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家都熟悉，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的最后缔造者，确实有着很高的成就。同时他也是个十分自负自大的人，这从“十全老人”这一称号可以看出。作为乾隆“十全武功”的收官之作，1790-1792的两次远征廓尔喀可以算是行军难度最大的了。虽然它作为一次战争的幅度并不很大，但却是清朝对外战争的最后辉煌，对中外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乾隆帝画像
要说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从承德的外八庙说起。外八庙由溥仁寺、溥善寺(现已不存)、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构成，是北京附近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建筑群。他的修建原因其实很具现实意义。在明末清初，中原的烈性传染病天花一直是满族人的噩梦，他们甚至因为这种疾病的流行而放弃了至少两次大规模的针对中原的军事进攻。中原人依靠牛痘的接种，已经得到了一部分天花的免疫力，但满洲人不行，他们非常容易感染天花，而且死亡率非常之高。清朝入关之后的前两代皇帝，顺治帝就是感染天花死的。而康熙帝，也是经历了这种病痛的折磨，经过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还落下了一脸麻子。
但另一方面，顺治皇帝是著名的佛教天子，他对西藏也采取了尊重与怀柔的政策，西藏人民感恩戴德，格鲁派的几大活佛经常来北京参加各种大型国家庆典。但是北京和西藏的气候天差地别，藏人进京需要一个环境相对温和的缓冲地带。而且由于天花防不胜防，谁也不敢说藏人进京之前是否会感染。于是，外八庙既是活佛们的休息场所，也是他们进北京前隔离区，在清朝的民族关系历史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承德外八庙
公元1780年，是乾隆皇帝的70大寿，曾经亲承皇恩的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前来参拜。他在外八庙先住了一个月，确定没有问题了之后，大张旗鼓的进了北京城。乾隆皇帝亲自接见，满汉大臣们也都慕名而来，六世班禅由此得到了大量馈赠。也有可能是六世班禅本身抵抗力比较强，所以他本身并没有觉察出自己已经感染了天花病毒，病毒还在潜伏状态。某一天，他突然发烧，全身发出了疹子！这一下可吓坏了皇帝和清朝贵族，他们赶紧找来医生，给大师诊治。几天之后，六世班禅病情突然转好，痘毒归内。但时间不长，情况急转直下，六世班禅大师因此圆寂！
六世班禅的去世，让乾隆皇帝非常过意不去，毕竟人家是来给自己拜寿的。于是，乾隆皇帝大加赏赐，清朝贵族也纷纷布施，黄教格鲁派由此得到了数额巨大的财产。等回到藏区，这笔财产引发了一场非常剧烈的地方冲突：藏传佛教白教噶举派的红帽活佛沙马尔巴是六世班禅的亲弟弟，他见到哥哥的“抚恤金”之后，要求进行“财产分割”。此时这笔数额巨大的财富已经落入了六世班禅异母兄弟仲巴呼图克图手中，他拒绝了沙马尔巴的财产主张。
沙马尔巴一气之下，离开西藏，来到尼泊尔，怂恿掌握廓尔喀王权的巴哈杜尔发兵大清。廓尔喀人是尼泊尔的一个山地民族，从唐代以来，他们就和藏民有着交往。到了乾隆时期，廓尔喀人势力发展很快，慢慢的就有了野心。他们本来就与清朝藏区存在着贸易冲突，此时见有人领路，自然欣然接受。1788年6月，廓尔喀军队开始进攻后藏的聂拉木、济咙和宗喀等地。此时的驻藏清军只有500多人，而且还全都跟随驻藏大臣驻守拉萨，根本无力解决后藏地区的紧急局势。而各地方的常备部队数量相当有限，只能临时征召人手，这样的军队当然缺乏战斗力。他们在与敌人的接触中不堪一击，廓尔喀人非常轻松就拿下了上述几块要地，并对其他地方展开围攻。
时任驻藏大臣庆麟见势不妙，也没有进行抵抗的决心，慌忙将七世班禅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撤往拉萨，并加急向朝廷奏报情况。清廷看驻藏大臣无力解决危急，便派出理藩院侍郎巴忠担任钦差大臣，赶赴藏区。同时命令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和松潘镇总兵张芝元，各领所部军马入藏驰援。
一厢情愿的不战屈人
巴忠刚进藏时，行事雷厉风行。他听说驻藏大臣庆麟竟然默许八世达赖去跟对方议和，立即勃然大怒，代表皇帝进行了严肃处理。但过不多久，他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了对方入侵的经过原委，态度于是开始有所转变。
