在理，他也无话可说。想了半天，却突然觉得可笑，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强，放掉罢。”左右待臣私下议论:“几年来才见容了这一个人!”
随着朱元璋的疑心越来越重，他的“个人禁忌”范畴进一步便发展，成为了为更广泛的禁忌了。洪武三年(1370年)，他颁布诏书，禁止百姓取名用天、国、君、臣、圣、、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1393年)，又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部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同时，一些民间用了很久的通俗称呼也被强制更改，如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违者都处重刑。
随着“文字狱”的不断深入，一些地主文人也被有计划的杀戮，如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不长记性）；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责下狱死；苏州经历孙簀曾为大将军蓝玉题画、秦安州知州王蒙曾拜见胡惟庸，并在胡家和胡惟庸一起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的馆客，这些人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朱文正被杀，郭奎也连坐论死；王彝连坐魏观案被处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忽、福建金事谢肃都分别被大案连坐而死；曾在何真幕府做事的赵介，死在逃跑途中；曾是张士诚门客、后来张士诚失败，又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被贬官流放濠州；杨基被罚做苦工；乌斯道被贬到定远作做苦工；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失败后，被流放濠州。这些人简直就是撞了大运，能捡回一条命真叫老天有眼。
六、文字狱的历史疑惑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奇怪，洪武皇帝雄才大略，作为定鼎天下的开国之主，怎么会如此小家子气，抓文人的小辫子，往死里整他们？如果这样的话，当初费劲的让他们出山做官又是为了什么？首先不得不说说，朱元璋本身由于出身问题，对文人、官员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毕竟自己当年起于草根，没少受他们的欺负。此时大权在手，自然需要找辙杀一杀这些人的锐气，挟私报复也可以理解。但是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朱元璋如果是个只知睚眦必报的小人，他的天下也不可能存在将近三百年！翻开史料，横向对比的话，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文字狱”结束的时间。洪武二十九年，随着《庆贺谢恩表式》的出炉，“文字狱”算是宣告结束。但为什么是这一年？因为，这一年，蓝玉案已经渐渐平息，明初四大案已经全部完结。
我们不妨来看看四大案的针对对象：胡惟庸案，主要打击的是淮西勋贵和宰相；空印案，主要打击对象是前朝官吏；郭桓案，主要打击对象是贪污官员和江南富户；蓝玉案，主要打击对象则是新兴的武将集团。这四大案，也分别对应着朱元璋心中四个可以颠覆国家的势力群体。所以每次大案中，朱元璋的政策都是宁错杀不放过，株连的网要尽量的大，尽量的密。而这些文人们没啥营养的表笺，就正好可以成为他株连大网的粘合剂，可以把更多的人牵连进来进行诛杀。这样一来，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陈州州学训导的《贺万寿表》，明明读不出任何禁忌，人却还是得死。这种“文字狱”只是形式，朱元璋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杀人，把那些他认为与威胁的人干掉。如此一来，即使不在文字上找毛病，终究你还是逃不过这一刀。在这样的罗网下，连方克勤那样名声、能力、品德都百里挑一的官员都无法幸免，可见诛杀程度之酷烈。终于在经过四次地毯式轰炸之后，该杀的人终于杀差不多了，到了这时天下已经彻底平定，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他朱家的天下。所以，洪武皇帝此时发布表笺标准格式，其实就是给此时的文人们放开了一条生路，毕竟日后治理天下还需要他们。
尾声：
在近几年来，史学界对朱元璋时代是否曾经有过“文字狱”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明史》、《明实录》这些官修正史上没有记载，都是野史、笔记上的一些东西，不足采信。而且，很多记载上时间对不上，情节上也不合理。比如说前边提到的写“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那位徐一夔，死亡方式就很不合理，一个杭州学正，却要到湖南沉江而死；更有最新考证，说他是死于建文二年，和朱元璋半毛钱关系没有。我不是专门的历史学者，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考证的能力。但是，从自己的角度上来说，我是认为“文字狱”可能确有夸张之嫌，但是，它成为朱元璋大案株连的工具倒是很有可能的。中国历史上，为了自己王朝的兴盛，大肆杀人的皇帝不在少数，不独一个朱洪武。至于是不是抹黑，我觉得明初四大案已经够黑了，再抹还能抹到哪里去？况且，朱元璋为了统治删改《孟子》，这可是《明史》上记载的，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他能窜改文化，难道自己惯用的杀戮之法，就不会对读书人使用吗？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作为我们浅学后辈，也没必要纠结什么是否真实，自己的心里有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多长见识多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