按照巴忠的逻辑，他将西藏地方贵族定为挑起边衅的直接责任者（主要指的是沙玛尔巴和当地的贸易管理官员），认为廓尔喀人本没有战争意图，而是渴望正常贸易以及通过西藏向朝廷进贡。他的报告宣称，只要处罚有关人员，并接受廓尔喀入贡，事件便可以和平解决。而廓尔喀方面本来也已经在与藏区的议和代表接洽，又听闻清廷从内地派遣军队过来，便没有再继续进攻。乾隆皇帝获悉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大清国怀柔远方，只要坚守仁义道德，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拿下一桩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绩。所以，他也认可了寻求谈判的途径，也让自己的军队按兵不动。
驻守西藏的清军
廓尔喀人则与大清不同。多年来，他们称霸周边，靠的是武力，“敌退我进”是他们的行事原则。当发现清军到边境后就停止前进了，而朝廷代表也认同自己的申诉之后，廓尔喀人的态度又强硬起来。于是，他们提出了若干不平等条款。比如，要藏地每年交付1000个银元宝给廓方，而且尼泊尔商人以后可以去藏地贸易，但藏人却不得去尼泊尔地区贸易。西藏高层觉得自己无端吃亏，心有不甘。但巴忠等人对如何保护他们和整个藏区的利益毫不关心，反而时时催逼他们赶快签约了事。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接受了条件。经过努力，藏区代表把每年的赎金减为300个银元宝，这已经是极限了。
这时的清朝钦差大臣和统兵将领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赶紧脱离这苦寒之地。由于军队深入藏区，西藏粮食产量太低，无法包办全部补给，必须从内地征集大批粮秣转运，所以后勤一直非常吃力。更何况，运输的成本几乎是就地征措的10倍，实在是得不偿失。见到对方的条件之后，钦差大臣考虑到赎金完全能由西藏高层自筹，而两边的贸易事务也不会对内地有多大影响，竟然就轻易同意了这个秘密协定。西藏地区的人民利益被牺牲了。由此可见，清朝的所谓大臣们，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合约简直就是传统，即使在乾隆盛世，也不以这种窝囊的交易为耻，国家的利益只不过是他们交换安逸生活的筹码！
1789年，藏廓双方在济咙达成了协议。西藏方面赶紧筹措银两交于廓尔喀人，廓尔喀人在收到第一笔款项后便全数撤离，并且派遣使节入朝进贡，清朝方面于是“撤兵撤兵，天下太平”。首次清廓冲突就这么草草收场。乾隆皇帝十分高兴，封赏了办事官员，并册封了廓尔喀的幼主和王叔。
由于本次边患轻松解决，藏地的军事防御仍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清军只是从拉萨和临近四川哨卡抽出150多人驻防后藏，然后征召本地人扩充藏兵的数量，并要求他们与绿营一起训练和巡防。清朝官员的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清朝的官员们真的是高估了藏区的财力。在第一年的钱款应付过去之后，藏区便再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去“购买和平”了。由于藏地此时的大部分资产都掌握在藏传佛教的地方势力手中，而他们当然不会拿出钱来弥补战争赔款。于是，所有给廓尔喀人的钱财都需要从藏族的老百姓手中征集，这让原本就贫穷的他们雪上加霜。
钱当然不是海绵里的水，压榨到了一定程度，没有了就是没有了。1791年，廓尔喀又派人索求第二期赎金，藏区高层先后派出两批代表，各携150个银元宝去谈判，想要彻底终止协议。廓尔喀方面当然不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六世班禅的遗产还在你们那里，哭穷也得有人信啊。于是，他们不仅不接受新的条件，还袭击并俘虏了谈判代表。之后，廓尔喀人再次出兵进攻聂拉木等要地，后藏脆弱的防务旋即又被击垮。
战事再起
战争再次爆发的消息传入北京，乾隆皇帝这才意识到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武功含有多大水分。于是，他重新审视现在的局势，采取了比两年前更为有力的措施来挽回局面。首先，他急召两广总督福康安进京商讨，并授予其对西藏一切事务的全权处理之权。然后，他又任命战功卓著的海兰察作为他的副手（与电视剧《李卫当官》里要刺杀年羹尧的那个哥们儿同名），同时调遣100名精锐侍卫跟随。最后，从四川抽调屯练、土兵和绿营进入藏区，并派遣部分由索伦兵和藏区绿营构成混成部队作为辅助力量。本次征讨大军，估计参与集结的部队数量超过13000人！
整个部队的集结和进发共耗时半年，直到1792年初战斗才正式打响。虽然由于准备时间长，对方已经加强了防御，但福康安还是信心满满。战争打的是情报，他通过派去廓尔喀境内的情报人员，以及尼泊尔其他部落的商人和战俘，获得了不少详细信息，甚至连都城阳布（加德满都）的绘图都搞到了。同时，他还大造舆论，向与廓尔喀处于敌对状态的周边势力发去书信，要求合力围攻。不过，这些地方势力响应并不热烈，因为他们无法预计到清军能推进到哪里，不想给自己日后招来麻烦。
福康安
战争的进行确实印证了福康安的信心。1792年，清军兵分几路，开始进入进攻角色。福康安率领6000-7000人的主力，沿济咙方向发起进攻。成德则带领3000余人从聂拉木进发，作为侧翼牵制。
此时廓尔喀人见对方分兵，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自己的兵力更加雄厚，除了能加紧固守各个要隘，还有余力派遣小股队伍主动出击。清军在消灭一支约300人的敌军分遣队后，行进到对手重点把守的济咙官寨。
济咙官寨位于一处山岗之上，外围加砌了一道高约6-7米的石墙，石墙之外还摆放了鹿角、尖桩等障碍物。另外，此寨四周还有其他的防御工事，与主阵地遥相呼应：临近河流的西北方向修筑了碉卡，掩护取水地点；东北、东南方向则各有一座碉卡拱卫，山下的喇嘛寺也被利用起来充当前沿据点。看似完善的工事群难不倒有局部兵力优势的清军，福康安针对每一处防御阵地都作出了部署，定于子时同时发动进攻，让守军无法互相支援。
6月28日，战斗进行的毫无悬念，清军很快就夺取了东南高地上的碉卡和山下的喇嘛寺。西北碉卡的廓尔喀人为保护水源，进行了非常顽强的抵抗，福康安也不得不将刚刚占领东南碉卡的部队调过来增援。清军的火力优势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一声惊天炮响之后，西北碉卡被轰塌一角，工事内的守军这才崩溃逃散。许多慌不择路的溃兵跳进河里，而没有落水的人则被等待已久的索伦骑兵所杀。
东北方向的进攻同样艰难。虽然碉卡的顶部两层早已被清军的燃烧弹点着，但是廓尔喀士兵仍然退入底层放枪据守。碉卡砌垒的时候，用的都是整块巨石，外部非常光滑，所以清军想要攀爬就显得极为吃力。这样一来，清军士兵必须要在对方可以从容射击的情况下攻坚，因此迟迟无法成功。到傍晚时分，猛烈的火势终于蔓延到底部，使得碉卡从内部坍塌，整个阵地才落入清军手中。此时的牢固的工事内，只剩下2个活人。
坚守官寨主阵地的廓尔喀人非常顽强，他们依靠高大石墙击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然而，由于外围据点已经全部丢失，清军得以集结全军进行合围。为了攻破对方的牢固工事，清军在临河碉卡及东北碉卡所在的位置部署火炮，集中轰击官寨的枪炮眼、瞭望孔，以掩护架梯攀爬以及拆除石墙的部队。饶是如此，直到当晚19-21点，清军仍未能攻进官寨。此时，天降大雨，将士也疲乏至极，有人建议主帅稍事休整。但福康安却认为，此时正在关键时刻，不应该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于是继续催督进攻。鏖战至晚上23点，官寨的东北面才被攻破，清军蜂拥而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福康安上报对手阵亡人数为647人、俘虏人数为198人，但不包括跳河和跌落悬崖的逃跑者。而清军自己的损失则没有详细记载。
不久之后，福康安以前写出的信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廓尔喀人已经得到了周边势力可能合攻的消息，心中大凛。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不但要应对两路清军的进攻，还得提防其他蠢蠢欲动的敌对势力，很难再抽出大量兵力来增援前线。结果，各个要隘据点只能是各自为战。为了增强实力，他们赶紧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求援，但是后者除了忽悠他们签署商业合约外，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到7月27日，清军势如破竹，已接连夺取了热索桥、协布鲁、东觉山等据点，深入廓尔喀境内。
廓方终于害怕了，慌忙提起第一次议和，并送还之前俘虏的西藏贵族以及绿营官兵。这一步棋其实下的很臭，因为其中一个战俘提供的军事情报，险些让廓尔喀人万劫不复！就在福康安接收战俘时，其中1名绿营兵声称，阳布（加德满都）城内现有守兵5000-6000人，其周边地区布防兵力约6000-7000人。虽然他提供的兵力数字未必准确，但也能反映出廓尔喀人将防御重点完全定在了都城一带的情况。
福康安作为全权代表，针对议和提了几个条件，结果对方既无回音，也未主动撤军。于是清军继续向加德满都方向进攻前进。也许是因为战事进展过于顺利，福康安没有多重视那名士兵提供的情报，忽略了己方兵力处于劣势的事实。要知道，这个国家最多可能动员兵力也不过20000余人，自己已经打垮了四分之一，再加上自己的火力优势，他当然对击败敌人有信心。
此时的清军，除去分防后路、阵亡、疾病、事故死亡之外，还有约6000人能参加战斗。不得不说，福康安的能力确实很强，经过连番恶战之后，他依然还能有保有如此的战斗力。之后，他们又噶勒拉、堆补木等几处防御阵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此时谁也不知道，清军连胜的脚步即将停止。
不久，清军来到廓尔喀帕朗古阵地面前，这座阵地占据高地，在绵延数十里的山地上有好几十座防御工事。山脚下是一条河流，河水湍急，唯一能渡河的桥梁也被守军的南北两岸工事围住。整个防线纵深化、立体化布置的相当出色，根本不是之前那些孤立的据点可以比拟的。看此情形，连悍将海兰察都不禁心里打鼓，向福康安建议不要着急进攻。但福康安已经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不予理会，仍旧按照以前的作战方式，安排好各路部队发动攻势。
清军开始的进攻还比较顺利。他们先是驱赶北岸的守军，迫使他们撤退至南岸后。之后又击退了南岸的守军，夺取了大桥的控制权。之后，这路清军又马上开始仰攻山上的阵地。远处的第二支清军则在另一处搭起浮桥渡河，也向山上的廓军发起强攻。但是此时，无论地势还是兵力，廓尔喀人都占有优势。而且由于上山的途中都找不到巨大的石块和植被，清军完全暴露在对手的交叉火力之下。
激战良久，廓军的左翼出现松动。总兵张芝元见到战机，居然只带100名金川兵就冲入阵地，结果中了埋伏，只有自己成得以功逃脱。同时，右翼阵地的守军也将海兰察的进攻部队压的死死的。更为危急的是，清军强攻不下之际，廓军阵中突然窜出一只人马，直扑桥梁，企图切断清军的退路！
强攻无望，后路又有危险，万般无奈之下，福康安下令撤兵。但此时部队已经不好控制，很多人在仓皇渡河的过程中被打死。最后，撤退的损失甚至超过了之前的攻势阶段。幸好廓尔喀人已经被福康安之前的神勇吓破了胆，没敢追击，清军主力这才得以退回。羞愧难当的福康安把自己关入营帐25天，没有会见任何官员。
不过这次挫败并没有影响战争大局。清军的另一路偏师也已经杀入境内。此时廓尔喀人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分头防御了。1792年9月，清军大军已经聚集在廓尔喀首都阳布城外，这座古城无险可守，廓尔喀内外交困，不得不请降。乾隆示意，准其归降。
阳布地图
此时清军没有彻底的消灭敌人，有内外两个原因。内因是清军自己的问题。原本福康安手中还握有6000兵力。但根据其本人的汇报，帕朗古一战之后，可用于作战的兵力只剩下不到5000。原计划中应该驰援额的数千四川军，眼下到营的才不过500人。另外，清军水土不服，除了伤员，营中还要多看680余名病患。后勤补给的情况更加恶劣，原本应该征集到的官兵口粮只有30%到位，现在已经消耗殆尽。而应该采办到的800多头牛只有200抵达，一起购买的12700多只羊现在也只剩下1600多只。这样的后勤状况，已经不可能支撑清军进一步作战。外因则是如果此时福康安不撤兵，很有可能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恶劣天气被困在尼泊尔境内。以清军当时的兵力，一旦陷入持久战，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历时两年多，牺牲了两千多名清军战士，清朝在异域扬威，总算是把藏地的平静恢复了。作为“十全武功”的收官之作，还能算是说得过去。同时，这场战争还造成了两个比较重大的影响。一个是宗教上的：由于噶举派红帽活佛沙玛尔巴表现实在拙劣，乾隆皇帝一气之下，禁止了红帽活佛的转世。这一禁止便经历了近200年，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红帽活佛才再次接续。第二则是国际关系上的，由于本次战争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眼前进行的，看着骁勇的廓尔喀士兵被清军打得如此狼狈，英国人有些害怕了，对清朝的恐惧持续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可以说，福康安和他手下的清军，为大清国打出了五十年的和平。
总结
从这次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个人认为应该把两次廓尔喀战争视为一次战争的不同阶段，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日后清朝可以毫不犹豫的签署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了新的认识。面对一个自己稍微认真就可以轻松击败的对手，清朝的官员仍然可以打着“仁义、公平”的名义让人家欺负，可见苟且到了什么程度。可见，日后清朝的一系列外战失败，武器、科技的差距只是因素之一，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由此可见所言非虚。
